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高专产学研结合的内外条件谈

山子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

近日笔者参加了“2005年教育部高职高专产学研结合骨干教师培训班”。通过专家们的报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有了一些体会。这些体会,概括起来说涉及到高职高专产学研结合的内外条件;其次是感觉到高职高专实际上走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前沿这些认识不一定准确,更不一定正确,表达出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高职高专产学研结合的外部条件

产学研结合已经被政策表达为高职高专办学的必由之路,也不仅仅作为一种模式或方式,而被作为一种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产学研结合,可以不依赖于一定的外部条件的。从专家们的经验介绍可以发现产学研结合搞得出色或者说“灿烂”的,这些外部条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或者是地处经济发达和较发达的地区,如沿海的深圳、宁波。如果这一条占不上,那么其所在城市还是属于较发达或经济景气指数较高的城市,如武汉昆明。如果以上两条都占不上,那么针对的行业是属于景气行业或朝阳行业,如四五星级的酒店业、新兴的食品检测业,与进出口经济紧密相连的报关业,或者当地发达的家族制造业等。如果这几条都不沾边那么针对的对象是效益好、实力强的大企业。如辽宁营口地区的一所农业高职校,针对东亚种子集团公司搞的产学研结合;昆明的一所高职校,针对昆钢搞的产学研结合。也就是说,这个条件是需求条件,即这些区域、城市、行业,或者只是个别的大中企业,存在着对高职高专产学研结合及其培养人才的需求动力需求就是利益,或者是为了利益。这种情况从学生及其家长的动力角度看,恰好也合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即对投资回报的追求。现在的高职高专,收费有的比本科还高,而其学历、学位声誉毕竟不如本科;如果还想继续深造,其难度也大于进本科。所以对学生及其家长而言,其价值追求目标,的确很容易锁定在追求投资回报这一点上。因此,高职高专的产学研结合,针对景气行业或朝阳行业,针对规范强收益好的企业,有其市场逻辑的必然性。越是在实现投资回报这一点上有功效,扩展一点说,越是在办学教学和培养各方面遵循市场多方需求,就容易获得多方的合力,从而越易获得成功。当然,外部条件中,政府的支持也是一条。这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兴起可以看出。但政府的支持不能离开市场价值规律作用的一般背景。离开这一点,政府即便支持,也很难持久。

二、悖论性的问题

说到这里,出现了两个悖论性的问题。一是经济最发达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其高职高专产学研结合,有一些学校搞得很出色,但整体上动力都很足吗?二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高职高专,是否也要搞产学研结合?如果是“必由之路”而必须搞,那么是针对本地经济搞,还是针对跨范围、跨地区的市场目标搞?

如果说经济发达的背景是高职高专搞产学研结合的优势条件,那么理应北京、上海的高职高专产学研结合,做得最好的覆盖面最大。但实际可能未必如此。这个原因,有该地政府方面的问题,如对高职高专的重视不够,兴奋点集中在大学的规模和追求一流大学建设上。也有当地大众心理不认可的问题,如在北京,学生及其家长的普遍心理是不上本科,几乎就不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即便一些学生因无奈而上了高专,其基本动机还是为了升本。由此也使那些升本做得好的高职高专院校,同样会受到青睐,从而获得可观的生源市场。因此,特大型城市的高职高专院校,进行产学研结合的动力,可能因此而被释稀了。

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主观方面的原因,那么根源可能还是特大型城市就业市场的压力。据北京市人事局的调查,“十五”期间,北京人才需求各学历层次中,本科生需求为24.69万人,研究生7.31万人,大专生5.14万人。从总体上看,北京对人才需求呈高移化趋势,在未来几年内,大本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才需求仍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其中从1999年开始,大专文化程度劳动力求人倍率小于1,供开始大于求,到2002年降至0.69。而一般的服务业、商业和工业中大量低薪岗位,则被文化和技能标准很低的大量外来打工者所占领,无论就这类岗位还是就打工者本人而言,追求高职高专的动力和条件还都不是很充足。

