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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实力强国与大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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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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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软实力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社会中强国的重要标识，在我国的软实力建设中，大学将通过其批判性文化功能发挥关键作用；大学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大学知识活动的内在性批判和大学知识分子的直接化批判来实现的；现实中，大学的庸俗化限制了大学批判及其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功能的发挥；要塑构大学的批判文化性格与批判功能，需要建构现代大学制度；通过大学章程建设来发挥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维新功能是我国大学批判文化功能得以复归的根本举措。
【关键词】：软实力；大学；知识分子；批判；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章程
【作者简介】：张继明，男，山东潍坊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010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880021）、厦门大学基础创新科研基金研究生项目（201222G010）。
“高等教育强国”命题反映了高等教育在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历史使命及其功能。在我国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高等教育除了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外，在软实力建设中同样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载体，大学将通过其独特的文化功能来推动国家软实力发展，而大学行使批判的天职则是其发挥文化功能的重要形式。
一、从硬实力到软实力：强国内涵界说
一般而言，强国（Great Power）是指国际社会体系中在权力资源上拥有显著优势的国家。权力资源也称综合国力，包括一国对他国施加影响所必备的物质性权力，如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以及非物质性权力，如“软国力”或“软实力”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观、制度、生活方式的吸引力。
所谓的物质性权力即硬实力作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准是一个普遍共识。例如军事力量，德国史学家兰克指出，大国是说该国具备维护自身以抵御所有其他国家的能力。我国春秋战国即有所谓“万乘”强国之说，《文中子﹒问易》即道：强国战兵，霸国战智。另外，影响力也被作为判定国之强弱的标准，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提出：大国即在其所身处的社会中能发挥最广泛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学者莫德斯基则强调强国的“国际地位”或“大国责任”，即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并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或服从。无论是全球影响力还是国际地位，本质上反映的是以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物质性权力。而软实力恰恰相反。“软实力”是哈佛大学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教授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首次提出的概念，它强调通过文化自身的特殊吸引力而非强硬手段或利益引诱的方式去影响别人，使之认同和接受其主张。在国家层面，软实力与科技、经济、军事等有形的硬实力共同有机构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社会和政治领域，一个国家通过软实力使别的国家理解、认同甚至追随其主张和行为，这种效应与传统的强制性威胁相比更加有效、持久。在很多时候，国家软实力又被称作文化软实力，“真正的大国，最终表现在文化上。政治上的决定力，经济上的影响力，军事上的威慑力，制度上的被信赖与文化上的被向往，这五大要素的集合造就强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软实力更符合当代世界格局变幻的趋势和影响国际关系的规则体系，因而标识着当代强国的核心特征。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体现了国家综合实力内涵的嬗变。
软实力作为一个结构性概念，主要包括内部维度如民族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及发展道模式的先进性和吸引力，外部维度如国际标准的制导能力、国际社会中的感召力和被认可程度等。在其内部维度中，软实力又可具体分解为多重要素，如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及是非观、正义观、发展观，还如公民与政府的社会责任感、国家的政治亲和力等。在很大程度上，软实力的内部维度决定着外部维度的水平。因此，一个软实力强国，首先意味着具有“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政治亲和力、“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国家感召力，意味着具有基于大众立场的正义观、发展观和主流意识，意味着具有先进的民主与法治文明、正确的普遍的道德与伦理标准，意味着具有利益表达的空间和渠道；以及在以上诸要素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等，从根本上说软实力标识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
