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对美国精神的追寻，以政治社会化为导向，美国高校在多元文化中不懈地坚持整体一致性的公民道德教育，通过课程学习、负责任的积极参与、品格教育、公民宗教的形式来完成道德知识的获得、道德情感与技能的培养，并以相关理论创新引领公民道德教育，以教育评价作为促进手段，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美国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美国精神
Study on the Citizen Moral Education which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s Orientation of United States Universities
JIN Jia-xin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To in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spirit，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sist on the overall uniformity unremitting citizen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responsible， character education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ivil religion to complete moral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moral emotion and skills training. Further more， they focus on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o lead the civic and moral education evaluation. These means provide us with the reference for inspir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merican university; Citizen moral education; The American spirit
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社会各界对公民教育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美国高校，并不存在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其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来培养公民道德以达到培养未来公民的理念与做法，值得我们细加研究并从中得到一些有益启示。政治社会化实质上就是个体与社会经过互动而形成特定政治价值观与政治态度，并在政治行为过程中形成政治能力的过程。美国学界普遍认为，大学时代所获得的政治价值观、政治经验与政治能力对其一生的发展都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高等教育而使大学生进入政治社会并形成公民道德意识与能力是最有效的途径。
一、美国精神：高校公民道德教育在多元文化中的不懈坚持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需要获得广泛的文化认同进而获得较为一致的民族价值观，其公民社会才有可能获得建立。在美国民族国家滥觞形成的独立伊始，美国就以《独立宣言》作为其古典自由主义的彰显、以《宪法》作为其古典共和主义的宣扬来奠定其民族性格之基。美利坚公民基本的共同价值便在于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其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其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博爱仁慈、诚实守信为其核心的道德观，以多元与个性为其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有学者指出，美利坚的民族文化核心实质上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美利坚’文化是一种英国新教文化，即是一种受到启蒙运动、殖民经验和革命经验影响的文化。”[1]但是，作为一个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异质文化的熔炉，美国必须寻求一致的民族梦想以培养同质的公民，与此同时，必须注重其多元社会的不同需要，在尊重差异文化、差异种族与民族、差异宗教中培养有差异的公民。在美国历史上，异质的多元与同质的追寻一直是美国公民教育的难点也是重点。从差异政治的公民教育观来看，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能够以自己认为可靠的方式自由表达政治、社会、道德、民族、种族、宗教以及个人价值观；培养公民能够与异质价值观进行交流、体认与交融；培养公民学会倾听他者的价值观与叙事，并做分析；认识到政治的反抗将是政治压迫最直接也是最好的反应。斯默霍姆对离心以及向心倾向的文化与社会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向心力涉及文化倾向(如接受共同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以及结构性特征(如参与共同的群体、协会和机构)，而离心力是在亚群体中培养与主流群体或社会纽带相分离的做法，保持其独特的传统。”