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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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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冉
（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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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两观念的分析发现，德国和美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内在逻辑都在于基于自身民族文化的借鉴和创新。因此，在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理念、模式和制度的借鉴和学习，要强调其与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通过在“普世化”的西方高等教育模式中注入中国文化的特色而把我国高等教育建设成为对外具有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对内具有足够的满足力和凝聚力的高等教育强国。
关键词：
文化；高等教育强国；竞争力；吸引力；满足力；凝聚力
Construction powerful high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cademic freedom”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e found that the immanent logic of the rising of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higher education is based on its own na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s power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from the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idea, modes and system, we should also at the same time to stress the combination and innovation with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injection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universal " of the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model ,we can make our higher education powerful in highly competitive and attractive outside ,satisfaction and cohesion inside.
Key words: culture; power higher education; competitive; attractive; satisfaction; cohesion.
自我国在21世纪初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使命后，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为什么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以及“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行了论述。论述的主题也经历了从“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质量提升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到“文化传承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历程,研究历程的推进体现了高等教育界人士对“高等教育强国”认识的全面和纵深发展。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认识高等教育强国，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历程中的一个突破。实际上，对历史上高等教育强国崛起的原因追本溯源，其内在逻辑往往呈现为基于本国文化的借鉴与创新过程。
一、高等教育强国的外在表征
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外在标准是什么？这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是促进各级各类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思想的全面协调发展；[1]有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强国即有若干所具有科学的理念、合理的结构与规模、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以及一流师资与吸引力的世界著名大学；大学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知识创新进而提升国家的创新力与竞争力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大学在促进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等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2]有学者从微观角度指出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义是人才的大规模和高质量。[3]还有的学者强调：所谓高等教育强国，就是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不仅能够满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能够增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和知识创新，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4]结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外在表征可以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论述：
（一）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白哲特认为一切伟大的民族都是在暗中，在背地里准备好的，它们是在远离一切干扰的地方组织起来的。[5]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剧，这种暗地里的韬光养晦已没有存在的可能。如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必须参与到国际竞争的大市场中，在国际竞争的大市场中展现自己的实力与强弱。国际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一个高等教育强国的“强”，最终体现在培养的人才的强竞争力上。这种人才的强竞争力是一种多层次的均强，不仅体现在为自然科学的强，能够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添砖加瓦，增进人类物质生活的福祉，同时也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强，能够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促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不仅体现在教学科研能力的强，同时也体现在参与国际事务，适合跨国公司所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要求的强。
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必定对外有着强吸引力，因其自身的魅力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到这里学习大学的理念和模式，感受大学的文化和精神。如果国外的人到一个国家只是来做生意，这个国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如果国外的学生到一个国家只是来这里取得语言文凭，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也强不到哪去。19世纪的德国是毫无疑问的高等教育强国，其组织制度上的优势和科学上的成就使得德国的大学备受推崇，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人赴德留学。在1820——1920年中，仅美国在德国的留学生约9000人，英国赴德的留学生也不少于这一数字。[6]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崛起，世界各地到美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2006年美国接受学历留学生的数量为58万人，基本上相当于紧随其后的到英留学生人数的2倍。因此，我们可以说，高等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接收留学生的数量和层次,因为这反映了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与认可度。
