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能促进大学高质量发展吗?

蔡连玉1,2,江  璐1

摘要:高质量发展既是大学回应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大学自身现代化进程的主动选择。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学的形式与实质绩效协调产出,以追求提升各利益相关者福祉的实质性贡献。然而作为社会精英统治的普遍整体意识形态与个人生存策略,优绩主义已全面渗透到大学内部治理场域,在激发行动者外在动机的同时存在一定负面效应,难以真正促进大学高质量发展:过度激励学术产出,助长形式绩效的繁荣; 遮蔽科研实质绩效,导致基础研究边缘化;助推学术生态内卷,侵蚀大学“学术共同善”。鉴于此,大学治理应限定优绩主义,通过如下路径推动大学高质量发展:强化对绩效的实质性评价,促进双重绩效协调产出;塑造大学理性绩效文化,打破学术生态低效内卷;限定优绩的核心伦理,关注公平,构建大学“学术共同善”。

乌卡时代大学“智慧人”培育的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熵变理论与信息加工理论的分析

刘  路

摘要:在超级不稳定的乌卡时代,信息焦虑是引发大学生熵增的重要原因,具备信息加工能力是人抵抗熵增的基本条件,培育“智慧人”是大学的新任务。我国大学在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知识人”教育方面成效显著,但慎辨、慎思、慎行教育方面仍存在短板,不少大学生因信息加工能力不足而出现信息焦虑,处于高负荷的高熵过劳、危险状态。面对乌卡时代带来的新挑战,我国大学应加强大学生的信息素养、个人内省和网络思政教育,帮助大学生掌握信息辨识、筛选及整合的方法,成为能够抵抗熵增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人”。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进路

王晓茜1,张  珏2

摘要: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成兼具理论与现实逻辑,是一种聚焦优质质量、更好满足主体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高等教育发展范式,展现出目标任务从“数量为先”到“质量为要”、方式手段从“路径依赖”到“创新驱动”、评价重点从“内部资源”到“外部贡献”的基本特征与诉求。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体现在更新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基本理念,澄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坚持以需求牵引供给,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构建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落实必要支撑与保障,加强资源供给、政策支持、制度创新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ChatGPT 时代的高等教育应对: 禁止还是变革

吴  青,刘毓文

摘要:ChatGPT 以其卓越的创造力重塑了人类对“智能”的理解,促使当今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如果高等教育机构一味采用禁止态度,未来专业人士的职业技能终将不完整。尽管ChatGPT导致当前教师权威身份被质疑、教学场域被部分颠覆、创造力遭遇信任危机,但由于它能够作为通用教学资源打破学科知识专业分化壁垒、触发“课堂革命”赋能知识传播变革、破除信息茧房加速知识生产变革,故而拥有加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能力。因此,高等教育需要借助人工智能赋能新一轮“课堂革命”,通过实现教学目标多样化、教学内容两极化、教学过程智能化、教学评价多元化和知识生产协同化以更好地应对ChatGPT时代的到来。

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建设:解释模型与逻辑解构

张海生1,2

摘要:根据托尼·比彻和保罗·特罗勒尔关于学科分类方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现阶段特征,本研究构建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建设的解释框架,并借助此分析框架深度解构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建设的多重发展逻辑。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建设的逻辑有分类发展逻辑、双重价值逻辑和技术正当逻辑。其中,分类发展逻辑强调在人工智能赋能下学科建设将衍生更多的新文科和新工科类型,推动学科建设方向变革和研究范式革新,总的趋势是推动学科建设转向智能化、应用性和交叉融合,学科研究范式转向科学主义。双重价值逻辑强调人工智能能够为学科建设提供新动能,赋予学科建设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更加突出新工科建设和研究的战略效应和经济效益以及新文科建设和研究的文化效应和社会效益。技术正当逻辑强调在人工智能赋能下学科建设必须融通技术逻辑和学科逻辑,实现技术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双向赋能和深度融合。为此,学科建设必须主动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借助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实现转型发展、科学发展和特色发展。