北京、上海的就业市场,尤其是文化层次和技能要求高一点的就业岗位,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市场,而是一个开放的全国性市场,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市场。如果以上的就业市场压力趋势,不是高职高专通过搞产学研结合,就可以一般地加以改变,那么北京、上海的高职高专院校搞产学研结合的动力不会很足;同样,这个就业用人标准的存在,也表明两地的行业、企业,对高职高专院校搞产学研结合的需求和认可,目前还不很高。

但并不是说,北京、上海没有产学研结合的需求动力。而是说,这两地的产学研结合需求动力有所转移了,已上升到本科层次,是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所以做得很出色的,也在一些本科院校身上出现了,如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北京的联合大学等。如果说“灰领”在其他地区可由高职高专培养的人来占领的,那么,在北京、上海今后可能主要会由本科人才来占领。因此,特大型城市中的产学研结合,由于大众求学心理阈限的普遍提高,基础教育终点的普遍提高,以及就业市场对文化层次需求的普遍提高,产学研结合恐怕不能局限于高职高专的层面搞了,也应上升到本科层次来考虑了。北京市针对自己曾一度对高职的重视不够,而明确提出,针对本地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办一批高职校,并搞产学研结合。这种思路是对的,但限定于高职高专的层面,恐怕又是不够的。

第二个问题,涉及政府支持的理据何在,也涉及如何合理评价。我们的高职高专院校接近1100所,分布于全国各地,而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的其他条件差异也很大。那么,同样的产学研结合,是否存在一个成橘成枳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是否都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比如,中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区,国有企业发不出工资几乎停产,民营经济又很不发达,外资合资企业更谈不上,基本趋势又是“孔雀东南飞”,当地留不住人才,那么当地的高职高专院校,针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搞产学研结合,可能性大吗?有必要吗?就学生及其家长而言,他们投了很多钱和精力,如果人“飞”不出去,而所学的在当地又得不到利益回报,这样的高职高专,搞不搞产学研结合估计都不会受欢迎。
但是,这并不是说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地区,其高职高专搞产学研结合,就一定不成功。河南新乡地区的一所高职校就搞得很出色,但其目标恰恰不是针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培养相应的人才,而是针对跨范围、跨地区的行业和产业的需求和标准为满足目标。这类院校也可能发展为跨范围、跨地区招生和就业,———现在设想的高职高专集团化、连锁化发展思路,恐怕目标也在此。那么,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当地高职高专培养的人才当地却用不上,当地政府还会有动力对其支持和投资吗?二是对这些院校会产生评价冲突,即从产学研结合的角度评价是出色的,但从为当地经济社会服务的角度,却是缺位的,尽管主因不在其本身。

如果说评价冲突问题不重要,那么,由于在客观条件欠缺的情况下,特别是高专,有的高专搞不了专业对口、就业对口和技能对口这类很严格的产学研结合,而把工夫化在一般的普通能力和文化上提高学生素质,而且这样的培养模式也可能是受学生及其家长欢迎的。那么,对这样的高专如何评价?如果产学研结合具有一票否决或者变相一票否决的评价功能———理论上,甚至政策上可以说已经具有了一票否决或变相一票否决的意味,因为已经被定义为“必由之路”了———,这对这样的高专校是否公平?无论是专家们总结出的产学研结合“九个模式”,也无论是专家极为夸张的“产学研结合模式无限多”,但笔者相信两点:一是上千所高职高专院校的产学研结合不会都“灿烂”;二是有的高专校未必走产学研结合,也可能灿烂。因此,笔者认为理论和政策都需要有适度的弹性。

