大西瓜 绘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明显影响，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的城乡差异最大。城市生源毕业生的就业率(87.7%)与农村生源毕业生就业率(69.5%)相差18.2个百分点，而且前者比后者的月薪也高出654元。

　　而另一条报道则援引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对近5年城市籍和农村籍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统计结论：农村生源毕业生就业率与城市生源毕业生无明显差异。

　　两个明显不同的结论让人困惑，城乡大学生就业到底有没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

　　正方观点   

“城乡大学生就业差别大”是个伪命题

　　中国是特别注重人情关系的社会，当人情关系转变为能够规定“差序”的力量时，“人情”、“关系”因素在毕业生找工作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城市出身的高校毕业生，要比农村出身的高校毕业生相对好找工作，的确道出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部分真相，但绝非全部事实。毕业生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单方面的某一个因素、某一个环节并不能决定就业整体或全部的成败。

　　不可否认，农村生源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可调用的资源相对较少、信息获取相对较难、就业渠道相对较窄、求职成本相对较高以及部分用人单位招聘过程不透明、存在就业歧视等问题，加剧了农村生源毕业生的就业困难。但这些只是外部客观原因，并非决定性因素，还应看到农村出身的毕业生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换言之，农村生源毕业生的就业过程或许更艰难，但就业结果并不必然是“无业可就”。通常来讲，农村生源毕业生求职观念更加务实，求职积极性更高，就业主动性更强。随着用人单位的招聘工作更加务实，多看重毕业生个人品质、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更倾向于录用淳朴厚道、吃苦耐劳、踏实稳定、务实执着的农村生源毕业生。近年来，无论是工作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是扎根基层、服务一线，抑或是自主创业，农村生源毕业生都不乏干事创业之人，不缺少建功立业之人，且规模、数量和比例都不在少数。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党和政府在制定和完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之时，着重加强了对农村生源毕业生和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尤其是近年来，有关部门推出了针对就业弱势群体的系列培训活动，对就业困难的毕业生实施重点援助，积极促进农村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城乡毕业生均无差别地受益于积极的就业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农村生源毕业生在某种程度上受益更多。社科院蓝皮书中的数据只是抽样调查，并不能涵盖全部毕业生，存在以偏概全的嫌疑。

　　英雄莫问出处。家庭背景不应成为成功的“隐形门槛”和固化阶层的先赋性因素，“知识改变命运”不应失灵。由是观之，考量毕业生就业，除了关注毕业生的城乡差异及就业率的高低，更应反思这种现象背后的问题，知晓影响就业的关键性因素，有针对性地做好指导服务工作。

　　增长或发展的成果如何惠及所有的人们，尤其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如何形成？舒尔茨创立了“穷人经济学”，在舒尔茨看来，穷人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基本观念与城里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造成穷人贫穷的绝不是他们的观念落后，而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农业部门的制度性歧视。因此，制定切合实际的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当成为现阶段社会政策面对的选择。只有选择合理的社会政策，建构较为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才能真正为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郭立场 作者系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师）

　　反方观点   

社会发展失衡必然扩大就业差异

　　最近，教育部网站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在城乡生源毕业生就业率有无明显差异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其实，看毕业生就业，不仅要看其数量，还要看其质量。城乡毕业生的就业，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着差异，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当前我们需要认真做的，是找到原因，然后对症下药。

　　我们不妨先从高等教育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高校设置的类型化和有待完善的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是造成大学生就业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重点大学的就业率最高，就业质量也最好。这与社会各行业对该类学校的充分认可有关。高职院校的就业率很高，但质量并不看好，这也是一些学生宁愿读普通高校也不愿就读高职的根本原因。就业数量和质量均不理想的是普通高校，就接受教育的成本而言，与重点大学没有什么差别，但所面临的社会境遇，却并不比高职优越多少。

　　学校有差别，本来不应大惊小怪。然而，这三类学校的生源性质，却很值得我们思考。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很低，北京大学大概在10%。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70%的学生来自农村！这与当前的高考制度和招生政策有关，也与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有关。如此，城乡大学生就业存在差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高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不科学、不合理，也是造成就业差异的重要原因。重点大学专业发育好，教育质量相对较高，自不待言。高职院校办学灵活，适应人才市场能力强，因而就业率较高。而众多普通高校求大求全，违背教育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行为，必然导致学生就业形势的惨淡。此外，高等教育理念的错位和教育评价标准的异化，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又一个原因。

