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代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的扩张，高新科技的互联，生态环境的联动。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同时带来全球意识与民族认同的抵牾，推动文明对话需要以承认和尊重差异为前提，追求统一真理离不开学会宽容共处，现代大学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肩负起化解冲突促进人类沟通交流相互理解的重任。
关键词：
全球化，认同，差异，多样性，文化传播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Challenges to Higher Education and Mission of University
by Renbiao Zhang, Zeheng Zhu
(Tongji University, 200092,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features of globalization are expanding of the market economy mode, network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global problem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existence of game-playing for interests among national states and multicultural differences have caused modern people’s puzzle on self-identity.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take the civilization dialogue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as own mission. University should harmonize the pursuit of unity and guard of diversity. It must reject any form of fundamentalism and extremism.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o improve harmony among the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identity, tolerance, diversit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全球化”的挑战及其基本特征
“全球化”正在成为21世纪人类必须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与机遇。不论是当下世界面临的金融海啸及其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气候问题，都需要全球人类的共同应对。但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现实，又决定着人类在采取共同行动前还会有无数的分歧需要讨论。同时，也正如UNESCO报告所提出的，全球化也是对基于各民族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教育的一个巨大挑战。人们面对的不仅是物质的与精神的两难、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普遍性与个体性的差异，也还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全球性的商业行为使人类的相互依赖性得以加强，也导致了非常明显的多元性和强烈的认同意识。全球化是历史潮流，伴随全球化的“身份认同”与“民族主义”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全球化不可拒绝，也无法拒绝。如何应对全球化需要智慧。需要“我之为我”的本位意识，也需要“人之为人”类的关怀与胸襟。在面临全球化的各种挑战中，作为引领时代风尚的高等教育做了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应做些什么呢？在知识与技能的“教”的传承中，是否应当在培育理性和健全人格的“育”的互动中应有更大的建树？现代大学在继“教学、研究、服务”之后，是否应该还有一个“交往”的功能，让人们在交往中学会理解，在理解中走向和谐，在和谐中走向共赢？
对全球化的真正意义和其真正涵盖的范围还是有相当大的争议的。全球化具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全球化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是毋容置疑的现实。一般认为，全球化的一个实用的定义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信息技术和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的推动下，人员、贸易和商务的跨国家和跨地区界限的相互依赖正在日益增长。一个更简练的定义是：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联动。这次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很好地诠释了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当然，在人们大谈特谈全球化的各种表征，也有人揭示了所谓的全球化具有欺骗性十大谎言（G Boxberger，H Klimenta）。英国著名学者阿兰﹒鲁格曼则干脆断言全球化的终结：迄今为目，被人们近乎滥用的“全球化”概念并无实在意义，作为全球化最基本构成要素的经济事实已然表明，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全球化”。
然而无论对全球化的认识如何，我认为以下三个特征是无论如何不可否定的事实：市场经济的全球联动、科技信息的全球联网、生态环境的全球互动。全球化首先突出表现在市场模式的全球拓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相当成熟，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也在经历发展模式的探索后几乎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转型；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经济交往，但真正的动力是科技的诱发与支撑，没有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人员、资金、商品的全球流动将障碍重重。当今科技信息全球范围的共享与互动也呈现繁荣之势；全球化本身也带来了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全球性犯罪组织、全球性瘟疫流行、全球性的恐怖活动，还有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等。全球化不仅仅是人们的全球主动互动，也包括人们的被动的全球应对。因此，对于全球化的价值判断必然会出现基于不同利益得失的臧否。我的看法是，全球化是把利弊并存的“双刃剑”，人类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二、全球共识与自我认同之间的两难困惑