三、产学研结合的内部条件

谈到内部条件,常常会扯到“转变观念”的认识范畴上来。但停留在这一点,还没有触及实体和制度层面。浙江的高职高专,依托经济建设大潮而“给点阳光就灿烂”,这一说法既生动也极富鼓动性,而那些介绍产学研结合经验的院校也完全当得起“灿烂”两字。但听完专家们有关产学研结合的报告,倒是更信服一位老司长的一条当场总结:产学研结合风光的背后都是一个艰辛开拓的过程。如果“灿烂”可以用“成功”来转换,这说法完全合乎成功学的一般原理,即没有什么“灿烂”是可以轻易获得的。因此,这个内部条件其实是改革。这类改革不是仅仅限定于模式转换,比如将原来本科压缩型的教学和教材改造,而是触及内部体制、管理改革和师资队伍的改型。专家报告涉及的高职高专校,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开创型,一类改造型,一类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深圳高职院属于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开创型高职校,其搞产学研结合一开始就有理念准备的,其内部的管理和师资体制,基本上围绕这一主题来运转。营口农业高职院则完全是一所改造型高职校。这所有四五十年历史的农业老校,围饶着产学研结合的主题,而进行了艰难的内部改革。而宁波职业技术院校,可以说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高职校,尽管其是一所建校只有六七年的高职校。初建时其复制模本还是传统型的,但很快就进行了有步骤、有力度的改革。据介绍,围饶着产学研结合的主题进行的改革,分为明确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破除官本位建制,树立服务学生、产业单位和政府的市场意识。为此,将院部一百多名行政人员及后勤人员,削减到30人,各类职能部门由一人多职的方式兼任。第二步是基础课教师队伍改型,使其向具有一定的专业方向发展,其次是专业课师资队伍改型,使其向双师型方向发展。第三步是针对教学和教材的改造。目前这一步还没有展开。有的院校,为了给产学研结合提供充分的时间保障,连僵硬的体育课都砍掉,而以下午自我锻炼和达标结合的形式完成。

以上可见,搞产学研结合搞得好或搞得成功,是需要内部的相应改革来配套的,不是仅仅在原来体制和构架上嫁接一种或几种模式,就能成功的。搞产学研结合需要积极主动介入社会,更需要社会乐意介入学校及其教育,没有体制、管理和机制上的改革并与之适应、配套,很难说能进行得很顺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产学研结合的确不仅仅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理念,需要通过内部的体制、管理和机制改革,以及师资队伍的改型和运行模式的转换,才能真正有效并成功。因此,如果对产学研结合的内部条件,不能提到这一层面上看,不能从体制、管理和机制的改革,师资队伍的改型和运行模式的转换的层面逐步推进,不断完善,恐怕产学研结合的根也扎不深、扎不牢。

四、几点简单比较

高职高专院校围绕产学研结合主题搞改革,而一些重点大学围绕“一流大学”目标搞改革。简单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后者尽管地位高、派头大,但实际上其改革滞后了。

从服务社会的角度看,高职高专院校围绕产学研结合主题搞改革,主要是服从这一目标,这一目标也是其生命线;而重点大学围绕“一流大学”目标搞改革,不能说没有服务社会的目标,但主要体现在追求远景的结果上,而不是追求过程上。后者更倾向于相互攀比,在诸如有多少博士点,引进多少国外教材,多少院士之类上,相互攀比和竞争。

从淡化官本位的体制和职能看,有的高职高专院校大量精简行政系统及其人员,树立服务学生和教师、服务好学生和教师的理念,建立小行政大服务的体制,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有的建立三个委员会,并且实行行政责任负责制。反观一些重点大学,不仅以部级、副部级的官级为荣,而且其出台的所谓内部改革方案,也首先拿弱势群体开刀,而对庞大低效的行政系统和后勤系统,只字不提。虽然“先易后难”的辩护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这种改革毕竟缺乏道义的召感力,不能服众。更要害的是这种改革不对症,对真正的顽症弃而不顾,在疥癣小疾上却大做文章;而高职院的行政责任制,校长自律在前,又在体制上设有三个委员会制约监督。可见,就形式比较而言,一些重点大学的所谓改革,真的有失水准。

对教师的业绩考评和晋升,高职高专院校也开始摆脱主要以发表论文和期刊等级的单一僵死的评价模式,而把产学研结合育人、合作科研项目、开展社会服务等内容,引入教师的业绩考评和晋升标准中。而很多普通高校,目前主要依发表论文为标准而相互攀比。这种视角向内的攀比和竞争,也许忽视了不久的将来就要出现的一个趋势,即普通高校今后的一个基本趋势也是基于服务目标的差异而导致的类型分化,而不再是同一个模本的大规模同型复制。其他方面,如后勤社会化、教材教法改革等方面,重点大学也不见得做得比高职高专出色,步子比后者大。

