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是文化创新的基地，是以文化人的重要场所，塑造着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人的素质。这是大学文化意义的基本蕴含。大学的一切社会意义，均生发于此。与此相应，教育兴衰，包括高等教育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民族的兴衰、社会的文野、国家的强弱。传承与创新辩证统一，传统在创新中新生，创新基于传统而前行。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中，人们真切地感受着强劲的创新意愿与有力的发展步伐，但也应看到，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大学要在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中发挥作用，尤其应当注重唤起全社会理性的文化反思意识，通过这种理性反思，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培育理性的文化自信精神，唤起普遍的文化创新意识，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大学；文化发展；传承创新；核心价值体系
    【作者简介】：沈壮海，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2011年８月高 校 辅 导 员
    2011年4月24日，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将文化的传承创新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一并概括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并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在这一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不仅精辟概括了高等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点明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文化传承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还从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等角度，提出了大学承担起文化传承创新神圣使命的基本要求。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一讲话，更加深刻地认识大学的文化意义、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大学的文化使命，更加有效地发挥德育工作在大学文化使命担当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深远意义。
    一、大学的文化意义
    大学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组织，与此相应，文化意义是大学的首要意义。自从大学诞生以来，大学的文化意义及其实现，便成为与大学的存在发展时刻伴随的首要的、重大的课题。在从不同角度、层面探讨这一课题的过程中，许多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等，都还在对大学文化意义的高度肯认中，努力揭示大学文化意义的实现所生发出来的更为宏大、深远的意义和价值。如，曾被认为是美国医学教育改革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便曾基于对知识和理智在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而高度评价大学的意义。他指出：“善于思考的美国人有意或无意地认识到，知识和理智可能是决定我们发展方向的因素。在增进知识、发挥理智的作用、创建和维护真正的优势方面，大学是或应该是所有机构中最为重要的。因此，与美国的人口、战舰、大厦、飞机或生铁的年产量比较起来，美国大学的地位和性质是反映美国文明的地位和前景的更公正的标志。”[1]对于美国大学在美国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他还从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讲起，详述其后美国文明的发展变化。他认为：“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谨慎地打开它的校门……以来，不过几代人时间，一个民族就征服了一个大陆，创立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秩序，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创新了教育的、慈善的、卫生的和其他种种能够发挥作用的机构，使美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2]
    为什么大学能够在文化发展以及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此中原因，正在于大学在知识生产、思想创新、文明传承、国民文化素质的提升等等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大学是文化创新的基地，是以文化人的重要场所，塑造着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人的素质。这便是大学文化意义的基本蕴含。大学的一切社会意义，均生发于此。与此相应，教育兴衰，包括高等教育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民族的兴衰、社会的文野、国家的强弱。古往今来的许多大国兴衰，都演绎着这样的道理。
    英国学者S.A.M.艾兹赫德曾将公元1650年至1833年之间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概括为“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成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称“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和西方最先进的国家之间就已经存在着巨大鸿沟”。作者用来解释“中国的相对停滞”和“欧洲无法阻挡的生机与活力”[3]重要角度之一便是教育——识字率。他指出：“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欧洲西北部，见证了文化教育从城镇到乡村的突破，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的拓展。”但18世纪的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作者指出：“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文化能力的退缩，从乡村向城镇萎缩，从普通大众缩小到精英阶层。……但到了19世纪，中国……有识字能力的人也仅占总人口的30％。这一比率远远落后于1800年英国的平均水平，英国当时的情况是67％的男性、51％的女性都接受过教育。”[4]显然，作者是将这种“文化能力的退缩”作为其分析中国国力及其在世界格局中位置变化的重要角度。在近代中国，这种“文化能力的退缩”不断加剧。当时间从公元1800年再推进100年之后，梁启超更是以悲怆之笔记述了这种“文化能力的退缩”，并从这种“退缩”中探寻“中国积弱之源”：“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其能略通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作者不得不悲叹，“以此而处于今日脑与脑竞争之世界，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天下之险象。孰有过此者也！”[５]
