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的行政化，是现在被人们诟病最多的事情，认为这是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人才的一个根本症结所在。这样说教育行政化的弊端问题，当然是不错的。大学教育不按照学术轨道运行，办成了唯唯诺诺的官府衙门，还能称其为大学吗？但是，如果再认真考察一下，这种行政权力独大的情况不仅在大学教育，也不仅是教育领域，而是一个在知识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在我们批评大学教育行政化的同时，还要进一步看到，行政管理本身也是有专业化分工要求的，目前大学的教育行政也是一种官本位体制，把社会管理的行政和知识管理的行政搞到了一起，这就把不同行政的不同功能也给搞混乱了。

　　官位有高低，职业有分途。公共行政和学校行政在职能上有很大的区别。公共行政是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管理，要求令行禁止、执行得力、落实到位。“学政”则是专业化的知识管理，是通过开发与整合智力资源，为发扬学术、开发智力、活跃思想、培育人才服务的。一个学校、系科和学术部门的单位领导，乃至中央与地方的教育官员，都可归为“学政”系列。两者一是务“实”之职，一是务“虚”之职。

　　行政之官与“学政”之官在管理类型的区分上，一是权力型管理，一是权威型管理。前者行使的是国家法度，这是具有强制性的权力之管。后者旨在开发民智，培养人才，需要通过正确的政策引导发挥非强制性的权威之管。两者虽然都是管理，却是两条道上跑的车，管理方式大有迥异。知识管理的目标是为知识的生长提供组织的、物质的、智力的资源保障，属于比较典型的权威型管理。相比于更多地运用强制方式的公共行政管理，学术教育单位的领导者是以搭建起一个知识生长的平台为己任，其行为方式更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会议主席——既要让每位与会者都充分发表意见，又要使大家在知识的交流中相得益彰，能够在众说纷纭中掌握住讨论的方向。

　　营造好一个有利于知识成长的学术环境，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分工发达的社会，人们对一个著名大学校长的尊重，并不亚于对总统的尊重。甚至认为，一个好的总统，未必能胜任一个好的大学校长。这种尊重，是基于大学校长是学术知识监护者身份的认识，表达的是对文化教育的尊重，也说明社会对两种不同功能的管理差异已经有了普遍的认知。

　　行政管理活动是通过强制、说服、示范、引导等手段来实现其管理目标的，核心是以权力规范人们的行为。知识本身无疑是一种权威力量，但这属于是影响力的权力，而不是强制性的权力。知识传承和知识创新的活动，是人们探求真理的科学活动，需要自由开放平等理性的学术氛围，彰显的是掌握知识、通达学术的能力。所以，知识管理活动有别于其他行政活动，具有为发扬学术自由、维护知识传承提供条件和保障的服务性质。不能靠强制力进行直接干预，不能以领导方面的意见决定一切，其主导性意见需要通过说服、示范、协调、沟通的方式，形成大家的共识。这是一种指导性的行政管理活动，需要管理者具有良好的知识理念和学术修养。如果不懂得治学之道、教育之方，就无法有效地进行协调和沟通，不能发挥人们知识创造的积极性，甚至会陷入“失语”的尴尬境地。

　　我们的教育体制受苏联的影响很深，教育行政化的根基比较深厚，迄今仍然还是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仍通行以行政级别来评价一个学府的水平高低。由于学术教育单位的管理是政府行政的延伸，“学政”的职能角色一直是比较模糊，时有不符合知识发展规律的行政干预。这是学界很是有些尴尬的地方。

　　改革开放前，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常有“外行领导内行”的言论，这是知识分子对治学之人管治学之事的一种冀望。现在的知识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各高等学府的领导者不乏高学历、高职称，不少还是有知名度的专家学者。这应当是“内行领导内行”的局面了。但还是不断出现一些“强按牛头饮水”的“教育改革”，假冒伪劣的“科研成果”，学术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减，而且有些还出自一些著名学府。这说明，即便是知识分子当政，也不能保证就一定能按知识规律行事。其根本问题，就是要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剥离开来，各行其道。从大的方面讲，这就是在国家层面上如何实现学术发展的问题；从微观方面讲，这就有一个切实保障学术权力的机制问题。

　　在目前的情况下，以行政权力管理学术固然不可取；完全靠学术力量进行自我管理，也是难以应付单位内外上上下下的各种繁杂事务。最需要既通晓为学之道，又有行政管理之能，能够把学术和行政结合起来的“学政”型管理人才。我们所说的“学政”，是从事知识管理的“内行”领导，在形成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分工合作的管理格局中，有居中协调的权威地位和平衡作用。知识管理所要求的行政权力，是为学术自由提供保障的权力，越是能促进知识的进步，其权力也就越有力量。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业要求。

　　“学政”固然最好有一定的学术经历，但学术水平的高低，与管理能力并没有太大关系。需要警惕的倒是某些对知识并无诚意的学界人物。不但要以名求权，谋求政治的权位之实；还要以权求名，谋求学术上的权威之名，其危害更甚于一般政客。

　　“学政”需要通晓为学之道，但大不必以学为能。学术已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当政，固然有知识的诚意，但也有向知识管理的角色转换的问题。专家只是通达一门之术的专家，学者于知识管理未必就内行。其角色转换的关键所在，是要区别学界领导与学术领袖的不同。学界领导是知识管理者，不同于学术领袖。学术领袖是引领学术潮流，在学界开宗立派的前沿人物。学界的行政领导则功不在此。就一般而言，从学术改行到行政，也就给他的学术高度划上了终止符。这是职业分途使然。试图官学两得，以官助学，往往事与愿违，把知识创造的高智力活动变成了一种重复性的简单劳作，甚至会形成“武大郎开店”的局面。学界行政领导的职责是发挥整个学术团队的自由思想和创造精神，需要懂得知识管理的藏“拙”之道。所谓藏“拙”之道，一是要有“兼容并蓄”的雅量，能够容纳各种学说观点的生长和发展，不会以行政权力把某家某派某人的意见定于一尊；二是要有“无为而治”的作风，遵循知识创新活动的客观规律，能够为人们创造力的充分涌现提供广大的自由空间。可以说，一个能够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体制环境，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摇篮。

　　诚然，知识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管理活动，但也没有太多玄妙可言，就是提供一个能够保障学术自由发展的制度环境。说到底，无非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老话：一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要义就是，尊重知识发展的客观规律，营造以人为本的学术发展环境。邓小平“文革”后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主动请命主管教育科技领域，宣布他的任务就是要为专家学者当好“后勤部长”。这才是政治家管教育，真正懂行的知识管理方式。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新闻链接：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以下简称《规程》）于3月1日起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国家级的“学术委员会规程”。《规程》对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及运行等重要问题分别作了规定，其中明确规定学术委员会中，党政领导不超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规程》的实施，为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相互配合，探索教授治学，提供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