　　不过，城乡生源学生就业的差异，决不单单是教育行业的问题。从本质上说，仍是一个社会问题。

　　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发展平台，是每个人的权利。农村学生希望到更发达的地区、更有发展前景的部门工作，是值得整个社会支持的美好愿望。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蓬勃生机。然而，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农村学生的个人发展必然会受到许多制约。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的局面，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社会分配差异过大和人才评价机制的不科学，直接催生了这种差异。成百上千人使尽浑身解数竞争一个编制的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当今社会并非人才过剩到大学毕业生都难以就业的程度，只是人们对许多职业没有足够的兴趣而已。

　　再次，人才市场既然被称为市场，就要让它按照自己的规律、规则运行，尽量少一些人为的干预，尤其是不良政策的干预，给每位毕业生一个公平均等的机会，才能保证社会方方面面的良性运转，而不致因类似的差异积聚矛盾。

　　城乡生源毕业生就业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看到差异，便立即联想到“家庭背景”，而不是从更深广的社会、教育层面反思问题，未免失之狭隘。教育部门希望通过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政策、采取切实有效的帮扶措施，来增强农村生源毕业生的求职竞争力，无疑是一个惠及社会的良方。（单承彬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让社会流动更畅通教育义不容辞

　　当代中国大学生生活、就业和价值观调查研究发现，家庭背景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大学生城乡背景差异带来的就业落差揭露出一个基本事实：以高等教育为代表的教育体系沦为社会中上阶层把自身社会地位优势传递给下一代的重要工具。没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出现了就业难、就业质量不高的状况，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降低，直接导致了一些具备成为社会精英潜质的孩子们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且循环反复的话，就业分化的最严重问题是打破了应有的社会向上流动路径和机制，打消了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信念，固化了社会阶层的分隔，将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层，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按照常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同时是高等教育摆脱属于少数人的精英教育影响，走向多数人的大众教育，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是一个推进社会公平的过程。中国却出现了农村家庭背景大学生就业难的不公平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是根本原因。中国高等教育模式主要特征包括：国家资助和控制、集中的规划和政策制定、强调大学专门化分类，其本质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反观大学生的就业率，为什么高职院校就业率会高于普通大学甚至重点大学？原因就在于国家教育体系对高职院校的资助少、管理少、控制少，高职院校的招生规模、专业设置、就业培训与市场需求非常紧密。

　　第二，阶层间社会地位差距拉大是深层次原因。中国历来是一个关系社会，除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只看不到的手——社会关系网。故而，城乡背景大学生就业差异实际上是家庭社会地位差距拉大的表现，占据优势的社会阶层力图有效地最大程度地维系已经存在的不平等，自然会利用手里的社会资源或者关系网络来帮助子女提高市场“竞争力”。

　　第三，用人单位潜规则是直接推手。采取何种标准、录用什么样的大学生是用人单位的自由，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干涉，而问题却恰恰出现用人单位的潜规则上。公有制单位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香饽饽，近些年多受大学毕业生追捧，而家庭背景对能否进入公有制单位就业存在显著的影响，却对进入私营单位没有影响，这意味着公有制单位违背了社会公平和机会均等原则，这是导致城乡背景大学生就业差异的直接原因。

　　此外，素质教育的缺失导致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在专业技能上的差异可能不大，但在综合素质上却存在不足，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教育是最好的社会向上流动渠道。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是由国家教育部来进行集中管理的，高等教育政策本质上就是国家政策，因而高等教育体系对推进社会公平、改变社会阶层固化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大学生城乡背景差异带来的就业落差并非教育部门一家的责任，也不是教育部门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既要在整体上推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也要深化高等教育体制和公有制单位用人制度改革，还要从小就重视素质教育，从而疏通社会向上流动渠道和机制，帮助每一个中国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己的“中国梦”。（田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