[2]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对公民教育的离心力是巨大的，这也是美国古典自由主义所极力倡导的，但是美国古典共和主义坚持以“差异的缺席”这一导向来建立同质的社会。正如斯勒辛格指出的那样，“在美国这样的异质国家，共同的语言是凝聚国家的必要纽带……制度化的双语仍然是美国碎片化的另一个来源，是‘一种人民’的另一个威胁。”[3]“事实上，这些孩子不仅仅属于他们的父母，可以这样说，他们也是共和国的孩子。因而，我们会坚持要求他们学习一些有关这个共和国的历史和共同价值观。”[4]反映到美国高校公民教育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直以来，美国高校注重通过历史课程中的独立战争、内战、二战的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经典演讲等来强化美国的民族认同感；注重通过参观、社区实践来强化“we people”的理念以增强美利坚的民族精神。
二、面对挑战：注重整体一致性的高校公民道德教育 上世纪80年代，皮特﹒哈特研究合作公司曾对15-21岁美国公民进行了公民价值、目标与公民义务观的取样调查，受访者中仅有12%的人认为主动参加各类选举是良好公民的体现之一，仅有24%的受访者认为帮助社区是最重要的公民目标之一，甚至有65%的受访者回答说从来不参加社区服务活动。与此同时，根据托马斯﹒里克纳在《完善人格教育》中所描述，“美国15－24 岁男性青年的凶杀犯罪比加拿大高7 倍，比日本高40 倍。其中18 岁以下的凶杀犯罪从1965 年至1975 年增加了1 倍，从1984 年至1988 年仅四年间又提高了48%”。[5]这种趋势延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甚至发展到本世纪初，尽管各项调查结果显示有好转的趋势，但却仍旧不容乐观。面对“9﹒11”的恐怖袭击，共和主义迅速占据上风，美国政府及社会各界都一致强调“增强公民责任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紧迫目标”，甚至自由主义人士也认为，“用程序和制度的方法平衡个人利益是不够的。一定的公民德性与公益精神是必要的”，“公共政策在很多方面都依赖于个人生活方式中负责任的决定”，因此，“恰当的公民概念似乎要求权利和责任的平衡”。[6]
（一）通过通识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获得公民道德知识 课程是教育学生的主体媒介，“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是一种在大学本科教育中提供给学生一定程度的知识以培养具有综合判断能力人才的教育培养方式。它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一体。”[7]开设通识课程，不仅可以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保存和扩大美国社会所必需的伦理和社会价值”。[8]所以，95%以上的美国大学都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在实践教学中，一般都是通过“分布必修”、“核心课程”、“以能力为基础”三种形式来进行。所谓“分布必修”就是让学生在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三大学科领域中各选择选择1-2门课程；“核心课程”就是以伦理学、哲学等系列讲座和研讨方式进行教学，学生需要必修1-2门不等的与伦理学等有关的核心课程，以促进学生澄清道德认识的问题；“以能力为基础”主要是道德实践活动课程而非学科课程来让学生获得道德知识。在美国，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将这三种方式进行综合，设计并推行适合自己学校的通识教育并培养学生公民道德知识。以美国杜克大学2000年的课程手册为例来说明，通识课程设置的标准为:其一，以批判的立场看待与研习一种及一种以上的哲学、文化、宗教及伦理道德中观点的分歧；其二，综合地运用学科维度、历史维度、政策维度与专业维度来分析伦理、政治观点的分歧；其三，要把学生的课堂功课和实际社会服务经验以及对伦理观点的反省和思考结合起来。[9]由此可见，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最核心的目标是促进学生超越个人利益以培养其社会责任意识与参与能力。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注重以西方历史中优秀的文化传统影响学生，极其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美国价值观、文化观与政治观以促进其美国精神的形成。
专业课程中与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的结合也是很紧密的，一般情况下由两种方式来进行：一种方式就是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渗透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思想，另外一种方式是明确地以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为导向的专业课。在美国，诸如哲学学会、历史学会、政治学会、心理学会、经济学学会等专业团体都纷纷对本专业的教师提出教学建议，要求其在教学中关注公民教育及道德教育。以经济学为例，在美国的诸多高校里，经济学的本科课程学习阶段，在学习浓缩与简化的理性决策模型时，往往将模型的解决与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进行关联，让学生体会到经济问题的理性分析与解决策略，必须将社会的道德因素、伦理因素考虑进去。在大部分的科学课程里，美国高校普遍重视科学课程对学生从事科学工作所必需的价值观的教育，这些价值观包括：科学的结论来自于证据而非强权，科学的态度来自于诚实与开放的心态，科学的精神来自于勇敢与承担风险的品质，而这些态度与精神正是未来有责任感的公民所必备的高贵品质。
