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控型”管理:高职院校内部管理的变革方向

吴景松 赵银生 董辉

苏州职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

伴随着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政府主导下的“三角关系”开始松动,传“统计划体制”的刚性外控逐渐转向院“校自我调节”的内控系统。如何加“强内控”型管理,已成为高职院校管理亟待研究的现实课题。

一、高职院校对“内控”型管理的呼唤

我国高职院校的诞生与发展,本质上是政府、院校和市场相互博弈的一种权利安排的结果。由于高职教育市场尚未成熟,我国采纳政府形式的权利安排去发展高职院校。这种“外控”式干预为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并未使院校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生存机制。其结果是引发高职教育发展的新一轮困境,突出表现在:

(一)特色与趋同的悖论

高职教育兼“具高等性”“与职业性”,追求自身特色是高职教育发展的本真内涵。然而,曾盛极一时“的专升本”趋同热潮,导致高职高专毕业生在自己的岗位群中相对于本科生仅有“弱竞争优势”,已初步反映了高职教育因定位不明、特色不彰而夹缝求生的窘迫。

(二)规模与质量的矛盾

从高职教育体系自身的发展生态着眼,当前的高职教育也同样遭遇了规模与质量的矛盾纠缠。在“三改一补”框架下,多数院校经“由升格“”、改制”而来,高职办学经验严重不足,往往停留在压缩型本科教育的轨道上。加“之双师型”教师的严重匮乏,学校组织管理建设相对滞后,办学绩效差强人意,质量与规模的矛盾迅速显现。

(三)目标与条件的背反

我国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可以用“面向一线“”、全面发展”“、应用型专门人才”来概括。眼下,绝大多数高职院校都面临着“办学难“”、育人难”、“就业难”的瓶颈,这不能不说与高职院校当前办学条件的不利休戚相关。由于我国高职教育在招生、投资、课程、教学、认证等环节的不尽合理,使得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缺乏高质量、专业对口的生源,办学经费又严重不足,同时还苦于课程设置的狭隘性以及培养模式的陈旧性,学生的学历证书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意义也不够明显。

毫无疑问,以上诸多弊端与单一的政“府外控”引导相关,导致高职院校难以培养社会经济转型期对应用型高等技术人才的需求。政府对院校的全能“外控”必须转向院校自主的“内控”,进一步落实院校自主权,使院校能以理性自主的行动去破解冲动和被动的僵局,敏锐地把握市场需求和积极变革,最终推动高职教育的新发展。

二、高职院“校内控型”管理的内涵与特征

内部控制是针对法规政策框架下的外部控制而言的,它是一种补充契约,以保证院校功能的有效发挥,从而更好地实现院校目标。依据美国CP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of the Tread way Commission)的观点,内部控制“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1]五大要素构成。它是一个受董事会、管理者和其他人员影响的过程,是为了保障经营效率和效果、内部和外部报告的质量以及遵守法律条例三大目标的实现。高职院校管理引入这一企业变革理论,目的是应对来自高等教育市场化及其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挑战,以期实现自主自律生存背景中对外部绩效诉求的回应。其具体内涵与特征体现在:

(一)效率与民主兼顾的院校建制“内控”型高职院校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现代学校制度”,兼顾效率和民主。院校党政部门的领导权将在法律框架内得以进一步规范明确,实“现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有机结合的和谐领导体制。其结果必然是,领导不再是校长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任务,而“是在一种共同文化下、在合作性工作之中发生的集体行为”。[2]与此相应“,内控”型院校将祛除以往系部职能分散、竞争力不足的诟病,以市场为导向、以绩效为目标优化系部设置,明确职能划分,充分调动系部的主动性,使高职院校基层职能机构成为提升学校整体竞争力的堡垒。很显然,高效而规范的制度也“是内控”型高职院校建制所必需的。有效的院校制度体现为一“种内生”性制度,亦即在不完全排斥外部环境影响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记忆和学习机制对外部政策、需求进行理解、消化、选择进而内生一种应对行为,并将之融汇入自身的制度体系之中。

(二)经营与管理相融的组织行为面向社会需求自主办学的高职院校在组织行为上更加突出经营和管理的交融。从世界范围观之,发达国家高职教育变革的共性之一就在于“行政即服务,管理即经营”理念的扎根。如前所述“,内控”型高职院校既脱离了与政“府上行下效”的隶属关系,又打破了与社“会相互隔绝”的封闭状态,这恰恰为学校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条件。高职院校将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展开契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经营:首先,特色的教育产品开发。在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提供社会服务上另辟蹊径,应对竞争。其次,充分的教育市场开发。重点是招生市场与就业市场的深度开发,以“出口”疏通带动“进口”的顺畅。一方面搞好人才市场调研,了解社会以及企业对人才的详细需求,搭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平台,形成学生就业网络。另一方面通过独具匠心的宣传和积极有效的公关,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再次,悉心的学校品牌开发。通过制定并实施各具特色的“品牌战略”,树立品牌形象、扩大品牌效应、促进品牌增值。院校资产经营与管理旨在推动产品经营、资产经营、资本经营的良性循环,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以实现院校收益最大化。