    中外两位学者的论析，至今仍给人以震撼性启示。两则论述无一例外地将“文化能力”即民众的文化素质与国力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其间不言自明的自然是作者对教育兴衰与国家兴衰关系的深层解读。正是基于对上述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记忆，当代中国的发展始终将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发展摆在基础与先行的战略位置着力推进。至2009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4.2%，在学总规模2979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另有数据表明，当前，全国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超过9830万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9.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2.4年。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与我国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或者说“文化能力”的迅速提升无疑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系，大学的文化意义及在此基础上而实现的社会意义于此之中也得到了充分地彰显。但同时也要看到的是，当今时代“脑与脑的竞争”也不断地处于“升级换代”之中，文化素质的提升没有止境，文化国力的竞争也没有尽头。“脑与脑竞争”的这种时代特点，内在地规定了有助于这种竞争优势增长的教育必然是具有不断提升质量、始终趋向卓越特性的教育。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中关于“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的论断，既包含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实的准确判断，也包含对教育发展时代要求的深刻把握。大学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将大学推置到了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前沿地带。
    关于软实力，虽然人言殊论，但在这一概念的最初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那里，“软实力”，实即国际关系领域中，以价值为核心、以吸引为手段、以同化为目的影响力[6]。软实力之用，目的即在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使“人随我欲” [7]，“达己所愿” [8]。吸引力植根于“人脑”之中。由于大学是知识精英的集聚场所，是政治、经济精英的培育场所，是思想文化生产传播、相互激荡的主要地带，所以，大学理所当然地成为软实力竞争的前沿所在。具体而言，大学作为软实力竞争的前沿地带，既表现在大学本身便是重要的软实力资源，同时也是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或者说培植吸引力的重要平台。
    大学是软实力的重要资源。约瑟夫.奈非常自信地认为在软实力方面“美国仍将独占鳌头”[9]，并曾从多种角度例举美国无人可比的软实力资源。如，他强调“世界排名前10位的商学院有8所来自美国”[10]，“在全球160万海外留学生中，28%在美国，相比之下，英国只有14%；比其他任何国家出版的书籍都多；……所获物理、化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最多；所获文学诺贝尔奖排名第二，略逊于法国；发表的科学及期刊文章数目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4倍”[11]等等。可以看出，诸如此类的软实力资源，大都是由大学支撑起来的，是大学的产出和创造。
    大学是培植吸引力的重要平台。大学是软实力资源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推动软实力资源产生影响、发挥吸引和同化作用的重要平台。约瑟夫.奈指出：“美国每年有50万在各大学深造并回国的外国留学生，美国向他们以及那些在硅谷成功后回国的亚洲创业者们所灌输的美国思想和价值观越来越能达至掌权的社会栋梁。”[12]“国际学生通常怀着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颇为欣赏的态度回国。正如一个国际教育团体的报告所言，‘在过去的岁月里，数百万在美国留过学的人构成了我们国家了不起的善意储备。’许多留学生后来身居要职，并能对美国所看重的政策发挥影响。”[13]“了不起的善意储备”，储备的正是美国思想和价值观的吸引力亦即美国的软实力。大学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盖在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是塑造人的心灵与信仰之所。
    综上，大学是软实力资源生产、创造的重要基地，是吸引力培育的重要的、高端的平台。与此相应，大学自然而然地成为软实力竞争的前沿地带。在这个地带，激烈的竞争，从未停息过。仅就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而言，也足以令人掩卷长思。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大清帝国在探寻强国之路的过程中，兴起了以日为师、留学日本的热潮。有日本学者曾经描述当时中国青年留学日本之盛：“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14]热潮之成，原因众多，其中不乏日本政府的积极推动。而日本政府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热潮的推动背后，是有深远思考的。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给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曾经对这种深远思考有清晰的表露。矢野文雄称：“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他还具体分析了修习不同专业的留日中国学生未来对于日本的意义：“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15]可以看出，信中对于通过吸引中国青年留学之潮而形成的“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增加二十倍”的期待，对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的期待，正包含着对日本“软实力”在中国无限扩增的期待。
    20世纪初，对于高等教育在形成软实力方面意义的如此认识，显然不仅存于日本。与此相应，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上演了日本对中国教育的强力影响，同时也上演了列强就中国教育领域影响力与日本的争夺。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致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系统阐论将中国学生的留学热潮引向美国的迫切性及其路径。信中写道：“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如果美国在三十五年前就成就这件事（有一度看来似乎可能），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采取精心安排，得心应手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詹姆士建议美国政府及时派遣教育考察团到中国去，“这个考察团的访问可以发挥多方面的和深远的影响，其价值将大大超过这项事业可能的支出，它将在许多意想不到的方面收到成效，超出我们目前的一切预料。它将在教育、商业领域和政治手腕方面显示新的、惊人的可能前途。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16]