（二）通过负责任的积极参与培养公民道德情感与技能 美国社会各界对公民教育改革的吁求及对传统公民资格观的批评推动了美国公民教育，在20 世纪80 年代提出了培养“负责任的积极参与型公民”的基本理念，强调参与的能动性和广泛性。[10]“负责任的积极参与型公民”的核心理念在于公民的参与不是被动的参与而是积极主动的有效参与，这种参与包括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事务的参与和政治事务的参与，公民在参与的过程中维护自身的应有权利并推动社会的良性进步。其中社会参与主要是指公民自觉自愿地参与由公民群体自发组织与管理的社区活动、社团活动、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如社区居民协会、信仰团体、文体俱乐部等等组织的活动；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与国家事务，如参与选举等的政治过程、参与国家治理的活动等等。
在美国高校，很多参与型的活动从大学一入学就开始了。大多数高校在新生入学的通知书里就寄发有关院校详情的资料，开学伊始就开展入学教育计划，一般情况下都要开展一年左右的新生讨论班，在入学教育与新生讨论的过程中，注重让大家主动查阅学校的相关资料，并对学校的政策进行点评，不为求得一致见解而为学生获得“我是学校一份子”的主体意识；美国的高校注重利用一切机会组织校园论坛、辩论会，也注重以奖励制度来树立道德“模范”与行为规则；美国高校普遍在住读生的宿舍区组织开展相关读书、服务及公益性活动。在美国高校，随处可见为学生服务的学生社区俱乐部，也可以看到开展的有声有色的为学校所在地社区服务的项目，如每年的四月，大部分高校自发组织开展“为无家可归者服务，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服务”活动，至于一些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宗教歧视、环境保护等等主题性活动更是吸引了大批学生的热情参与。为了配合高校的公民教育及社会实践活动，增进学校公民教育的效果，美国政府、财团、社会团体力量非常重视社会公共环境建设，开辟多处国家公园、数不清的纪念馆、博物馆、名人故居，免费向公众开放，并与大学结成“共建”对子。例如在华盛顿这一城市，就有白宫、国会大厦、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纪念馆、杰斐逊纪念馆、林肯纪念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等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向公众开放；在越南战争、朝鲜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纪念处，有纪念碑、广场、阵亡将士军靴展等，这些场馆或展览，无一不透露着美国价值观与政治理念，是其向国民进行思想、政治与道德教育的生动教材与绝佳基地。美国也注重通过新闻媒体、出版事业来宣扬美国的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例如每年斥巨资给《美国之音》等进行美国式民主宣传，并传播其“美国是世界的主导”这一思想；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民众特别是大学生的一次生动的“公民政治教育”。
三、高校公民道德教育朝向品格教育的转向 美国学界特别是教育学界一直面临着一个困境：到底什么样的道德教育才是符合公民教育所需要的？美国是否存在着核心的价值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美国公民教育朝向品格教育的转向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美国品格教育协会联盟认为，“品格教育就是学校、家庭和社区深思熟虑地努力帮助年轻人理解、关心和实施核心的道德价值观”。美国高校越来越一致地认为，在现代社会价值趋于多元的情势下，品格教育在价值澄清的基础上，传授一些具有共性价值的知识，因其能有效地避免或者缓冲社会的价值冲突，所以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分歧，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品格教育的“社群”化特征符合现代教育的境遇，因为现代社会的转型使得民众基于地缘、血缘所建立的关系日渐松动，人们更多的时候是在“陌生人”世界面临疏离、孤独与冷漠，而“人以群分”的原初动力将人们以“社群化”的方式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注重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共同参与，将大学生个体“嵌入”到群体中来，在活动中认识自己、认识家庭、认识社区、体验责任，找寻群体道德的意义与个体生活的本真。在美国高校，品格教育极其注重通过日常生活规范其道德行为、砥砺其道德意志、培养其道德习惯以塑造大学生的优秀人格。美国品格教育协会联盟提出了“有效的品格教育的11条原则”，把品格教育的核心原则定位为“要把促进核心的道德价值观作为良好品格的基础”，对品格教育的六大要素进行了归类：公民责任、公平、自由、尊重、信任与关怀。目前为止，美国有26个州都对学生的公民道德进行了目录式的规定。我们以Lander大学为例，该校为学生提出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目录包括：“爱国主义、忠诚、自由、责任、宽容、同情、尊重他人的权力、理性的同意、公正、礼貌、批判性研究、适当的加工程序、和平的解决冲突”。由此可见，品格教育正在试图超越文化的多元与宗教信仰的多样，找寻普遍共享的核心价值，这就是美国精神的所在之处。