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陈先哲博士在《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笫1期上的文章；“我国社会第二次转型与高等教育秩序重建”，提出三方面的商榷意见。一是关于高等教育功能问题，二是于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问题，三是关于民间资本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问题。
关键词：社会转型；高等教育功能；高等教育发展；民间资本办学
Thinking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Chen Xianzhe
YANG De-guang
Abstract: There is an argument about the article of China’s seco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order reconstruction written by Professor Chen Xianzhe on No.1, 2012 of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ree points. One is the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wo is how to regar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ree is the private capit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higher education function;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folk capital running
《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1期上发表了陈先哲博士的文章：“我国社会第二次转型与高等教育秩序重建”，《新华文摘》2012年第10期转载。（以下简称“陈文”）是一篇有一定理论深度并紧密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现状的好文章。但文中涉及到关于高等教育功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民间资本投入教育等问题，似有偏颇之处，笔者不敢苟同。
“陈文”借用经济学界的观点，把我国改革开放头一个30年，视作社会第一个转型期，从2009年以后进入第二个转型期，即“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并说第一阶段是“以GDP为导向的‘增长主义’”，第二阶段“是走向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导向”的阶段。这种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割裂开来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从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国一直坚持改革发展的方向，不能认为第一阶段是“求生存”、第二阶段是“求发展”，也不能认为第一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GDP主导”，第二阶段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是“以人的发展为主导”。邓小平说过，“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而基本路线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不能把两次转型论套用到高等教育领域，也不能把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割裂开来。“陈文”中提及，在我国第一次社会转型中，高等教育出现了三大困局，一是高等教育价值失落，二是高等教育结构失落，三是高等教育制度失落，这一结论过于武断，缺少根据，值得商榷。
一、关于高等教育的功能问题
陈文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快速从本体价值观向工具价值观转变，在工具价值观的驱使下，高等教育脱离了生命的本原，成为满足社会政治、经济需要和个人追逐物质利益的工具。”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何谓“工具价值观”？难道高等教育主动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是“工具价值观”吗？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即第一次社会转型中，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每年平均9.8%的速度增长，从1978年的1482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7.46万亿美元。[2]我国承接了世界工业的转移，加以革新，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产业体系。用短短30多年的时间，追赶有300多年历史的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大国，5亿多人脱贫。市场繁荣，商品充足，人民币坚挺，社会稳定，国际地位日益提高，13亿人民过上了温饱、小康生活。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经济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期，高等教育是主动适应还是游离之外？笔者认为，必须主动适应。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歌猛进，包括从1999年到2006年的扩招，是适应经济大发展需求的。如果说高等教育成了经济发展的工具这没有什么错。
不能认为高等教育适应经济发展、为经济发展服务，就是“脱离了生命的本原”。这个问题涉及到教育史上关于教育本质的争论。教育的本位价值包括教育的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陈文”中提到的“本位价值”，指的是“个人本位”。教育的个人本位论认为，要根据个人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目的和进行教育的理论，教育就是对人的培养，人是教育的第一要素，个人的发展高于一切。社会本位论认为，教育目的应根据社会要求确定，认为个人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受社会制约，完全“孤立”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是社会动物，离开了社会的个人是无意义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个人社会化，在于使个人适应社会活动，成为公民。把不具备社会特征的人，改造成具有社会所需要的个人品质的“社会的新人”。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都有可取之处，但不能片面化、绝对化，不能非此即彼，二者可以相辅相成。潘懋元教授提出的高等教育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理论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从高等教育的外部规律来说，高等教肓必须适应并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必须从社会的需求来培养人才。从高等教育内部规律来说，必须根据受教肓者的不同情况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挖掘学生潜力，促进全面发展，只有培养出各种各样的人才，才能适应和满足社会对各种各样人才的需求。因此，不能把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与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对立起来。
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更要根据社会需求来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要在结构布局、专业设置、教学内容、人才规格等各方面主动适应社会需求，主动为经济社会服务。如果脱离社会需求办学，一味地奢谈“本位价值观”、“个人本位观”，就失去了高等教育的生命力，甚至生存权。在第一次社会转型期即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基本上满足了社会各方面对人才的需求，这不是在“工具性价值观的驱使下”，而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在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对人才迫切需求的驱使下发展起来的，更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恰恰相反，许多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政府投资不足，经济拮据，自行贷款建设新校区，扩大学校规模，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牺牲了个人物质利益。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从政府到学校一直倡导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取得了明显成绩。当然实施的力度和效果参差不齐，但不能武断地认为“高等教育脱离了生命的本原”，是“追逐物质利益的工具”。