（二）国内满足力和凝聚力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并不仅仅是为了追赶发达国家而一较高低，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服务于国家建设发展对人才和智力支持的需要，在于不断满足人民对享受高等教育的需要。[7]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强国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其国内的多层次的满足力。当然，这个满足力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从国家层面上说，高等教育强国所培养的人才必定满足了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满足国家经济转型对人才的需要；满足国家在硬实力建设过程中发展软实力的需要。从个人层面上讲，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今天，在人们的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特征“后工业时代”。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其高等教育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就业的需要、继续教育的需要，同时还能满足人们自我提升、终极关怀等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的崛起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要为民族国家的行政和经济的利益服务，而且要成为发展民族的重要方面；不仅要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人民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8]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多元和人才培养的多样化，是建立在一些基本价值观和信念的一致上的。民心涣散的国家不会成为一个强国，在民族凝聚力上发挥不了作用的高等教育，也不可能成为强的高等教育。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必然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在一个价值多元化和需求差异化的社会里，使人们共享一些普遍的价值和伦理追求，在凝聚民族人心的过程中共同推进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
二、高等教育强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的崛起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德国大学的历史比欧洲其他国家晚200多年，在15世纪和16世纪，德国向意大利学习人文主义文化；在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又从法国学到现代宫廷文化和语言；自18世纪中叶起，德国还向英国的中产阶级学到哲学、科学和文学。最后，自十八世纪末叶起，德国在接受古希腊文化上也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热心。[9]什么原因使德国这个以往欧洲最落后的民族居然一跃而执欧洲学术文化之牛耳，在短短时间内成为高等教育的强国呢？美国的高等教育在19世纪中期以前同样也还是一个学习者和跟随着的角色，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学习者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超过她的老师，长时间内占据高等教育的霸主地位？
（一）寻根与创造：德国大学崛起的内在逻辑
对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原因进行探析，首先需要对其标志性的“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两个观念进行分析。当时的德国为什么强调学术自由呢？洪堡认为，要进行全面的人的培养，自由是首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手段。他强调：“真正的理智并不希望人处于别的其他状况，它只希望给人带来这样的状况：每一个单一的人享受着从他自身按照其固有特征发展自己的，最不受束缚的自由。[10]施莱尔马赫认为：自由可以使人集中精神而变得机敏,这是从事学术活动的前提。[11]也就是说，自由是人的理性的本质，是人从事科学研究的保证。那么，当时的柏林大学又为什么引入科学研究呢？为了国家的强盛？也许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然而洪堡之所以全力倡导大学的科研，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还是在于完人的培养，在于新人文主义教育目的的实现。[12]那么，新人文主义为什么在那时的德国成为影响大学发展的主要力量呢？
这就要追溯到当时柏林大学创建的时代背景。1806年，耶纳会战被法国打败的普鲁士笼罩在一片沮丧之中。这一时期，德意志最有优秀的儿女们群聚柏林，他们呼吁创办一所新大学，希望通过教育来重新凝聚涣散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以证明“普鲁士不会放弃长期以来履行的职能，而是会不顾一切地努力建设一种高尚的思想文化，将之作为自己的力量源泉，为此，它打算重新开始；无疑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普鲁士也不会容许自己被孤立起来，而是渴望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与整个德意志民族在一起，结成一个充满生机的联盟。“[13]也就是说，柏林大学的创设面对的是整合民族精神的时代需求，而新人文主义通过文化的寻根和创造实现了这个任务。首先，新人文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论证德国人和希腊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具有密切关系，把古希腊文化视为自身文化的根源。同时，在寻根的过程中，新人文主义赋予古希腊文化一种发展和创新的意义。与文艺复兴时期重视对古希腊文化的模仿不同，新人文主义强调对古典文学的探索，同时又把这种探索扩展到科学的领域，强调通过科学研究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人性的完善，由“科学而达致修养”。也就是说，19世纪德国大学的崛起其内在逻辑在于文化寻根以及基于文化传统的再创造和再发展过程。
（二）借鉴和融通：美国大学崛起的内在逻辑
作为来自欧洲的移民，美国的高等教育深深打上了盎格鲁——撒克逊高等教育的痕迹。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前半期，哈佛学院等教派学院仍然延续着培养具有良好文化教养、传承宗教文化的教士的英国传统。随着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设立以及德国高等教育的崛起，德国大学对19世纪后期的美国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掀起了美国大学学习德国大学的高潮。但是，德国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模式在传入美国之前都经过了重大的调整，以便能够适应美国的环境。[14]这种调整，同样可以从“科学研究”和“学术自由”两个观念在美国的演变中看出。
首先，我们知道，德国因其理性主义文化传统，强调大学和世俗社会的距离。大学追求纯粹的学术研究，远离世俗社会，漠视实用技术。美国在引进“科学研究”的观念时，结合自身的实用主义以及多元的文化传统，在强调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同时，又始终和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保持紧密的联系。不仅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而且把纯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使大学的教学、科研、为社会服务的职能融为一体，克服了德国大学人为设置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界限的弊端，拓展了科学研究的职能，呼应了本国文化，适应了社会发展。
其次，美国在引进德国“学术自由”的观念时，同样基于本国的文化传统而加以创新。首先，美国扩展了“学术自由”的范围。美国著名哲学家斯坦利.霍尔写道：“德国大学是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学”。德国大学教师享有教学的自由研究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仅限于校内，在校外，德国大学教授不是普通的公民，而是国家机构的公务员，必须坚持特定的社会规范，不允许参加政治活动。[15]但是在美国，由于美国本土文化对公民权利的强调和保障，美国大学教师在校外作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其次，美国的学术自由强化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强调学术自由在培养国民批判意识中的作用。最后，美国大学教师在享有学术自由的同时,也被要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教师被赋予知识的自由而不是道德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而不是行为的自由。”[16]这些对德国学术自由理念的发挥和拓展都是和美国本身的民主意识、经验主义传统以及浓郁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
三、我国高等教育大国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始于清末，1989年12月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大学”为称的高等学府。随后，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曲折历程。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学校只有205所，在校学生11.7万人。学科结构重文轻工，学科种类少，培养层次低。解放后到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我国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为22.11万人。[17]文革十年，我国高等教育遭受严重挫折。1977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制度。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提出加速发展高等教育事业。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开始稳步增长。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重大战略。从1998年到2010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由不到800万人（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340.87万人）增加到3105万人（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2231.79万人）,增长了2.9倍，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9.8％提高到26.5％。从上述历程可以看出，新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渐强的历程，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是，在庆祝我国高等教育大国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始终贯穿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模仿和移植痕迹。
