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文化传承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文化传承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系及其所针对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杨慧林

    我觉得这次大会的主题非常好、非常有意思，而且我确实不是做教育学的，只是从一个做人文学的读书人角度去谈一点我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文化传承创新确实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联性。我们现在最简单地说，中国大学不断地在学习西方大学制度，这是很有道理的，从西方确实可以得到很多借鉴、经验。但是我们在谈西方的大学制度时，其实很少去关注我们自己的传统，所以我们现在讲学科设置、学术标准、学术管理程序、评估系统其实全部都是西方的。反而在西方，他们在不断地在强调多元传统。
    所以在国外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尤其是英国人，他们自己说自己是一个优质高等教育“high quality of education”的的提供者，但是英国的学者经常用一种方式来表示他们自己的谦虚，他们经常说我们的牛津大学建立于11世纪，剑桥大学更晚一点，但是中国他们都听说在公元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大学，其实我在中国很少有人听到。其实西方大学他们自己也在不断的调整，不断地有自己的变化，也不断地有自己所谓的制度创新，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传统。所以当我们学习西方大学制度的时候，我们在强调高等教育质量、强调国际化的时候，可能更重要的是看那些技术型程序背后的真正支撑那套程序，让那套程序有效得以维系的那套东西，那其实可能真的是他们的传统、文化，如果没有这种背后的支撑，其实有很多技术性的制度设计都会有漏洞、弊端，而且这些会不断地被放大。
    因此，有些在西方大学可能比较有效地办法，拿到中国来有的时候会出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太过强调这种技术型设计，而淹没了技术型设计背后的初衷和文化基础。所以，把文化传承创新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并列为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面非常简单的列了五点，最简单就是文化传承创新有一种育人功能，守护大学精神，应该有价值导向，就是要确立价值理想，应该有一种社会使命，这就是社会风尚，应该有一个学术空间，就是要发展人文学术，最后，有国际视野，提升国际影响。
    这里面针对性问题其实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在这里把我的看法简单的贡献出来。首先我们在讲守护大学精神的时候，这里面不断被重申的东西之所以被重申，就是因为我们不断出现一些弊端，而且弊端最简单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太过急切、太过焦虑，重应用、轻基础。所以我们可能更重要的也许是要用这样的大学精神来重新检点一下自己，这里面的问题不光是中国大学的问题，应该是全世界的问题。所以从世界范围内当今社会其实那种浮躁、急功近利是很普遍的，并不是只是中国如此。
    所以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位很著名的大学校长就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英国政府也希望英国大学能够让企业界参加，甚至英国政府会觉得企业界参与课程设置可能比大学更在行、更有效，更能满足社会需求。但是他认为，追求利益和追求高等教育是完全不同的理念，企业目标和商业利益的过多介入会改变大学的性质。这位校长是很庆幸在谈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英国同样存在。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如此，遇到一个问题，然后用一个针对性的应用措施，缺什么补什么，其实都是这一类的应用性的影响导致的一些问题和结果。如果我们往前追溯中国和西方大学的理念，就是我们说的大学可能不是中国人说的great learning，不是university，但是里面有些理念确实是相通的。在英国讲university的时候，他们经常解释为unity with diversity，就是不同的东西合成一个。西方有一位主教，他当过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就是英国的约翰.纽曼，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大学的理念》，里面有非常经典的命题，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传播普遍知识的场所，是一个a place of teaching universal knowledge，什么是universal knowledge，有两个基本针对性，第一个就是技术性的knowledge，第二个就是针对价值选择的knowledge。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大学，大学要的就是universal knowledge。
    我们中国古代在讲“大学”（great learning）其实相对就是“小学”（little learning），即小学，小学时文字学、音乐学，但是中国从来是归于经部，所以小学时通过这种技术性训练最后要导致一个人文教化的用途。这一点我觉得在西方是一样的，那么西方中世纪大学中，有一个叫Liberal Arts，就是从伊索寓言等等往前阅读，最后要读的是最高深的东西，这就是为最后读经作准备，他们是要达成一个基本的教化目的。中国的大学因为这样所以才要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更进一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通过教化达致一种善目的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包括教育、文化、包括所有的精神活动。那么中国古代我们所有的思想、学术最后根源于所谓的六经，如果我们去看庄子、孔子对它的解说会发现，中国古代全部的知识都是和人格修养互为表里的。六经其实就是六个方面的人伦教化。这一点在跟西方的人文学，我们译成博雅（Liberal Art），在中世纪产生的时候也是如出一辙。
    第二条，就是要确立价值理想，这里面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励志教育、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其实作为真正的教育理想，是不是可能把一种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和励志教育、通识教育甚至专业教育相结合，这是根本的。如果能这样，这是大学应该承担的一个任务，而且能够把这种东西延伸于全社会。在这里我做了非常简单的一条，一句话，就是《西方大学的理念》作者叫纽曼，他说大学是讲理性、知识的，但是知识knowledge和理性reason，就是你讲知识和理性，但最终是信仰传播者。所以这对我们非常有启发，就是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的价值导向，大学通过知识、学术怎么能够去达成一种价值理想的真正教育，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三条，就是大学应该引领社会风尚。这点我还是引了西方人的话，这个话其实早就有中译本，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再看这样的书了。就是席勒的审美教育书典里面的一段话。就是我们所处的是市场经济、商品大潮时代，这是没有办法摆脱的。市场经济商品大潮带来很多好的地方，但是要跟高等教育思考关联起来的话，席勒这样说，思想者应该和自己的世纪一起生活，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但是千万不要成为时代的产物，应该给同时代的人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千万不要给他们所赞赏的东西。大学应该引领社会风尚，而不是被社会的习俗所左右，如果大学去追求社会所赞赏的东西，我认为大学的使命有一半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不能脱离这个时代，因故引领这个时代，而不是被这个时代所左右。