同时，全球化又是在跨国公司、民族国家和NGO这三大力量的博弈中的一个现实，尽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盘根错节的，跨国公司仍然有其母国的力量在背后支撑，民族国家的利益也通过各种超国际的组织与机构在代言着，而各种NGO也或多或少受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暗中支持与抵制。全球化的同时带来的是区域与民族意识的反弹。区域性的联合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但也带来对全球化的一定的抵触与矛盾。而不论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还是气候问题，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就拿联合程度最高的欧盟来说，面对危机各国央行首当其冲考虑的“救市”资金仍然是投给本国企业与机构的，更不用说有的国家转嫁危机的种种手法，乃至于公开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这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基本事实。我们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须引导人们科学地做出认识和分析，并提供某种具有指导意义的、超越于局部和短视的判断与对策。因此，而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认同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认同，“identity”，也就是哲学上讲的“同一性”，或曰“我之为我”的身份认识。人的自我认同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从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到19世纪末“现代绘画之父”的保罗﹒高更（P.Gauguin）的名画“life’s question”（中文画名“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实际上都是反复提醒人的自我认同。从生物的本源性来看，为了生存，生物都在自己周围划出边界。为了生存，我们人也必须划出边界。作为人，我们不仅以遗传密码明晰边界，而且用赋予世界以充分意义的解释这样一种方式，划定文化边界。边界以内生活着“我们”，之外的是“他们”。这就形成一种普遍的、根本性的差异。差异体现在不同形式的、不同组合的边界：宗教的、政治的、种族的、地域的等等。边界的划分决定归属，而归属又以共同信念、传统、价值体系、精神气质及有意识的约定——即人类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为基础。在界定“自我”同时也构建了“他人”之“他性”。正是有“他人之他性”的存在，“我之为我”才有现实意义和需要。设想一种全人类的“类”认同，没有逻辑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能性。从这种意义上看，“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也许是现实人类“自我认同”中无法回避的重要一环。人类作为世界通史的主体，今天超越差异的，或者说绕过差异的一种世界文化似乎正在形成。这种世界文化涉及到生活各个领域：从饮食、互联网、到大众媒体、科学技术、以及某些全人类政治文化的某些共识。然而，我们文化中的这种全人类性质的困境是：在这种世界文化中如何保证阐明并贯彻凸现自我认同的、并不少见的差异性；更主要的困境是高技术、低情感的“人的无根”迷茫。著名英国社会学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专门写过一本书——《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讨论处于高效率与高风险背景下的现代人的自我认同的困惑问题，而现代性带来的现代人在全球化的外延性好个体的内在意向性之间两“极”间的矛盾尤以为甚。
如何自我认同根本上是一种文化认同，使一种生活方式或根本上讲是一种生存方式的认同。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之根是根植于每个个体生命的血脉之中的。而这种认同，又是同他的一定的归属感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应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认同的权利和义务问题。曾经因为提出“文明的冲突”而引起巨大争议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我们是谁？》《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of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以学者和爱国者的双重身份，忧心忡忡地指出：墨西哥裔移民及拉美裔化正在解构美国，美国文化将分成两极，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这将使得3个世纪来一直以一种语言和一种核心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美国变得面目全非，长此以往，恐怕国将不国！无独有偶，《中国新闻周刊》也曾策划过一期专题：“我们是谁？”，不无焦虑的指出：历史上，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这些，曾经是中国人的标识。而自100多年前开始“师夷长技”以来，中国文化或妄自菲薄，或自暴自弃，属于自己的文化衣衫渐被撕破，庄重从容的古老文明渐行渐远。现在，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重新唤回大国荣耀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找寻：我们是谁？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在跨国公司或外企工作，他们常常困惑：我首先效忠谁？公司还是国家？上述困惑或焦虑的是认同的某种错乱或危机，从另一方面看，却正是一种认同意识的自觉和复苏。
这种困惑，实际上早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大潮刚刚兴起之际就已有人提出过了。美国前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哈佛大学教授Robert Reich在1992年出版的《The Work of Nations》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全球化”正带给民族国家一种“离心力”的挑战，“每个国家的基本资产将是其公民的技能与洞察力。每个国家的基本政治使命将是应对割断公民联系纽带的全球经济的离心力……”该书的最后一节的题目也正是“‘我们’是谁？”，他提出了超越“此胜彼败”的民族主义和消极无为的世界主义的所谓的“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对策，显而易见，这仍然未能摆脱得了“民族主义”的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年来也有人在鼓吹一种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对此，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民族主义弄得好，可以培养一种具有强烈责任心的良性的公民的爱国主义，否则可能导致一种极端的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危险。当前，还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分离主义者以一种更为偏激极端的“族裔主义”冒充“民族主义”作为破坏民族国家统一和地区稳定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掩护。