二、国家软实力建设：大学的使命与践行
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主要是一个硬实力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经济实力迅猛增长，但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日益显现，社会矛盾不断积聚。由此，我国有意识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完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二次转型”。在此背景之下，发展软实力成为我国实施新战略的必然选择。2007 年，提升“国家软实力”正式写进十七大报告，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2011 年，提高国家软实”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加强软实力建设，体现了国际政治社会中关于强国的认识变化，顺应了我国社会转型的战略需求，有助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然而，当前我国软实力建设并不容乐观，例如，政府的社会发展观、绩效观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科学发展原则，关乎民生的政策制度体系相当不健全，政府公信力下降；由于资源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弊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公平受到较严重损害；拜物主义盛行，道德水准下滑，社会正义普遍缺乏；在多元主义文化背景下，社会核心价值观失落，意义真空；公民个人、政府、企事业单位及第三部门的社会责任感匮乏，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严重；等等。总之，目前我国的软实力发展水平与已取得的巨大的硬实力成就之间存在很大不符，软实力建设任务任重道远。
在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在提供智力支持、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等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意义。当今世界强国普遍是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高等教育强国”正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对于强国建设的价值。“欲强其国，必强其文化，欲强其文化，必通过教育”，对于我国的强国建设而言，高等教育除了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知识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之外，在软实力战略体系中也必将扮演关键角色。例如，大学可作为咨议性机构为政府规划提供论证和建议，或对当下的政策制度进行评价，增强政府执政能力；通过培育人才、提供终身教育平台及向社会输送知识等提高公民素质；公平招考，增加在农村、落后地区的招生名额，促进教育机会平等，推进社会阶层流动和优化社会分层；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推介中国优秀文化及思想，推动扩大国际影响力；等等。其中，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大学内在地具备文化的功能，这是软实力建设中大学的重要价值基础。有学者指出，“引领文化是大学的第四功能，而且是大学与生俱来、更为独有、影响更为深远的社会功能”，胡锦涛在清华大学建校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强调了大学的文化传承和创新职能。大学的文化功能是指大学通过检视、批判、矫正流行的文化和创造新文化，塑造和引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主流。其中，推动确立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是非观的正确的公共标准，是大学文化功能的核心内容，而这同时也是软实力构成中的重要文化因素，是我国软实力建设中亟待加强的。大学文化作用的主体包含了国民、政府和其它社会组织，大学通过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提升主体的文化素质和文明水平，这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大学文化功能的实现途径是多渠道的，其中大学实施批判是其一，即大学凭借其知识、理性和道德的高度来批判社会各领域的不良现象，达到提升文化水准的目的。批判是大学固有的文化性格，是大学功能发挥的重要方式。正如熊彼特所认为的，大学以批判为生，批判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标准之一。
三、知识与知识分子：大学批判的实现
在《辞源》中，“批判”是指深刻而全面的分析、评价与断定。在《牛津英语词典》中，“criticize”（批判）的结果是“judgment”，具有审判、评价和鉴定之意，表明批判是一种极为严肃认真的评论。从词根上看，批判与“危机”（crisis）同根，表明批判与危机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实际上往往也是危机前后才有批判，批判有助于预防或消除危机，因而批判还具有承担某种使命的意味。所以，批判绝不等同于简单否定甚或粗野的打击、盲目的挑战，它是基于理性的、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其“根本目的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肯定，或是要确立新的原则，或是要通过反思批判将原理建立在更为牢靠的新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则赋予了批判以解放的品质，霍克海默认为，批判就是“倡导一种以反思和质疑为本质特征的批判意识，其目标在于把人丛奴役中解放出来”。追求社会合理和个人幸福，这是批判的深层意义之所在。可见，批判的本质在于通过反思与质疑而做出重新判断与理解，是以高深知识为基础、以社会理想为标准的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一个新世界”。
