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治校更能把准学术脉搏

　　优秀学者深谙学术规律，深知我国科研制度的弊端与痛处，上任之后能锐意改革，对症下药，制定出更为科学而完善的学科规划。　　

　　优秀学者担任学校管理者，赞同声与质疑声并存。赞同者认为，优秀学者尤其是那些海归“大牛”心系国家，理应重用，并借助他们来改革国内学术界的现状；质疑者认为，优秀学者一旦走上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式老路，对学术界而言是重大损失，还有可能成为自己批评的科研体制的牺牲品。

　　笔者以为，在我国当前的学术氛围下，“大牛”学者走上领导岗位有助于实现学术效果的最大化。纵览全球名校，世界顶级科学家担任名校校长并非个案。据统计，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校长，都拥有博士学位，排名前20名的校长中有6位是各自领域的权威科学家，其中3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是著名物理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Ｃ.莱温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他们不仅在自己的领域作出了卓著的成就，而且运用自己的智慧，使大学更好地向前发展。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最好的大学，其校长往往是最优秀的学者。虽然高深的专业知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管理大学的能力，但完善的知识结构为他们理解大学精神、开阔胸襟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优秀学者深谙学术规律，深知科研制度的弊端与痛处，上任之后能对症下药，制定出更为科学而完善的学科规划，在教师聘任中更能坚持选人标准，促使学校的学术环境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另外，优秀学者往往有海外学习的背景，他们深受中西文化的影响，骨子里既有热爱中国的情怀和对东方文化内涵的了解，又有对西方大学追求真理与自由精神的深刻领悟，有助于学校科研与教学的快速发展，在学科建设和评价体系方面更快与国际接轨。而且，优秀学者经受过严格而艰苦的科研训练，具备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面临诘难和困境时能表现出坚毅而果敢的风格，这些对于大学师生而言都具有激励作用。走上学校管理岗位后，他们既能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制度，又能依据中国文化传统，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科研制度，为学校管理注入更多的活力与魄力。

　　当然，有人担心优秀学者走上领导岗位后，会成为自己批评的科研体制的牺牲品，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我国的学术生态环境堪忧，虽然学术工作者数量居世界第一，政府也投入大量资金，但“搞关系获取经费”、“行政通吃学术资源”、“论文抄袭”等不正风气使我国学术界陷入浮躁和尴尬。正是在这样特定的背景下，尤其需要优秀学者走向领导岗位，成为学校的领军人物，带领学校去弊革新，走上国际化发展的轨道。

　　大学管理者的能力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所大学的层次与水平，对大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从现实来看，学校管理者从优秀学者中产生，是一条值得肯定也比较靠谱的途径。当然，他们还需要给予更大的空间和平台，需要更多的考验与历练，以实现自身与学校的双赢。（王海莹 作者系天津教科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