(三)务实与创新并举的组织文化

作为内隐的精神层面文化往往构成学校组织文化的“内核”,决定着学校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的基本走向。一所学校的组织文化,成为决定教育组织品质的根本因素,深深影响着学校组织的气候和风貌,决定着学校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高职教育长期扮演“末流教育”的尴尬角色,不能不说与其在组织文化上的“弱势”休戚相关。“内控”型高职院校必将在面向市场自主谋发展的过程中,着力重建高职院校的社会形象,在组织文化建设上下足功夫,打造务实和创新并举的校园文化。在制度层面,依据院校发展实际,完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探索人事制度、管理制度、培养模式、服务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在器物层面,将围绕学校健康形象识别系统开展多项设计和经营活动,在学校的名称与标志、评选模范人物、校园环境与建筑物以及自身传媒形象的塑造上做出院校特色。

三、高职院校“内控型”管理建构的具体措施

(一)搭建高职院校发展的政策平台

“内控”型高职院校的核心特征在于它的理性自主,在于它应对外部环境加诸的各种需求时能够保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主动而不盲从。第一,实现我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科学化、一致性,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提升职业教育政策的效力。第二,完善制度环境,实施毕业生认证制度“、双师型”教师资格准入制度、院校绩效问责制等,提升政府监管效能。第三,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合理布局高职院校,并继续促进社会广泛参与高职教育,并使参与的形式、途径以及机制等都符合新体制的运作方式。

(二)加强高职院校理念建设,熔铸“内控”灵魂

办学理念是学校组织文化的内核,是学校的灵魂所在。加强理念建设是构建“内控”型高职院校的关键,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在办学中借鉴并坚持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全面质量管理理念要求要将教育视为一种“服务”,将学生及其家长和社会视为“消费者”或“顾客”,要满足其需求;强调学校要建立一套“质量体系”,在学校管理中的质量控制涉及到学校的所有活动、关乎学校中所有的人,贯穿于学校工作的始终;其二,在院校管理中融入经营理念。高职院校在管理中融入经营理念,坚持应以市场为导向、以顾客为中心,为实现其办学目标,要充分挖掘、利用、有效地整合组织内外的各种资源,有意识地转化资源形态,从而实现资源增值。其三,在院校的组织发展中引入构建学习型学校的理念。学校需要培养其组织的“聪敏”性以求得对社会理性而灵活的适应。高职院校应遵“循小步前进、从建设学校共同愿景的高度开展人员培训、营造合作的组织氛围、学校领导从事务型向战略型转变”[3]等原则逐步实现院校的学习化改造。

(三)优化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构建“内控”系统

依据内控原理,内控机制的建立可以通过合约方法、监督方法、激励机制等途径去实现。从这个角度出发,首先明确学校管理者的责任,依据《高等教育法》与《职业教育法》重新界定党委与校长的权责,实现学校领导层之间责权利的平衡。其次,推“动两级管理,重心在系”的管理体制改革。借鉴英美等国的高职院校发展经验,充分发挥系部职能,培养系部与社会各界之间互动能力,充分激发系部之间的竞争意识及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三,建立院校与西部之间的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确保权力沿着公正、公开和高效的方向发展。

(四)提升高职院校育人质量,

确保“内控”成效高职院校加“强内控”型管理建设的重点应放在育人质量上。一是淡化学科性界限,课程设置最好因“单”而宜,不要固守多年来形成的专业、学科教学计划。同时,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用人单位需要积极参与实训环节的教学,辅助院校实现培养目标。二是师资力量的调配要紧紧结合订单的需求,在教师引进上,不应把着眼点放在引进博士、博士后或教授、副教授之类上,而应设法把那些在专业技术岗位上从事实际操作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吸引进来。并通过从企业中聘请工作经验丰富、技术能力强的工程技术人员来校任教,为高职院校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三是在专业设置上要正确处理好订单需求与学生个人需求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照顾学生个体对专业的学习兴趣和爱好,关注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发展;四是建立社会人才需求信息库,定期收集、分析处理相关信息,为学校专业设置、及时更新提供依据;五是建立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评估体系,邀请用人单位、社会人才资源机构等中介组织积极参与,为学校专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郑石桥.内部控制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P10.

[2]冯大鸣.美、英、澳教育管理前沿图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P 233-234.

[3]杜育红.论学习型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