论独立学院转设后高质量发展路径

贺祖斌,刘微微

摘要:独立学院转设后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寻,体现出国家规范独立学院办学、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政策愿景,其核心要义在于科学合理的办学定位、彰显优势的学科专业体系、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均衡优质的教学体系、积极向上的科研氛围。从发展现实来看,独立学院转设后仍然面临着学科建设定位不清,办学特色难以凸显;教师断层与流失严重,教师队伍结构不稳定;教学管理制度有待完善,教学体系结构性失衡;科研管理机制不健全,教师科研内生动力不足且功利化严重;优质办学资源剥离,办学遭遇认同危机等发展困境。对此,为了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独立学院转设后应内外联动,不断打造特色学科专业,彰显自身办学优势;稳定师资队伍,满足发展内在之需;优化教学体系,提供教学质量保障;重视科研管理,筑牢发展质量内核;汇聚主体协同合力,消除民间认同偏见。

我国高校数据治理体系要素构成、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活动理论视角

陈桂香1,吴晨璐2

摘要:数据治理越来越成为高校科学决策与管理的研究热点。活动理论在分析活动要素影响活动系统展开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为高校数据治理体系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本研究以活动理论为视角分析高校数据治理体系构成要素及其存在问题。研究发现,高校数据治理由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四要素构成,目前我国数据治理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目标导向的数据治理制度不够完善、治理主体的数据素养亟待提升、治理客体的全程管理存在漏洞、治理方式的构件协同机制尚未形成。为此,高校需充分运用活动理论发掘数据治理的优势,强调目标导向,注重整体协同,进一步健全数据治理规则与制度,提升师生数据素养,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数据治理构件协同方式,以实现数据治理善治的目标。

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演进图景、

现实境遇与优化路径

陈  斌,王  艳

摘要: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3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初步探索期、快速增长期、稳步发展期和高质量建设期四个阶段,明确了行之有效的专业硕士教育制度,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专业硕士培养模式,强化了服务社会的专业硕士培养导向。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规模扩张的同时面临发展定位存在偏差、培养机制整体有待完善、培养过程与学术型硕士同质化明显、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匹配不够等困境。面向未来,我国专业硕士教育亟须凸显行业导向性,科学研制并动态调整专业硕士培养方案;实现能职匹配,完善专业硕士培养与职业资格认证衔接机制;强化协同效应,推动多元主体共同育人;推动产教融合,探索多元化培养途径。

我国本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改革的回眸、反思与建议

陶宇斐

摘要:为提高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储备,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启动了以“基地建设”“拔尖计划”“强基计划”为代表的本科教育改革工作。经过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 我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改革已显成效,但在生源质量、选拔机制、课程结构、培养模式、办学理念等方面仍存有不足。为了更好地深化我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改革,教育主管部门及试点院校应遵循高等教育发展和拔尖人才成长成才规律,扎实推进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改革;加大师资等教育资源配置力度,稳步扩大试点招生规模;探索选拔机制改革,形成分类、多元的拔尖人才选拔新模式;优化课程结构,适当增加必要的人文社科类和选修课程;立足院校办学特点和优势,构建具有“校本”特色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拔尖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夯实拔尖人才培养的制度基础。

应用型高校的校企融通创新模式与动力机制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多案例研究

沈佳坤,张军,陈  娟

摘要:本研究以三所理工类应用型高校为案例,基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探究应用型高校的校企融通创新模式与动力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应用型高校基于内外生优势因素,选择高校主导型、政府引导型和企业主导型三种校企融通创新模式参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应用型高校以校企融通创新参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需要依靠专业教师、创新成果、实验平台等内生动力要素的内源驱动,以及政府、科创企业、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等外生动力要素的外源带动的协同作用来实现。因此,应用型高校应突出办学特色、加强优势学科专业建设,为建立高校主导型校企融通创新合作增加砝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改革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参与政府引导型校企融通创新合作创造条件;基于产业人才和技术需求创新工作机制,为开展企业主导型校企融通创新合作奠定基础;优化内部科创制度环境,发挥好专业教师、创新成果、实验平台等内生动力要素的推动作用;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增强其他创新主体等外生动力要素的拉动作用。

来华留学教育对生源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

曲如晓,董  敏

摘要:基于2000—2018年82个发展中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数据,本研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来华留学教育对生源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来华留学教育对生源国技术进步具有稳健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社会关系网络效应促进生源国技术进步;从来华留学教育中获益较大的是收入水平较低以及与中国地理距离、技术距离和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对生源国技术进步均具有促进效应,非学历生对生源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更大。为此,我国要通过来华留学教育提升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宽来华留学项目,鼓励高校和企业联合开展多种形式的长短期项目;完善留学教育培养模式,提供多元化人才培养方案,重视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改善国际学生生源结构,优化不同培养层次来华留学生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