究其原因,当然是因为前者是有政府在经费、政策上的大力扶植,历史招牌的自然吸引力,使其在招生和分配方面,不用多发愁,所以改革动力不会太大。高职高专很多则要为生存奋斗,内部的原有体制、机制和模式无法使其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中生存下来,只有服务好学生、服务好社会,才能使其获得生存和发展资源,所以其改革的动力大。但是,原因的合理性不能代替地位不平等的凝固性所带来的危害性,恰恰是这种地位不平等的凝固性,弱化了重点大学的改革动力,甚至模糊了其改革的真正目标,反使其成为高教界的强势利益势力。

因此,从政策上讲,比重点倾斜政策更重要的,是同等国民待遇政策的普遍落实。重点大学可以得“助学金”,还可得“奖学金”,而很多高职高专校连“助学金”也没有,这种政策长期下去,不利于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和长期目标;就高职高专内部讲,“有为”才“有位”,“有特别之为”才有“特别之位”,是对的;但国家政策只讲马太效应的奖优,不讲公平的政策,也难以使高职高专的产学研结合遍地开花。高职高专市场化倾向会重些,就业导向会更突出一些,但毕竟还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并不能也不应完全市场化。

完全市场化必然会使高职高专“嫌贫爱富”,其产学研结合完全以收益最大化导向为转移,而无视对低收益甚至无利益回报的产业和企业的服务和提升。从高职高专作为市场完全主体的角度看,“嫌贫爱富”是完全合理、正当的,但从高职高专的公益性和应有的公共责任讲,就有不合理性,对大多数低收入家庭也不公平,因为高职高专的学生大多来源于低收入家庭。不过,这个问题可能出在高职高专学校身上,但根子不在其身上,而是公共政策支撑的缺失。现在一些高职高专及其产学研结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市场自救意义上的成功。这种成功已经很了不起,不应有过高的要求。但从普遍提高国民素质,扩大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提升弱势群体和不利群体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之类公益层面,高职高专还无法做得很充分、很到位。这就需要公共政策的出台,而不是道德高调来激励高职高专实施更大的公益性职能。这实际上涉及到高职高专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目标的关系了。

五、高职高专的国民待遇和高等教育大众化

我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如果依然要靠高职高专来支撑“半壁江山”,那么完全靠市场化来运转的不少高职高专校,其市场风险是可以预见的。这种风险,不仅是对高职高专的产学研结合是风险,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本身,同样是风险。高等教育大众化如果是我国的一个长期需要和目标,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现和扩展公益性的一个标志,并且要靠大力发展和拓展与经济、产业、行业和企业直接关联的高等教育,或者说需要那些直接形成生产力要素的高等教育来支撑,即靠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高职教育来支撑,那么,国家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在高等教育内部,应该向下倾斜。因此,高职高专的市场化体现在围绕市场办学和教学,但并不意味着围绕市场收费最大化来办学和教学;而那些主要用于满足个人提高声望、资格的高等教育,可以是围绕市场收费最大化来办学和教学。我国的高等教育采取倒置政策,而瑞士则相反,结果干实事、实务的基层一线的人才质量和数量都提不上去,而收益低而又是必要的大量基层一线的岗位和人群,更是难以进入高等教育的视线,而且高等教育也在有意无意地制造并扩大社会人群的分裂,但非生产或半生产性的官本体系的中、上层,则云集了庞大的高学历人员,其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我国的基础生产力或主要产业,其文化、技能和智能含量,难以大幅度提高和普及。这样,国家的实力终究缺乏根基和底气。

因此,无论从民族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从国家实力提升,从和谐社会建设,还是从支撑和扩大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角度,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财政支持倒置的惯性需要扭转。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教育是生产力。其实“教育是生产力”是由职业教育,在现代主要是由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来直接体现的,这其中包含了产学研结合,并且也要由产学研结合本身不断扩大公益义务来体现。这是当前提高生产力和形成新生产力格局的基本趋势和需要。因此,高职高专的国民待遇,也是高职高专搞产学研结合的基本保障条件,性质上属于国家为提高生产力和形成新生产力格局所做出的生产性投资或转移支付,不应等闲视之,而不能主要让家长和企业单独去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