大学是探索高深知识、汇聚了大批知识分子的社会机构。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大学与“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认同，即思想和精神需求的至高性，以及探索、风险、批判的精神。大学也正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通过其知识活动和直接批判的形式达到批判目的。首先，大学学者的知识活动是一个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具有内在的批判性。其一，求知即求真。真正的知识必定是对世界的真实反映，求知即真实地反映世界和对错误认识的否定和批判。正如波普尔所说，批判就是自由讨论知识，发现知识的弱点并加以改善，以及反驳和证伪伪科学，这种批判的态度是科学传统最重要的东西。其二，求知即向善。教育存在的基本依据之一是“善”，或者说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善”，教育善表现在促进个体和社会发展上，而知识则蕴含和传递着善，如苏格拉底所说，“知识即美德”，“美德即善”。可见，大学的知识活动是教育实现善的形式。其三，求知即唯美。知识本身是美的，比如“理论之美”，理论把那些繁杂、深奥的东西转变成清晰明了的公式定理，从而呈现出深邃、单纯的理性美感。如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誉为“科学史上的艺术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便被誉为物理学中“最美的理论”。知识之美在本质上反映了自然界的和谐，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的一种内驱力。物理学家彭加勒就此提出了科学研究的“臻美原则”。此外，知识的美还意味着知识使人懂得欣赏、鉴别和追求美。从事知识活动即追求真善美，这还意味着这是一个去伪存真、还原和宣扬真实的过程，是一个揭露、鞭挞那些虚假、谬错和丑恶进而去除之、矫正之的过程，即批判的过程。利奥塔尔从知识的功能主义出发，区分了实证主义的知识和叙述性知识，尤其指出后者作为一种反思的或阐释的知识，具有审视价值与目标的批判性。事实上，在两种知识之间，存在的是批判的形式与功效的差异，而非有无批判性的不同。所以，大学传播、生产知识内在地隐含着批判的本性。
其次，大学的批判还主要通过知识分子或学者的批判活动来实现。知识分子往往具有“忧天下”的大众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因而大学的批判天然地隐含着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大学学者具备“专门的、深厚的知识和在知识中培植起来的清明理性”，而“知识分子面向公共领域的发言必须以这二者为出发点”，大学的学者正是立足专业认识，通过直接批判来抒发和践行其理想和抱负的。刘易斯科塞将知识分子解释为“理念人”，即“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作为理念守护人的知识分子，其主要职责是抵制与批判社会弊端，担当“民族的触角”。知识分子批判具有不同内容，包括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思想批判等。例如布尔迪厄等人对历有关政治问题的批判，表现出他们常常为理想、信仰和各种乌托邦信念而奋斗的浪漫主义情怀；斯诺等人对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的批判至今仍是重要的世界课题；德国知识分子受国家主义、政治专制主义的影响，往往集中在深层的理论批判上；相对来说，美国知识分子的批判则是多元的，“效忠和支持现存制度，或置身现存制度之外采取独立不倚的批判态度，对于当代美国知识分子是同等可能和合法的立场。”由批判的涵义来看，大学学者拥有无可争议的批判资格，他们批判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中不科学、不文明、不完善的事物和现象，力图通过知识的力量改变现实，以达至其理想。例如，对有损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的批判，对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批判，对愚昧落后的社会传统的批判；如今，中国社会存在普遍的文化焦虑，渊源之一便在于社会道德水准的堕落，而大学学者无疑是最合适的批判者和建构者，“提高整个人类的道德风尚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整个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的责任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然还包括对大学自身的批判，以及关于整个理想秩序的设计等。值得指出的是，真正的批判应该从文化的意义来认识，从根本上而言批判是一种将批判由工具转变为活动本身的理性努力，一种以给社会健康发展提供精神目标和动力为根本目的的文化活动，批判的价值集中体现为这种文化活动的根本目的和社会功能。
大学通过知识传播、生产和大学内学者的直接批判，促使“求知、向善、唯美”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和行为的依据。个人文化水准的提高最终推动社会群体乃至民族的文明程度，这是国家软实力的主要表现；而直接的知识分子批判则以更加直观的方式促进社会秩序优化，包括制度安排的合理化、社会正义的伸张、道德标准的澄清、大学正向功能的发挥，乃至国家战略的转型等，而这都是国家软实力结构中的关键要素。总之，大学批判是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大学发挥作用的基本形式。
四、大学庸俗化：大学批判能力的消解
然而，大学通过发挥其批判功能来提升软实力水平只是从理想的角度而言，现实中大学的批判功能往往得不到充分发挥，因而对于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功用具有很大局限。究其原因，在于大学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向了庸俗。大学曾被誉为“灯塔”，因为大学曾无可争议地居于知识、思想及道德的制高点。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在《大学何以为灯塔》中赞到：“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当大学能够担当灯塔，她具有超越世俗的精神和高度，以清醒地审视、洞察市民社会，并为其确立各种标准，成为世俗的公正批判者。然而如今的大学却已逐渐走下了神坛，成为世俗的一员，甚至逐渐变得庸俗。大学的庸俗化最终反映在价值取向的旁落上，即学术的、文化的、人文的目标让渡于政治的、经济的目标，外在价值凌驾于内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的旁落更是价值标准的堕落。