三、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基于承认与尊重差异的必要性
新世纪的钟声敲响时，曾带给人们无尽的美好憧憬。联合国曾将2001年确定为“文明对话年”，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曾是最有影响的文明对话倡导者，强调“人类文明的提升，不论在国家层次还是国际层面都应以不同社会间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为前提。”然而，就在这一年发生的“9﹒11”事件使人类感到迷茫，亨廷顿关于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越来越让位于所谓的“不同文明的冲突”的警告看来并不是杞人忧天。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差异性本不该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与合作的动力与起点。文化首先肯定是多元的，文化的多样性是历史的客观存在。由于地域、历史、传统的差异以及种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传统的人类共同体，总是在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宗教、科学、伦理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独特性。但“文明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文明的冲突”。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60多亿人口。各国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各不相同，都对人类文明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而事实上，文化的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从根本上说在于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多样性的文化就像多样性的基因一样，具有极大的调整、适应和变异的潜力，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也正是在共存共荣、取长补短中，促进了不同文明的进步。只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多彩缤纷，才有“彩练舞当空”的壮观美丽。因此，文化认同不应是盲目的排外，更不是自我中心主义，更多地是一种自我塑造、自我构建与他人认可的过程。相对于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文化的一体化则将是一场文化的灾难。
多元文化需要融通，化解冲突必须以尊重差异为前提。能容忍与允许不同于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行为，其实质是承认思想的自由权利。而不是文化偏执，执意追求和维护一种单一的文化价值。中华文化强调“和而不同”与“厚德载物”，正是包含了这种宽厚容忍乃至“以德报怨”的精神。容忍不一定能够达到对话，容忍只能为对话创造最低的条件。要有了解对方的意愿，更要有反思自己信念、理想的自觉。对话的结果应是互相参照并互相学习。实际上，不同文明既有相异性，独特性的个性，这正是文明对话的必要性的根据（否则，如果一切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何必需要沟通交流呢？）；但又有相同性、同一性的共性，这也正是文明对话的可能性之所在（否则，“鸡叫鸭叫”，又何以能够有效沟通理解呢？）。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通融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重要，更带根本性。文明是动态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和其他文明的对立统一、冲突交融中发展的。“一个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思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狭小世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莱斯特﹒皮尔顿）。认同意识是一种根源意识，不管是对自己族群所具的自豪感，对自己语言的尊重，还是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对自己所代表的经济阶层的全面照察，对自己宗教的坚贞信仰，都是人的一种天然的认同，是世界和平的必要的条件。如果认同变成了一种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变成一种封闭主义，变成一种妄自尊大，认同意识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文明的冲突。如何让认同的根源意识不具有侵略的排他性，不退化为一种简单的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对话与沟通。做到不同文明“各美其美”，同时做到“美人之美”，进而达到“美美与共”（费孝通的提法）。
多样性文化之间必须沟通、交往和理解。只有促进文化的对话，才能减少、避免文化冲突的危险。正是因为沟通交往的不足，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成为横亘在大洋两岸很难逾越的障碍。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激起一些青年的爱国热情。中国人困惑：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吗？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大事，传播世界友谊，怎么在这些文明发达国度却遭受困扰呢？同一个世界怎么有不同的梦想呢？针对中西方的文化隔阂，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不无感慨地指出：挡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不是几年十几年的交往所能打通的。