当前我国已进入第二个社会转型期，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将进入以数字化制造及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为代表的新时代。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快速下降，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将日益凸显[3]，经济社会、人们的生活、工作，对高新科技的应用越来越广，依赖性越来越大。高等教育必须研究新时代新特点新需求，根据新时期的社会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和人才培养规格，培养出高水平、高素质的各类专门人才，否则必然被社会所淘汰。不能只强调“改变第一次转型时占主导的工具价值取向，完善人格的本位价值”。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有两个：一要促进人的发展，二要促进社会的发展。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更不是对立的。只有人发展了走向社会后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发展；只有社会发展了，才能为人的生存、生活提供更好的环境。因此，高等教育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把自然人培养成社会人，高等教育又要遵循教育规律、人的成长规律，对不同的人施于不同培养教育方式，切实以人为本，因人而异，做好培养人的工作。当前，必须根据第二社会转型期的任务，笫三次工业革命的现状，制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方案。
不能武断地认为高等教育在为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就是“中国高等教育价值失落了”，难道脱离社会、闭门办学，整天搞经院式的教育，是有价值的教育吗？如果不受社会欢迎的高等教育，如果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是有价值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样，实践也是检验高等教育是否有价值的标准。
二、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问题
“陈文” 引用经济学界某些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在第一次转型的经济增长，是以GDP为导向的“增长主义”。进而推论，在第一个社会转型期中，高等教育是采取“经济主义路线”为主导，在教育产业化导向下发展起来的。笔者认为，这一结论和判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在第一次社会转型期，即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我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4]。这是主导中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指明灯和强大动力，而并非以GDP为主导。GDP的导向，可能在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某一时期出现过，但它不是主流，并没有起主导作用。
同样，如何看待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即1999年至2006年的扩招），也要客观分析。1998年，我国高校在校学生仅为642.99万人，毛入学率为6.8%，招生数为108.4万人。经过8年扩招，2006年在校生达到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2%，招生数为546万人，平均年招生增长率为16.1%。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应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社会现状，不能凭主观想象，不顾事实地认为“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是当时教育产业化思潮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经济主义属性”。我国高校扩招的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改变高等教育落后状况的驱动。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即1949年到1999年的5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缓慢。1978年，在校生仅132万人，毛入学率为1.56%，1998年的毛入学率仅增长到6.8%，而当时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35%左右[5]，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均在80%），还落后于发展中国家。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我国的“教育事业要有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6]，1988年9月又提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7]。二是我国经济大发展的驱动。1992年以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大批人才，以满足各行各业的需求。一个经济大国，经济强国，必须有强大的高等教育智力支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是有力的证明。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我国要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必须办好大学，培养大批人才，从1995年以后，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地因经济发展快，迫切需要人才，各高校纷纷扩招，以满足当地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然后才推动中央下决心，从1999年开始全国性扩招。当然在扩招中存在过快、过量的问题，以及质量的问题，但主流是好的、积极的。三是人民群众迫切期望发展高等教育的驱动。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大多数家长都要求把子女送到大学读书，原有的大学规模、招生人数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强烈上大学的愿望。
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并不是所谓的“教育产业化”的产物，更没有因“教育产业化”而导致“高等教育制度失范”，导致高等教育“失去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上级对下级“统包管”，下级对上级“等靠要”。改革开放以来，当市场经济从农村到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后，高等教育仍然迟迟不动，固守计划经济体制，成为“最后的堡垒”。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许多专家、学者撰文批评这一现象，但其中也有不少人一方面对“最后的堡垒”不满，一方面又在固守“堡垒”不舍，说什么“要警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侵蚀”，“高等教育岂能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应适应高等教育”，“教育就是教育，不能成为经济的工具，不能沾上铜臭味”。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把“商品”、“市场”当作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是贬义的，认为社会主义大学怎么去适应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呢？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持上述观点的人己经很少了，但“陈文”们用“教育产业化”、“工具价值观”来诘难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固守“堡垒”观。按照“陈文”们的观点，如果高等教育要主动去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高等教育的价值便“迅速从本体价值观向工具价值观转变”。虽然，他是把市场经济以前的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高等教育当作“本体价值观”，而把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适应市场经济的高等教育当作“工具性价值观”，“脱离了生命的本原”。难道适应计划经济才是高等教育“生命的本原”吗？我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困境，体制机制不活，办学效益不高，学生、教师动力不足等，正是没有建立完善的教育产业和教育市场。我国无论从理念上、法制上，还是教育体制及教育功能上，都没有认真研究和实施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敢涉及“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的概念，甚至视之为“洪水猛兽”。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不是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应通过发展教育产业和教育市场不断壮大自己，搞活体制机制，提高办学效益，增强经济实力。