    谋求精神上对中国的支配，正是约瑟夫.奈所谓“软实力”的另一种表述。詹姆士此信，无疑提供了解读高等教育与软实力关系的生动范本。也正是在此类思想主张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908年5月25日正式通过退还“美国应得赔款之余额”给中国的议案[17]。有论者评之曰：“西奥多.罗斯福的决定并不是出于慈善之心。他试图实现特定的目标：平息中国的民族主义因美国排华法案而煽动起来的反美情绪；试图打破日本对中国青年留学生的钳制；向中国青年一代传播美国的优良的品德和经济学说。”[18]在西方有关国家的极力推动之下，加之复杂的国际背景，中国学生的留学之潮，逐渐开始由东而西。在近代中国教育领域上演却并非以中国为主角的这场关于教育影响力的争夺，为我们留下了深刻体味大学的文化意义、体味高等教育与软实力内在关联的历史存照[19]。
    二、大学的文化使命
    推进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大学文化使命的重要体现。从时间的继起关系上讲，每一种文化体系都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任何文化的创新发展都立足于相应的前提和基础，“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0]；同时，就像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都离不开传承一样，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也都离不开创新。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我们在探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时，更加着眼于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赋予传统以新生，才能不断地增进文化的先进性，增强文化的生命力，推进文化的向前发展。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中华民族曾经以强劲的创新意识创造了人类社会独特而璀璨的文化成就，也曾经因创新能力的不足，而带来文化发展的衰落与困境。无以数计的史迹和文献，都无时不让我们对中华文化在历史上的盛极一时、领尽风流产生各种各样的回想。
    然而，这种辉煌并不是永久的。1914年1月，时留美四年的胡适在其《非留学篇》中曾经这样描绘中华文化的盛衰历程：“当吾国文明全盛之时，泱泱国风，为东洋诸国之表率。稽之远古，则有重译之来朝。洎乎唐代，百济、新罗、日本、交趾，争遣子弟来学于太学。中华经籍，都为异国之典谟。纸贵鸡林，以觇诗人之身价。猗欤盛哉！大国之风也。唐宋以来，吾国文化濡滞不进。及乎晚近百年，则国威日替，国疆日蹙，一挫再挫，几于不可复振，始知四境之外，尚有他国。当吾沉酣好梦之时，彼西方诸国，已探赜索隐，登峰造极，为世界造一新文明，开一新天地。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于是睡狮之梦醒矣！”[21]胡适此论，于对中文化历程的描述中，揭示了一个极其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文化的力量来自其先进性，文化的先进性来自其创新的活力。这是文化发展的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益深入和激烈的当下，以创新为动力不断提升文化的先进性，更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记取，当代的中国，正以对“创新”意义的深刻解读，呈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曾经发表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这份研究报告不惜笔墨地描述了当代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创新改革，将中国称之为“日新月异”的国家，并认为在这个正在“发生飞速的变化”的国度里，人们“以致于几乎不可能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以致于不得不依靠笨拙的过时语言描述新事物”[22]。也正是基于对当代中国这种飞速的创新发展的感知，作者概括了“北京共识”三个定理，而置于首位的定理，就是创新。两年之后，作者在他关于中国的另外一篇研究报告《淡色中国》中再次从创新的角度描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在中国，你会发现创新对这个国家来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需求，而是令中国无法抗拒的诱惑，这也是中国的魅力之一。在中国的每个角落，你都有机会看到中国人正在用新的观念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23]应当说，乔舒亚.库珀.雷默对当代中国的这种描述，是生动的，也是贴切的。创新，已经成为当代国人抑制不住的热情和渴望，成为当代中国所高扬的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成为世人解读当代中国发展的关键词，成为贯穿当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的总线索。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一论述，无疑极其鲜明地揭示了创新对于当代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意义，也极其鲜明地表达了当今中华民族创新创造的决心和信念。
    然而，我们也应当理性地看待当代中国的“创新之潮”。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我们在感受高涨着的强劲创新意愿与有力的创新发展步伐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仍然任重道远。我们推进文化创新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例。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文化的中坚构成，其创新能力直接反映出整个文化创新能力的强弱。在我们围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开展的调查中[24]，受访者对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好评（包括“很好”、“好”两种选项）率仅为37%，差评（包括“差”、“很差”两种选项）率则达到21.3%，其余受访者的评价为“一般”。这组数据，既包含着人们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高期望，同时也折射出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还不尽如人意的客观现实。