其实这中间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一方面这类的抗议在国外司空见惯，很多国际性会议，像G8峰会、WTO会议、气候变化峰会、世界银行会议等等，在举办期间，都有很多人表示抗议，甚至导致暴力冲突。另一方面外国人对中国也有误解。比如在“民族”、国家、宗教等问题上，中欧之间的概念内涵与外延都有很大的差异。在伦敦和巴黎抗议北京奥运的队伍中，“藏独”的雪山狮子旗到处飘扬。显然在一些西方人看来，西藏独立是民族自治的合理诉求。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对“民族”一词的理解差异。中国历史上大多时候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严格意义上是指“多族群”）组成的国家，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这与欧洲不同，在欧洲的历史中，长期的分封割据的封建制度下，自17世纪30年战争后才确立了民族国家（即national-state）独立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所以他们认为民族（nation）就是国家，既然西藏是一个“民族”，就应该允许独立——这就是欧美人顺理成章推论出来的结论。实际上这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概念的误读，从约五千年前，大禹建立夏朝，协和万邦共同治水开始，古代中国讲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王”即是一个对“共主”（一统王权）的认同，逐渐形成了既有以“中原”、“九州”为主的汉族文化区，还有扩及西戎、北狄、南蛮等多族“边民”的广阔“边疆”区域的共同体的王朝国家意识的统一的“中国”（尽管曾经有过非汉族的中央政权统治时期），而不再是分封割据的“邦国”之谓。因此，中国的56个“民族”的英语翻译是“56 ethnic gropes”（族群），而不应是”nations”。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就是对“China”的认同，即China’s national identity。其实，亨廷顿所忧心忡忡受到挑战的也是指统一的美国人的“民族认同”（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而不是多族裔“民族大熔炉”中的各“民族”的自我族群认同！关于国家问题，这里面也有个中西文化差异问题，在西方，一般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中国社会是传统的家国一体，国是家的扩大，家是国的基础，二者合一即国家。中文中的这个“国家”更多的是指作为生存共同体意义上和地理意义上的country，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历来如此，是对中华民族祖国的热爱与国家主权疆域领土的维护而非只是对一姓一朝的忠诚。
此外，中西社会还存在对于宗教认知上的巨大差异，我们知道达赖“慈善的面孔、虔诚的宗教信仰、流利的英语交流”赢得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同情和认可。其实，宗教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上也未曾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战争（当然也发生过几次打着某种“教”的名义的起义造反运动包括“太平天国”那种规模巨大、历时十多年的起义），更多的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相互共存互补的宗教宽容，影响和渗透于日常生活习俗之中一些“信仰”也更具世俗性（比如避灾祛病、化解苦难、祈求平安等），而未必都有严格意义上的组织、仪式或教会人士来加以认同与传播。因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西方语境中是指宗教像鸦片一样是一种麻醉剂、“镇痛药”，具有灵魂慰藉作用和精神寄托的价值。而在中国的语境中，“鸦片”则是跟“毒瘾”相联系的，近代以来，又是与帝国主义侵华的“鸦片战争”这一民族的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于各个民族、国家间文明互补通融，避免由此导致的误解、紧张、冲突乃至战争。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持续发展有赖于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的对话、只有对话、沟通才能认知异己文明，才能达到文明和谐，也才能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真正地维护世界和平。
四、学会宽容与大学的“交往”的文化自觉
当前，值得警惕的是，在全球化的挤压下，各种原教旨主义的极端主义思潮在年青一代人中有所蔓延。据说直接策划“911”事件的恐怖分子阿塔是一个注册于德国汉堡某高校中的一个平时看来温文尔雅的大学生。而无论是塔利班的青年学生军（塔利班在波斯语中即学生的意思），还是中东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中的少壮派，亦或西方社会的某些邪教和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年轻分子，也包括中国“藏独”、“疆独”不法暴徒中有很多青年人，应该说他们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极端主义教育的产物啊！因此，我们教育界不能不对我们的教育作一番反思。
同时，在奥运火炬传递风波中的海内外中华青年学子爆发的激情抗议，也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不解和困惑，有些人故意把这说成是中国政府故意煽动和诱导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我们的一代年轻人正在成为“文明冲突战”的急先锋。这种误读我已经在上面做了分析。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否也应该有所反思呢？。大学的理想和使命主要是通过“人的培养规格”来表征的。我们的大学究竟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无庸讳言，我们对于教育中这个最为核心和最为根本的问题缺乏严肃、认真、深入、细致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一个多元的社会，一个推行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一个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日益加速的社会，一个需要竞争与合作的社会，一个其活力与综合国力取决于全民创新能力的社会，我们的大学需要培养的是具有理性精神、具有广博深厚的基础文明的教养、具有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具有有效地表达自我的能力、具有自我延伸的能力、具有自由与责任的意识和能力的人。概括地说，就是有灵魂、有头脑、有专长，能够创造幸福生活和服务社群的人。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人才可能具有免疫力，也只有在充满各种诱惑的环境中，人才能生长出抗拒诱惑的能力；对真理的执着追问以及对于生命意义的强烈诉求，是大学教育的本质。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强调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判别”，学会尊重少数、个别、弱势群体，学会尊重不同的意见，学会宽容，学会对自我的行为、观点所依持的立场进行反思和检视。“学会共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也正是UNESCO确立的21世纪现代教育四大支柱之一（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但要学会共处的前提正是要学会宽容。
