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博士生来说，准备去哪儿，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都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如果大部分时间与刊物级别、截稿日期、文章篇幅打交道，似乎也顺理成章。读书、写作本是一名博士生的基本生活状态，科研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其在职业共同体中的位置。通过答辩、戴上方帽子、照过相，奔赴一个好的前程，博士生的生活似乎就该这样，但如果仅满足于此，则未免有点单薄。

　　与前辈学者不同，“80后”的博士生大部分都没有走出校园的经历，从决定读博的那一刻起，其学术轨迹乃至生命轨迹就基本固定。身在校园，直接面对的是师长、同学抑或专业同行，而专业之外的人不知道博士生在做着何种研究，博士生同样也充耳不闻或者无力评判外面的流行文化。这大概就是福柯所说的“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在知识学院化、学术专门化、学术活动非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研究某个问题，澄清某种疑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纯属私人化的问题，然而身处大时代，博士生又不可能不被裹挟其中，个体性的问题只有在过往历史积淀与当下时代关怀的交流和碰撞中，才有可能真正产生意义。我们除了在自己的小时代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大时代的剧目中，同样不应缺席。从我们预备成为一位知识分子开始，至少有两点是应该努力的方向。

　　一是改变面向学院、背对公众的写作姿态，避免成为孤芳自赏的局外人。有时候，不是缺乏才能、勇气抑或是政治态度，只是博士生们习惯了在纸上跋涉，不善于发现自己的受众，偏狭地以为对话者只限于学者同仁，所以即使偶尔想发出声音，其声音也不免空洞无力。学术领域的专门家们之所以对公众影响甚微，归根结底，是没能学会公共话语，这种话语的受众不应仅是学者，更应是一般公众。如果博士生仅仅关注着形而上的普遍知识，对公共文化领域的问题熟视无睹，那么，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博士生就类似于看不见的人，甚至是多余的人。事实上，当前博士生的生活既不是一派美好，也不是一团漆黑，不论是复旦投毒案，还是横扫神州大地的雾霾天，对于象牙塔里的我们，都是切近而体己的。如果仅仅停留在纯粹学院派研究上，无法从精致而无目的的思想游戏中脱身而出，那我们就错失了时代赋予的机会。

　　二是坚守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当前公共文化中并非缺乏年轻人的声音，1980年代以后，在市场化浪潮下，消费文化市场的迅速扩张，催生了一大批媒介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热烈讨论着看似严肃的公共问题，甚至引领着大众的价值判断。问题是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遵循的往往是隐蔽的市场逻辑，而非真正的公共立场，他们是否能把握时代的方向是值得怀疑的。从市场逻辑出发，他们的“公共性”不再具有批判反思精神，而是从技术层面探讨公共问题，甚至迎合公众的消费文化。大众流行文化的盛行，进一步压缩了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空间。如何在知识高度专业化、元话语被解构的今天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角色，检视公共事务中的不足，是博士生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生存空间越是缩小，让自己的声音不在时代的大潮中淹没就越显现出紧迫性。专业的权威性和自主性是学院知识分子走向公共生活的根基，没有专业优势，在消费市场上就很难与那些技术专门家们抗衡。

　　反观中国，“五四”以降，中国知识分子从远涉重洋到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救国救民到投身革命，他们承载了历史的重担。今天我们不再面临民族危亡的险境，但现代性的危机依然紧迫。现时代的博士生，潜在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各种公众事件以及围绕他们的喧嚣，理应从各种解经的缠绕中抽身出来，让理论化的思维邂逅日常生活的操练，如果我们遗忘当下生活，那么我们也终将被历史遗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