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多数大学不同，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完全由政府行政机构领导和管理。

　　1951年后，政府将一切资源收归公有、全面实行计划体制，所有私人团体都被有计划地改造成国有“单位”，大学也就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整个中国的大学全都变成了官办大学，置于行政权力的全面控制之下。大学的经费由政府划拨，招生计划与毕业分配、教学内容、科研经费及课题都被上级党政部门掌握。大学还被赋予了行政级别，从而名正言顺地成了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大学的主要资源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大学的校长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并且享受行政级别待遇。

　　正因如此，大学成为政府的复制品和附属品，大学内部的机构设置对应于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各类处室、各类科，以至于一些学校出现了“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的现象。

　　总体来说，大学的行政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学与政府关系成为完全的上下级，缺少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是大学内部的官本位。外部行政化使大学被作为政府的行政部属性组织，从而丧失了大学精神。内部的行政化使大学不再定位为学术机构，而是逐渐退化为行政机构，学术氛围不断衰减。学术逐渐被侵蚀的大学自然沦落为行政的附属品。

　　行政部门把本该属于大学的内部治理权（如校级人事，招生、经费使用等）控制在自己手中，行政部门直接介入大学的内部管理体系中，大学只能作为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进入行政系统中。这样，一些行政部门成了大学的对外延伸，而大学则成了行政机关的对下的延伸。大学就这样成了行政部门的一部分，大学就是这样被行政化。

　　“行政化”后的大学完全依附于行政权力，离开了上级行政机关的权力“关照”，大学无法实现完整的管理，甚至于无法正常运转。没有行政部门的认可，就没有招生计划与指标，就没有生源，也就没有生源所带来的这一部分收入。行政部门还介入学校的土地划拔、基本建设、设备添置、科研经费投入，于是产生了一个灰色地带，成为腐败的温床。许多本是大学内部的事情，却完全不受大学所左右，大学只能拼命去找行政部门争取支持，大学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去落实各线与各块的行政机关布置的任务，努力领会上级政府部门的指示，“跑部钱进”，离开了这些行政部门，大学寸步难行。

　　在这样的体制下，政府行政部门的一般官员来高校“检查”，就可以让一校之长停下手里的工作作陪，还要对口的学校行政人员跟班服务，再拉上若干教授装点装点；学校里年龄不大的一名行政官员，就可以对资深老教授发号施令。在行政化的桎梏下，校长要周旋于各种官场应酬之中。大家都围着行政化下教育拨款转、围着官员任命权转、围着由此而衍生的各项考核转。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恢复大学本来面目？

　　大学实际上成了一个行政机关。大学有自己安保部门甚至派出所，要维稳，学生的生活和就业，教职工的生活及生、老、病、死、退都得由大学操心。大学和行政部门一样建立了科层制结构，确立了一个以内部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管理体系，这个管理体系又是围绕着外部行政权力运转的。它和外部的行政机关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上下级的关系。行政思维与力量深入地影响到了大学的方方面面，大学有一大批“行政”人员与上级行政部门对口，被授予了行政官僚级别，大学也往往是这些人当家。学术权力在行政权力的裹挟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行政权力具有强制性、科层属性，与学术特性相违。以行政为价值本位,行政权力过多地渗入到大学,行政结构、行政运行机制、行政行为方式等在高校延伸和泛滥，进而使大学变为一个等级森严的行政机关。

　　大学需要行政管理，但如果大学演变成了“衙门”或“衙门”的附属品，则不会存在理想生成的空间，前景堪忧。去行政化就是依法治校，逐步弱化政府对高校的直接干预，减少直至消除政府对高校的行政指令，恢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目前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教育资源从“行政权力主导型”向“专业工作者主导型”配置模式的转变；建立高校管理人员的自我约束机制，强化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提高教育服务质量，更好地培养人才。

　　（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