对此，海外学者发出了广泛持续的批判，从他们的著作即可窥见一斑：《废墟中的大学》、《道德沦丧的大学》、《圣殿里的冒牌货》、《扼杀精神》、《失去灵魂的卓越》……德里克博克当做黑色幽默构想出来的噩梦更加严厉地揭露了大学的荒唐和庸俗。我国也有学者对大学的变化进行批判：大学“表现为一个熙熙攘攘的知识集市，而不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知识社群，充斥在这里的也只是知识摊位之间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眭依凡教授更加明确地对大学进行了“庸俗化批判”，他指出，如今的大学正“趋向非规范、非道德、非健康、非自律”，具体表现为“官本位倾向”、“市侩作风”、“犬儒现象”、“学术不端”，而大学庸俗化使大学背离了其组织属性和办学宗旨，破坏了教育公平，损坏了大学道德楷模的形象，扭曲了知识至上的学术标准，败坏了学风。
大学的庸俗化导致大学批判功能弱化。其一，是大学知识活动的内在性批判的弱化，主要表现为知识成为追求功利的工具。知识的功利性与工具性消解了其固有的批判性。知识的价值大体可体现在精神与物质两个范畴。利用知识进行社会启蒙、社会批判即属于前者，而知识向技术、生产力乃至财富的转化，则属后者。然而，知识的应用需尊从一定的伦理，当知识成为谋求名利的工具，而不是为了大众利益和社会进步，当知识被以明码标价的方式出卖，甚至被扭曲篡改为假知识，当知识主动或被迫与权力联姻成为仅对某些人、某些集团有利的“选择性知识”：知识成了满足欲望的工具。知识从了世俗的欲望，无论是对于知识本身，还是对于世间诸务，真善美的标准皆为“浮云”。知识在净化与提纯社会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贬值，其批判性自成遑论。其二，大学学者批判精神的丧失，这是大学批判功能弱化的主要致因。作为知识分子，大学学者往往有着强烈的公共参与和社会关怀精神，批判是他们表达理想的武器。社会学家海曼姆曾认为，知识分子是“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的”（free-floating, unattached），可以超越狭隘的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局部利益和意识形态，进而达到普遍的、公正的判断和真理的必要保证。然而，在充满了阶级和集团利益冲突的世界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完全游离于利益冲突之外的。正如现实中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形象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样。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阶层越来越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知识成为他们买卖的资本；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受益者，他们与权力和资本集团结盟，构成既得利益共同体；当然，更多时候是他们主动委身于权贵，或为资本所利诱，人文精神和独立人格丧失；他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对公共事务或社会底层缺少关怀，社会良心与道义担当逐渐失却；他们不重操守和诚信，常常“自信地说出一些蠢话、作出种种一再落空的预言”。显然，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不可能置身度外、独善其身。在大学遭受政治和经济力量宰制的同时，大学知识分子也走向了自我的奴役。在近20 年国内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批评之中，大学知识分子成为受批评最多的对象，常常被用“势利”、“市侩”等词语来形容，甚至有人宣称“大学已经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道德与知识是大学社会批判的前提，而两者又是两种相互联系的价值体，其中良知无疑具有优先性。当道德失却，知识的批判性则会转向相反。“如果良知泯灭的话，那么理论的拙劣便会暴露无遗”，“在这里，没有逻辑，只有利益，而理论不过是利益的工具”。如此，也就难以指望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做出真正的、有价值的批判。
五、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批判功能的复归
大学批判能力的下降是环境和自身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因素以及大学与大学人自身的因素。例如，商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利益至上观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环境，极大解放了此前物质禁欲时代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大学及大学知识分子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角色得到不断强化；政治正确原则长久以来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干预着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学术价值观；大学在体制上和经济上对政府具有依附关系，相应地大学知识分子也“为稻粱谋”而依附于大学和权力，缺乏人格独立的基础；我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以及官本位思想、风靡当下的“金本位”思想，影响着大学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为求“功名”而同权贵、资本结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中国人不尊知识而重知识之“用”的实用主义传统，也无形中左右着大学知识分子在实利和精神间的选择；多元文化背景下，没有标准的“后现代标准”使大学知识分子从是坚持操守还是抛弃操守的纠结中解脱出来，其学术抱负、学术规范及伦理观都遭瓦解。如此，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组织的秉性被压制和扭曲，大学知识分子也因之成了现代的犬儒和乡愿。