正因为如此，美国品格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说到，“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新的，我们应对挑战的措施也许是新的，但那些长期以来指导我们成功的价值观却是古老的——勤劳、诚实、勇敢、公平竞争、宽容以及对世界保持好奇心，还有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主义——却是历久弥新，这些价值观是可靠的，它们是创造美国历史的无声力量。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回归这些古老的价值观。”[11]当代美国高校所进行的品格教育所秉持的信念在于：在践履中培育美德公民。所以，这种教育的基本方式就是“参与和实践”。这种教育不局限在课堂，而是延伸到家庭、社区与社会，注重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在联动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一方面，要求高校教师明确自己的道德责任，在热爱学生中尊重学生，知晓课堂即是社会，需要在课堂教学中明晰师生各自的道德责任尺度与各自的权利限度，在互动中构建民主、自由、责任的课堂社会，并能给学生指明在社会与家庭中应能明确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品格教育要求家长参与到公民道德的培养中来，甚至设立“蓝带学校”以对家长进行培训，使得家长更好地与学生进行有效沟通并能协同完成教育活动。在美国大学的诸多社团中，很大一部分是面向社区服务的，美国政府甚至规定了其公民参与社区义务活动的最低小时数，依据美国法律，志愿者应年满16岁，通过或向某些机构提供无偿服务。美国国家和社区服务组织发布美国志愿服务2010年度报告称，2010年共有超过6000万美国人参与志愿服务，服务时间共计81亿小时，价值近1730亿美元。[12]品格教育理论认为内外部环境对学生公民道德意识的形成、道德行为的习得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鼓励高校利用社区资源，鼓励青年大学生在参与社区服务及其他活动中成长，让社区成为大学生品格教育的实训基地。在社区之外，各种媒体、社会团体与机构也很热心于品格教育，为品格教育建言献策、提供支持。
四、公民宗教——政治社会化取向美国精神的另一种教育形式 美国信奉宗教的历史与其国家诞生同步。在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源流也来自于其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教义，早在美国首批高校诞生之初，就明确规定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例如，哈佛学院建校时宣称:“为社会造就适合的人力，主要是培养教会人士。”[13]1754年，耶鲁学院的院长克来波指出:“学院是传教士的社团，养成从事宗教职务的人员”，“耶鲁学院的建校的伟大意图，是按我们的途径培育传教士。”[14]京士学院成立时宣称:“本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和指导青年理解耶稣基督，热爱和服从上帝，养成优良习惯，获得有用知识，俾家人和朋友可以信赖，成为国家的光荣，增益当代人群的福利。”[15]独立战争以后，美国高校对神学的兴趣逐渐下降转而较多地关注社会事务，但高校还是继续提供相关正式的宗教、伦理与道德的教学，在诸多大学里，很多学生及学者都保留着自己个人的宗教信仰。二战结束后，美国最高法院明令禁止公立高校进行宗教教学、祈祷等活动，但是美国民众信仰宗教的传统使得他们相信：宗教的祈祷并不与学生的道德品质相冲突反而能够有助于学生基于宗教之善而对道德准则有着天然的服从。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信仰宗教是改善大学生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的最为有效的办法之一，74%的受访者认为信教可以教会青年在忠实地信奉宗教的同时，体会到上帝原来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美国，还有专门的宗教电视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宗教类的节目，以上帝的名义对青少年进行宗教信仰的教育，这些宗教信仰往往包含着诸多符合当代美国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需要的道德规范与准则。高校大学生是电视观众群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电视台也在其他娱乐性节目中保留一定的宗教空间，从不同的角度释读宗教教义，向观众灌输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宗教信条与道德例律。
我们认为，美国借用宗教这一形式来表达美国人的信仰所在，其实质是把“上帝”作为美国精神的化身，把美国社会对宗教的信仰作为“我们美国人（we people）”精神的强大凝聚力，在这个意义上看，这种宗教信仰的实质就是“公民宗教”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种“公民宗教”主要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凝聚民族认同感、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将宗教信仰与政治信念在很大程度上进行整合，使得公民教育在宗教教育的“神圣”氛围里得到强化。
五、公民道德教育的理论研究与评估 美国教育尤其是公民道德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公民道德教育莫不是先以理论创新为先导，并辅之以教育评估为促进手段的。综合地运用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众多学科知识开展公民道德教育研究并指导公民道德教育实践，使得美国公民教育始终循着科学、理性的方向发展。综合看来，近代以来主要有以下几大理论对公民德育产生着重要影响作用。