近几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发展较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迅速提高，正是改变了过去在计划体制下的运行模式、大力发展了文化产业、开拓文化市场、走文化产业化道路的结果。当然，教育事业与文化事业有不同之处，教育具有公益性，尤其是基础教育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不宜发展教育产业和教育市场，但高等教育、非学历教育可以从实际出发，发展教育产业和教育市场，但与此同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考虑到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不能照搬文化产业。我国不少地区的教育培训机构存在乱办班、乱收费、乱发文凭的现象，扰乱了教育市场，正是没有纳入市场化轨道。真正的市场化是建立在法制化、规范化的基础上的，乱象丛生的教育培训并非市场化所致。同样有些地区高等教育中存在着的乱办班、乱收费问题也并非市场化所致，而是搞乱了教育市场。产业化、市场化一般指比较成熟的运行模式，是褒义词，不是贬义词。因此不应该随意地指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市场化的产物。
三、关于利用民间资本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问题
陈文认为，在“经济主义路线”的主导下，“大量民间资本纷纷进入教育产业”，带来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高等教育不公。“公共优质教育资源主要被社会优势阶层占据，许多普通百姓都不得不接受费用高昂的民办教育，造成穷人要花更多的钱接受高等教育的反向社会剥夺”。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十分片面的，不符合实际。众所周知，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四、五十年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原因之一是国家包办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全部由国家办学，政府拨款。上世纪50年代初就把私立学校统统取消，后来又不准发展私有经济、私立学校，结果是穷国办大教育，各类学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纠正了“一大二公”的左倾路线。30多年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体制共同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蒸蒸日上，不断壮大，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聚集大量的民间资本，目前民间资本越来越雄厚。
民间资本主要是指私营企业和个人的资金、个人的投资。截止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巳突破11亿万元。目前已超过12万亿元，而国有资本总规模为11万亿元[8]。可见民间资本己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战略资源。三十年来，我国民间资本大量地投到房地产、股票、金融、旅游、农业、工业等部门，其目的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很少一部分民间资本投入教育。目前全国有学历文凭的民办高校有676所，这些投资者大多数是为了回报社会，为了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培养人才，不图有较大的经济收益，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如果按每校平均投资4亿元计，共有2500多亿元民间资本投入民办高校，民办高校现有在校生476万人，按每生每年需投入1万元计，每年为国家节省476亿元的投资。可见民间资本投入高度教育后，有力地推动了高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使更多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使国家将教育经费更多地投入到公办高校，促进了公办高校的发展。“陈文”中批评的“公共教育资源主要被社会优势阶层占据”，这与民间资本进入教育产业，与民办高校的崛起与发展毫无关系，而是由于基础教育不均衡，以及招生考试制度不公平所致。“陈文”中批评的“造成穷人要花更多的钱接受高昂的民办教育”，这更是无稽之谈，这不仅与民间资本投入高等教育无关，相反，国家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公办学校后，可以使更多的穷人孩子有了上公办高校的机会，民办高校的发展，也为更多的穷人孩子增加了上大学的机会。民间资本投入到高等教育后，非但没有削弱公办教育，反而推动了公办教育的发展。因此，把“寒门弟子已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归罪于民间资本投入、民办高校的发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不应该否定民间资本投入教育的功绩，不应该否认民办学校包括大多数独立学院的功绩。如果没有民间资本投入高度教育，没有600多所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400多万人就没有进大学的机会。20年来，民办高校已为社会输送了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其中包括许多“寒门弟子”。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发展到40%，高等教育还要适度发展，高等教育的增量靠谁完成？公办高校已不可能再扩容，应以提高质量为重点，因此应继续鼓励民间资本投向教育，继续鼓励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把现有的民办高校包括独立学院办大办强办好。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尚处在一个艰难的发展阶段，一是办学环境不好，存在政策歧视，舆论偏见；二是办学经费不足，主要靠学费滚动发展，政府资助力度太小；三是生源不足，质量不高，就业比较困难；四是师资队伍不够稳定，不够健全。我们应对民办教育多一点关心和理解，多一点支持和扶助，多一点鼓励和建议，不要动辄就指责和诘难，批评和鞭挞，冷漠和无情。让这朵教育园地初开的奇葩得到更多的阳光、雨露、营养，促使她们不断发展，壮大成长。建议各级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民办教育，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应以积极的心态，热情赞扬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民办教育，多提一些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本文就上述三方面问题与陈先哲博士等商榷，难免有不当之处，期望起到抛砖引玉作用。由于篇幅有限，并未涉及存在的问题。我国在高等教肓的发展中，的确存在不少值到反思和改进的问题，如管理体制问题，发展过量的问题、教育质量问题、人才培养问题、办学效益问题等。笔者在多篇文章中论述过。但我们应该理性地、而不要情绪化地看待高等教肓的问题；应该从教育的视野、而不要把经济学界的理论甚至是争论中的观点套用到教育领域中来；应该从中国国情和中国高等教育实际出发，而不耍先下个结论、搬一个理论观点，再对教育加以责难和批判。总之，应公正、客观地评判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70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发展报告2011》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102页
[3] 汤敏：“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将落伍？”《环球时报》2012.7.17
[4]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7.24
[5] 胡瑞文:“从核心指标看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报》2008.1.17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8页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75页
[8] 王丽娅:《民间资本投资》.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版.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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