    第四，就是发展人文学术，这是文化传承创新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里面真正的学术使命和可能的学术空间。在这方面中国的文人不但的在讲人文学的无用之用，但是其实这个在西方可能被运用更加充分。所以我在这儿有一些数据、材料，最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英国人作为一个传统教育大国，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大学真正资源是什么，所以英国的文化委员会有年报，1987到1988年报中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英国真正的黑色金属不是北海石油，是英语。所以这些年英国高等教育一直在不断强化他们学术出版和语言优势。所以看到遍及全世界的waterstone的书店，和美国的amazon，很难有人的规模能和他们相比。同时他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资源，就是人文学的无用之用，其实可以有应用的用。2009年剑桥大学的活动的经费10多亿英镑，这里面雅思、剑桥英语的收入是2.16亿英镑，剑桥大学出版社1.74英镑，两项合计3.9亿英镑，占剑桥大学年度budget总经费的36.3%，这是非常高的。英国大学可以跟中国大学一比，因为他跟中国大学很相似，只有一所是私立大学。但是最好的大学整个的财政收入盘子中，国家拨款占的比较少，比如牛津、剑桥都不到20%，但是他自有收入非常大，这些虚的，无用之用，能让他有这么大的用。
    另外，这种优势不仅带来实际的收益，而且已经成为大学评价和学术标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Blackwell或者Cambridge这些出版社的出版本身就是学术的认可，这些东西就是英国的非常独特的资源。最后一个就是提升国际影响。就是我们不断地在讲中国大学的国际化，中国学术走出去，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国际化这个词非常重要，Internationalization这个词恰好用inter否定掉所有的nationalization，这不是中国自我否定，其实西方人也在讲Internationalization。所以这个问题就很有趣，就是中国人在提国际化其实基本上潜在的标准是用西方，然后让我们进入这个标准。但是西方他们要求自己的国际化是什么？欧盟有一个非常大的计划，就是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Mundus Program），伊拉斯谟他是最早从荷兰到比利时鲁汶大学开设三语教育的人，这个计划这些年开了一个叫External Cooperation Window，就是向外合作，非常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国。这就是他们的国际化。英国我们还可以看看，英国的学生其实外语水平平均很低，因为英语太强大了，他根本不需要外语，可以走遍世界交流，但是现在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问题，原来他们规定14岁以后没有义务提供给学生学外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学都要求学生学外语了。
    所以Internationalization这个概念应该是中国最熟悉的，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年出了一些误读。所以inter可以跟文化结合就是跨越文化（inter-culture），和信仰结合就是跨越信仰（inter-faith），跟学科结合就是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总之，这个结果其实就是消解任何一种中心，而不是让我们去全盘投入西方标准。
    国际化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海外发表，这也是中国大学孜孜以求的，全世界非常有趣，在我们说SSCI、ANCI，其实欧洲、美国人都不是特别以为然，我自己的感觉是华人地区最拿它当回事儿，什么是SCI？就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有人说什么是Stupid Chinese Idea。有人说什么是SSCI，就是Double Stupid Chinese Idea，这是有道理的。举个例子，英国的牛津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在人大做长江学者，帮忙翻译东西，里面提到SSCI，他不知道SSCI什么意思。因为人大有一个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他就写一个邮件给我，说你说的SSCI是不是Studies and Survey of Christan Institute（英文）。而这个教授本人就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很著名的刊物的主编，这个刊物就是SSCI刊物。所以这种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我说这些决不是我们不能做，不是葡萄酸这东西真的很容易。因为没时间讲，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说完这些以后，西方的高等教育如果有真正经验的话，真正的经验何在？四条，第一，创立标准模式。比如刚才说的英国的学术标准、英国的出版标准等等，还包括英语标准，而且我们现在通行的很多东西其实全国都是从英国来的。
    第二条，创造有效概念。比如在中国科技园区、知识转化、知识经济、国际化、全球公民等等全是从英国来的，我在前两年在给《读书》写一篇小文章，我说也许下一个在中国留行的概念可能是一个很难翻译的entrepreneurial，结果去年我们在上海开了一个盛大的集会，让美国人来讲什么是entrepreneurial，我自己去参加，其实我感觉并不太好。
    第三是引领研究方向。这是英国大学定的四个优先领域，就是医药卫生、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和跨文化交流，这些东西也是我们中国人同样关注的。
    最后，就是依托自身传统。还有创造有效概念不仅是对外有效，对内更有效。英国大学给政府编造出一个故事，编造出一个已经被政府完全接受了的故事。就是说给大学的投入会变成全社会的收入，它的概念就是大学时公共基金的最好使用者，像英国GDP的1.3%投入给高等教育，回报率是2.3%，但我们中国的大学没人编这个，大学这种策略和自我设计很细致。
    最后，人民大学，从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副主席都提出来要把人民大学建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方面是学术标准，也是价值标准，一方面是和世界接轨，另一方面一定是坚持中国道路，就是说的有特色才有高质量，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而达到文化传承创新的境界，在我看来是一种守正创新，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