笔者认为，制约我国大学发展的因素从根本上说是落后的大学文化，“非正式约束”才是真正约束我国大学健康发展的背后的因素，而不仅是可见的制度本身，我国大学制度改革如何进行以及能否取得突破，这更是一个文化主题。而要革除和限制落后的大学文化的负向功能，塑构大学的批判文化性格和批判能力，制度建构就成了关键。因为合理的制度反映的是科学的思想理念，能够规范权力运行、改变不良传统、涵养优秀文化，制度促使相对人按预设的、理想的行为模式来实现其目标。也即，制度具有文化功能。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就认为，制度的基本要素应包括法令规章、规范和文化—认知，即制度既包含明文规章，也包括学术组织长期累积而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惯例与规范，而新制度的生成则需要学术共同体建立起相互认同的意义系统。如此可以说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文化更新与制度建构是同一过程。所以，要促使大学通过批判来回复和促使其文化功能充分发挥，就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发挥制度的文化更新作用，可以说这是现代大学制度价值的根本性体现。我们要建构的现代大学制度从本质上说是要建立反映大学学术本性的、学术本位的大学制度，而其所要建构的大学文化便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等标识大学本性的文化，一种学术本位的文化；
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边界得以合理划定，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干预，大学从依附于政府走向合理范畴内的独立和自治，这是大学和大学知识分子的批判天职得以回归的前提，是大学养成独特的文化品性的前提；建立学术本位的治理结构，扩大学术人员的话语权，并通过建立申诉救济等机制，保护学者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学者社会批判的合法性基础，是大学学术文化的本质反映；只有在正常的大学制度环境下，知识分子个人才会产生自我修炼、践行学术与社会抱负的内在需要，这是知识分子实施批判的内驱力，是大学文化的具体表征；预设的教育性、学术性和文化性价值目标，隐含于制度建构过程和规则体系，规范大学和学者的价值取向，即从外在物化价值的关注转向对人、知识及使命的关注，正确的价值目标使得大学的批判成为可能，这也是大学文化的最核心构成；如此等等。
其中，我国大学里的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功利文化、厚黑文化、潜规则文化、熟人文化以及我国大学特有的“单位”文化等，尤以文化特有的持久的、深刻的、无形的力量左右着大学的内在秩序，使得来自政治和经济的宰制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导致大学组织及其文化性的畸变，消弭了大学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王洪才教授明确指出，在这个价值多元冲突的时代，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才是中国大学模式创建的突破点；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教授也将构筑“中国大学模式”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笔者进一步认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强调文化视角，并不止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因为事实证明传统文化在当代处于一种被压抑和消解状态，甚至成为反向异化的变种文化，无论是对大学还是整个社会都未发挥出积极作用；或者说，某些传统文化仅属于历史，而不适于当代。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以一种新的文化图式来整合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而这要求现代文化或文明因子的涉入，并以之遏制和消解某些文化因素的负向性。在此诉求之下，大学章程建设就具有着显著的时代性和实效性，大学章程建设是当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
科学合理的大学章程预设和蕴含的反映大学理想、大学精神和大学逻辑的价值指向，对大学、学者及行政人员的价值目标起到矫正和引导作用，使得他们尊重大学、尊重学术，追求精神和价值的升华，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在工作中由采取符合大学内在要求的工作方式。从大学的精神到教师、学生的学术和专业抱负，乃至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精神，大学章程内在的文化维新功能最终促进大学实现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为核心特征的“学术本位”的大学文化。此外值得突出的是，章程所具有的程序文化、法治文化及民主文化品质将对我国大学中的负向文化样态起到一定的抑制和消解作用。作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具体方式，大学章程的法律规范效应将使得大学相关主体依据章程规范行事，改变传统的按人情、潜规则等办事的“意会式”传统。大学章程治理所倡导的制度公正、程序正义及民主精神等，将最终促使大学管理摆脱不合理的管理传统的羁绊，走向民主、科学管理，进而遵守章程由强制性的适应逐渐转变为主动性的自觉，逐渐生产一种新的管理文化，即程序法治文化。程序法治文化将有效遏制我国大学的人治文化传统。当然大学章程的程序法治文化仍须基于大学的学术本位文化，如何促进两种文化的和谐亦需进一步探讨。
六、小结
从大学章程到现代大学制度，通过制度的规范作用，使大学逐渐摆脱庸俗化，由异化状态回归学术本位，大学真正成其为大学。只有大学成其为大学，大学原有的批判功能才可能得以释放，因为真正的大学内在地涵有一种符合大学批判性格的文化生态。现代大学制度建构的过程，就是一个大学生态环境的修复过程，在此过程中大学知识分子的知识活动过程还原为批判的过程，其直接性的社会批判成为其实现学术与社会理想的内在需要。因此，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意味着大学批判能力的复原，而这将促使大学文化功能得以释放。从大学批判能力的复归到其文化功能的充分释放，这又是一个大学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发挥独特功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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