    我们推进文化发展中的创新思维还需要进一步张扬。在如何看待、推进文化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仍然不难发现的是，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与迅速提升正激起国人更多的文化寻古情怀；不少地方仍然满足于在文化复古仿建中繁荣文化，希冀于考古新发现、名人故里之争中成为“文化强县”。如何在尊重传统、珍视传统的基础上，更多地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未知、着眼于创新和创造，是当下国人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形象。应当承认，在当下，世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感知，仍然主要停留在中华民族悠久恢宏的传统文化上。在很多场合，我们习惯于向世人展示的，也多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元素。我们应当为自己民族丰厚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在当下激烈的文化竞争中，我们不能仅靠既存的传统，而必须靠传统的新生；我们不能仅靠曾经的辉煌，而必须靠现代的创造，否则，我们只会引来世人以“窥奇式的心态”看待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发展。如何增强文化的现代元素，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当代中国现代文化的崭新形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总而言之，推进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情急、任重、道远。在推进文化创新的进程中，大学作为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发展中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之间转换关系的实现，或者说文化气脉的承续与发扬，最基本、最有效的载体就是教育，就是学校，尤其是大学。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将“在鲜活的思想之流不停冲击人类知识宝藏”概括为大学的重要特征，是从任务与使命的角度区分大学与其他相关机构的重要依据。他指出：“保存知识和观念过去和现在都被视为大学的任务，有时甚至被视为其唯一的任务，现在偶尔也被看做是最重要的任务。无论如何，大学总是将其当做自己的一项职能；不管大学如何变化，任何重建工作都不会剥夺大学的这一职能。但要补充一句，保存和解释的工作在那些将其作为唯一或主要工作的机构是一回事，在鲜活的思想之流不停冲击人类知识宝藏的大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25]“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26]在当前，大学要发挥推进文化创新的作用，涉及到很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尤其应当关注的问题包括：大学要唤起全社会理性的文化反思意识，通过这种理性反思，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中国文化前进发展的方向；要培育理性的文化自信精神，唤起普遍的文化创新意识，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前行。
    文化的传承创新，更深层次的是文化魂脉的传承创新。文化的魂脉在价值体系。在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中，价值观都扮演着文化核心的角色，决定着文化的根本性质、基本气质与深层意义世界。“决定文化实体内人们对理性、感情体验的深刻意义、想象的丰富和信仰的深度的需求”[27]。因此，“归根结蒂，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体系”[28]。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决定了价值体系建设自然而然地应当成为文化传承创新的重中之重，也成为大学文化使命的担当中的重中之重。推进价值体系的传承，我们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明确我们价值体系中应当一以贯之的东到底在哪里？到底是什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29]。在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中，哪些是恒照古今之“月”？
    推进价值体系的创新，我们需要在急速的社会变革中推动价值体系的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对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诸方面变化的描述连续使用四个“深刻”，以极强的冲击力勾划了我们所面对的“空前的社会变革”。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要求我们的价值体系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掌握群众。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提醒中国共产党，如果“对变革了无兴趣，对它所面临的较深层问题一无所知，并因为无所作为而瘫痪”，成为“一个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党”，则可能会“发生苏联式的内爆” [30]。在空前的社会变革中，在坚持、传承、巩固价值体系中基本原则的同时，推动价值体系的创新发展，与党的生命活力、与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当前，推进价值体系的传承创新，要有效应对价值体系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课题。其中包括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增强社会普遍的道德信心、增强价值体系建设的公信力，等等。客观而言，在这些方面，我们还都面临着诸多不同程度的挑战。
    1996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论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绩和问题时这样写道：“看不到十八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就会丧失信心，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只有坚持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来考察，放到整个世界的大局中来考察，才能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建设精神文明的自信心和责任感。”[31]同样，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建设状况，看不到成绩和主流，就会丧失信心，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在价值体系建设问题上，多些忧患意识，多些紧迫感，一如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的那样，“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约瑟夫.奈在多个场合表达同一个观点：“中国软实力之路还很漫长”。支撑他这一观点的论据是什么呢？他指出：“正如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还无法与美国并驾齐驱一样，中国软实力也任重道远。中国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大学水平也逊于美国。”[32]我们每一位大学中人，都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推动我们的大学成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坚实支撑。我们需要为此而共同努力！注：本文系2011年6月3日作者在第二十四期全国高校辅导员骨干培训班上专题报告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