（一）德性理论 德性理论主要包括自由主义德性理论与社群主义德性理论两大流派。自由主义德性论认为公民责任包括：（1）一般意义的公民德性，即忠诚与勇气，遵纪守法；（2）社会意义的德性，即独立而开放的心态；（3）经济意义的德性，即面对经济技术变革而必备的适应能力，具备职业伦理并能在自我满足遇挫时的调节能力；（4）政治意义的德性，即从事公共讨论、评价公职人员的能力，明晰地辨明自我与他人权利边界的能力。自由主义德性理论对公民社会的民主与自由的见解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大学生们。“质疑权威的能力及从事公共讨论的意愿，构成了自由主义德性理论的最显著之点”，正如自由主义代表之一的古特曼所指出的那样，“仅仅受习惯与权威支配的人不能组成一个由主权公民所构成的社会”。[16]社群主义公民理论基于“公共善”的理论假设而涵盖三方面的内容：致力于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目标是“公共善”的理论起点；公民对民族国家的体认与忠诚是其对所属政治社群的体认感与归属感的最重要的表征；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事务、政治事务的意识与能力是在“公共善”中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保证。由此可见，公民德性理论对美国高校公民道德教育提出了“好公民”的资质要求：自主性、参与意识与能力、对民族国家的体认与忠诚、权责意识、对差异的宽容与合作能力、对自我的正确评判能力。同时也提出了 “好公民”的培养路径，即主张实践与参与的思想，强调通过政治与社会事务参与、公民社团的实践活动、学校教育等系统来完成公民道德教育。
（二）价值澄清理论 道德价值澄清学说对美国高校的公民教育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这种理论的特点有四个：强调关注生活、接受生活、激发个人对生活的思考、提高个人的生活潜能。所以这种理论认为不必把道德价值观直接教给学生，而应该通过学习评价和分析思考来促进学生个人道德体系的完善。美国高校的公民道德教育普遍注重学生对价值观的分析、评价与认同过程，注重的不是获得了什么样（what）的道德，而是怎样(how)获得“道德”这一过程。这一理论流派正是美国公民道德教育注重实践的理论渊源。
（三）政治社会化理论 1958年，伊斯顿首次提出了“政治社会化”这一理论。政治社会化即是特定社会将其主流政治文化进行传播，以使得个体在学习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发展政治自我，这种发展自我的过程包含着公民道德教育的过程。因为诸多政治社会化的机构在维护和发展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必然力图发出一致的政治信息，这对形成公民社会所要求的政治信念、政治意志、政治态度有着强大的合力作用，也对成长中的大学生政治道德信念产生重要影响。
（四）实用主义理论 杜威的实用主义催生了美国公民教育中“教育即生活”的实践模式，继之以后的柯文﹒瑞安提出了5个“E”的道德教育理论(即Example、Explanation、Exhortation、Environment、Experience)，将美国公民道德教育真正地推向实践为导向的模式。
（五） 教育评价理论的发展 纵观美国的教育评价理论特别是道德教育评价理论，可以将其大致分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目标达成”为指向的价值关注缺失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方案评价”的过程关注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系统综合评价”的价值关注阶段。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评价理论认为，评价不仅应是心理或者是道德量化评估，更需要融合伦理与政治的价值，就连伯汉姆这样的专业计量心理学家也提出需要关注道德评价的社会伦理维度。道德评价越来越倾向于向社会政治提供相关信息，将道德评价的结果列入政策参考中来。正是因为如此，美国教育评价机构每年都对美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思想动态进行专业性的评估，并提供给决策者，这也推动了美国高校对公民道德教育的科学发展程度。
注释
①致谢：感谢导师易连云教授提供的参考资料与指导意见！
资金项目：西南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优秀博士项目“政治社会化取向的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编号：kb2011004）
作者简介：金家新（1974—），男，安徽六安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校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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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国人去年志愿服务逾80亿小时价值近1730亿美元［EB/OL］．
http：//www.wenming.cn/ zyfw_298/yw_zyfw/201108/t20110812_2823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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