我国近代史的第一个《壬寅学制》是参照日本的学制拟定的。1912年《大学令》和在此基础上由北洋政府教育部1913年颁布的《大学规程》参照的是日本的模式。蔡元培1916年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借鉴的是德国柏林大学的模式，而1922年10月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是学习美国的“六三三”制的结果，1928年的大学院制借鉴的又是法国高等教育的模式。国民党时期的高等教育，主要学习的仍然是美国高等教育。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套用苏联模式。改革开放之后，大学在努力摆脱前苏联模式影响的同时，大幅度地向美国大学模式靠拢。[18]在一定程度上，欧美模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建设的新标杆，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们不否认“伟大的模仿者”也很不简单，并且作为后发国家，一定的模仿是必需的。德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崛起之前也都经历了模仿的阶段。但是，模仿者有其自身的限度和条件，按照他人的游戏法则生存，我们永远也成为不了高等教育强国，并且会在完全的模仿中丧失本国文明的优势。目前，我们已将到了一个关口，正如周远清会长在1999年的谈话中指出的：如果说在新世纪到来之前我们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如何开创我国高等教育的新世纪，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基于文化的创新：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对德国和美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内在逻辑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两个国家高等教育崛起的历史背景不同，但其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借鉴和创新。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大国已经形成，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关口，我国要放弃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完全模仿，要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
（一）在“普适化”的高等教育模式中注入中国文化的特色
克拉克.克尔在《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书中指出，由于知识变得更加普及和全世界所需要技能的相似，以及人们的期望更加解放，因此，世界高等教育有再次趋同的现象。[19]我们认为，在一个文化日趋多元的世界，普遍主义只会是一种奢望和悖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只能是部分重叠。在具体的培养理念、培养模式和制度设计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身的特色。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只有坚持自我才不会随波逐流，才能够更加走向开放，继续发展。未来的中国高等教育，需要在认真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果的同时，使传统文化在冲突中获得转化和新生。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中考虑如何有效利用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在人才培养模式中审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价值的人才培养途径和制度，在课程设置中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在学习借鉴西方的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同时，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思考和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从而凸现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和吸引力。我国2010年北京奥运会让世界瞩目。它的表现手段是全新的和现代的，而内容则主要是历史的和传统的。其实质实际上就是现代西方技术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同样需要走技术和人文、现代和传统互相融合、创新和发展的道路。
（二）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满足“人”多层次的需求
我们知道，人的需要具有多层次、复杂的特性。按需要的起源分，有自然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按需要的对象分，有物质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其中物质性需要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因此，一个强的高等教育，自然需要承担起满足人的就业需求，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职能。但是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的物质需要普遍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后，精神的需要会越来越趋于突出的地位。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我们同样可是说，他们的本质也决定着他们的精神需要。他们的本质是什么呢？兰德曼告诉我们：人是文化的存在。成为人绝不仅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在传承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成为“人”。一个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无所了解的人是没有灵魂的人；对文化的憎恨，在根本上是人类的自我憎恨；抛弃文化，就是抛弃我们自己。马克斯﹒韦伯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只有回到人所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中，人才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必须在满足人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同时，通过文化的传承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从而有效治愈现代主义以降蔓延的价值虚无主义和精神空虚主义。
（三）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凝聚人心”
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必定通过强调和传承一些核心的价值理念而发挥着“凝聚人心”的作用。一个具有强的凝聚力的民族，可以使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团结起来而发挥合力，自觉维护文化共同体的利益。文化认同是文化凝聚力的基础，是人们对自己所属的文化的认知、赞同和感情依附。没有民族文化认同，19世纪德国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崛起。没有美国文化的“形散而深不散”，美国高等教育也不能强盛至今。在我国，这种强的凝聚力从何而来？我们认为，这种凝聚力来自于对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守护和更新。我们尊重和传承这些价值，就会有一种生活在自己家里的幸福，我们结合时代的特色对这些传统进行发展，就会使其有不息的生命力。如今，我们常常仰视民国高等教育的成就，除了距离效应之外，民国高等教育在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经验时不忘传统的凝聚力是否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美国学者厄尼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指出，现代学校将一种所谓民族的“高级文化”灌输给大众，使得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的沟通整合成为可能。[20]因此，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需要的各个层面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创新使社会成员在一些核心价值观上得到共识，从而有效发挥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基地”和“精神之灯”的凝聚力的作用。从文化的视角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高等教育借助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能做什么，而不是仅仅思考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了高等教育。
作者简介：谢冉（1977—），女，河南南阳人，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13651751234。Email：xr80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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