文化认同需要包容与沟通，爱国需要理性，一直将“兼容并包”视为理想的大学，为何却有时常常成为激进和极端思想的温床呢？我一直认为现代大学不应该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所，更应该把健全人格的培育和文化传播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所以我提出应该把文化（包括人文与科技“两种文化”）与文明的沟通“交往”作为现代大学的自觉使命与重要功能，尤其倡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对话论辩沟通交流。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校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而应该在更广阔的界面上进行更深层次上的文化间（interculture）的交往，大学应超越经济利益的竞争和某些政治偏见。在文明的对话和文化的交流中，大学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组织所不可替代的，大学间的交往也许是最不具有冲突的火药味和利益的争夺，且影响最为深远。“兼容并包”是大学的理想所在，当我们的大学都能真正做到“兼容天下”的自觉时，不同文明的“和而不同”的融通就指日可待了。
大学不仅应有“兼容并包”理想情怀，也要有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对现在负责”（德﹒福斯特）。关于大学的服务功能主要始于二战，那时候很多国家的政府给大学投入资源，从此大学就具有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跟工业界、实业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大学就扩展了服务这一方面的功能。同时，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的日益加剧，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大学作为知识的积淀者、生产者、传播者以及人才的培养机构，必须为国家、民族和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并以此来获得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支持。但大学不能堕落为只是为社会提供解决当下问题的即兴式服务的“服务站”，政府、社会和市场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就会使大学过度政治化、社会化、市场化、功利化，就会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文化的传承方面和其导引社会进步的功能，忽视了应尽的社会责任。比如，当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们，在贪得无厌的逐利动力下，在不断的“金融创新”中，开发出花样翻新的金融衍生品从而导致全球金融海啸时，我们还能为我们的所谓“金融理论创新”沾沾自喜吗？我们不否认，金融衍生品的诞生的确为人类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更为灵活多样的集融资途径，但是一旦作为金融工具的手段异化为贪欲的目的时，资本牟利本性的疯狂扩张只能带给人类更多的灾难和极大的恐慌。这就是金融海啸带来的冲击迟迟未能终结的根本原因。大学中“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的扩张导致的“伦理学的犬儒主义” 的退缩乃至于“政治学的强权主义”的盛行，正在腐蚀着真正的大学精神，从“失去灵魂的卓越”到“精致的利己主义”，只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大学将何去何从？何往何为？
因此，大学“交往”功能的强调正是对大学理念和文化使命的回归，大学的“交往”不仅是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沟通的重要性的凸显，也是对人文科技“两种文化”的沟通协调的强调，还包括对现代人自我认同迷失的导引，对现代人正确处理“灵”与“肉”、“我”与“你”、自我与他人、个体与整体等种种关系困惑的疏解。现代大学应该坚持文化传承与文明创新的统一、适应需求与导引变革的统一、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自我认同和全球意识的统一。这也是大学的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
未结语：追求统一性与守护多样性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有一句名诗：“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一直被人们传颂，然而，其前句往往在不经意间被省略，那就是“充满劳绩”。只有以劳作的辛勤为前提——而不是不劳而获的攫取、抢掠乃至依靠种种欺诈手段的巧取豪夺，人类才能享受诗意栖居的乐趣无穷。诗意的生存，就是那种在生活里到处都能感觉到趣味和美的存在的生存。这里需要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背景，更需要平和理性的沟通与交往。内在于大学校园的“诗意地栖居者”，将在坚守一方净土和传承理性文明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大学的教学内容必须不断更新，大学的精神家园却更需要守护。作为肩负人类文明创新和文化传承双重使命的现代大学，在不断的培养创新人才的同时，是否应该更多地反思自己守护与传承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使命呢？中国古训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毕竟，“教育”不只是“训练”，教育必须超越当下的利益原则而保持人类乌托邦的理想：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到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科学孜孜不倦于追求万物统一之原理。但追求真理的统一性与守护文化的多样性，应该是大学理念的最重要宗旨之一。“宇宙万物归一”，这正是大学之本意与大学之魅力之所在。“归一”之前提是正视、承认万物之“多”，多样性是人类生生不息生命力之源泉。在人类的自我认同与相互尊重之间，我想再提一下已故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根本宗旨所在，这也是人类能够共同诗意栖居于大地上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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