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瞩目成绩的同时，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值此，作为社会的良心、民族的先知、时代发展的助推者，中国的学者需要怎样的“担当精神”？

　　学者的担当在于学术的求知。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中国学者的求知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自身专业领域知识与思想的探索，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面对当今中国的求知。学者所具备的知识背景，使得他们能够敏锐地洞悉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动向和需要。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中国学者所肩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运用手中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认知，对中国深度问题进行剖析。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僵化保守走向改革创新，在改革的喜悦与阵痛中，也沉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问题本身所具备的特殊性非域外学者所能理解，这就决定了问题的求解，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采用中国的思维与智慧。长期以来，学术领域内占据主流地位的多是西方的理论、概念，中国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学术思想相对式微。不可否认，这些舶来的理论对于开阔视野、刺激思想确有益处，但对于准确深刻地认识中国，尤其是身处转型期的中国似乎并不能完全切合。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去解读中国的问题，难免会有“水土不服”之嫌。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学术圈需要强有力的“中国声音”，而这一对“自我”进行认知和剖析的过程势必要由中国学者来完成。天降大任于斯人，中国学者必须有所担当：透过现实的层层迷雾，去探求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道路，将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相联系，成为民族无限的创新源泉和不竭的动力。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普通民众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而且有利于国家决策层面对中国路径的构想。当然，在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探索之外，置身于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学者的目光也应有所延展，对寰宇世界同样也有所关怀，具有世界眼光，从更广阔的维度来审视中国与世界，做到所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求知的过程漫长而艰辛，学者应当持有一种求真而友善的态度，这也是中国学者所应具备的担当理性。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纷繁芜杂，唯有建立一种理性讨论的方式，才有触及问题症结的可能，才有找到对症下药良方的希望。

　　学者的担当在于道德的坚守。这份坚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商业化的社会中不受利益所诱惑，保持学者情操；二是在网络化的社会中不受浮名所左右，保持学术品质。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呈现出利益为上、人浮于事的乱象，学术的独立性和求真性受到严重侵蚀。从文章抄袭到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自身利益的贪婪，从沽名钓誉到拜金主义日渐泛滥，某些学者忘记了其最根本的志向，纠缠于各种名利是非之中，到处在为其自我利益张罗奔忙。所做之学问，极尽忽悠之能事，或应景或奉命，学者风骨全无，媚态几许，极少数人甚至违规违法。学者所应有的斯文与高贵尽失，更勿论尊严与独立品格。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和“文人无德”的现象在不断地挑战着人们的精神底线，社会对学者道德的质疑声不绝于耳。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其著作《论学者的使命》中提出，学者应当把提高人类道德风尚作为其为社会领域服务的最终目标。费希特借用耶稣曾经嘱咐他的门徒们的话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西方人说“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心”，中国的学者也要做“社会的良心”“人类良知的守夜人”。而为学术而学术、追求独立自由，其本身就是品格操守的最高表现。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其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学者许纪霖曾撰文反思，当代知识分子“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今日之中国学者，不必学习王国维以生命捍卫思想奔放和学术自由的决绝，但也当学习王国维的学人风骨，一生从不写一篇媚俗文章，从不为“遵命”之作无感而发。

　　学者的担当在于文化的传承。学者不仅是学术求知领域的承担者，也是文化传承领域的践行者。学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应的是“士”或“读书人”这一阶层。中国古代的士文化，提倡读书人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热心于对社会做出贡献。从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魄，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无不说明中国传统士大夫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情怀观表现得淋漓尽致。到了近现代，这种“关心”的精神传统依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中。中国近代史上一连串救亡图存的运动，无论是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其领导主体均来自知识精英阶层。一代大儒梁漱溟目睹政治动荡、民生凋敝的民国社会，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长文，并印册分送，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舍我其谁的社会使命感。千百年来，以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用一种超越性的“道”来批判现实社会，维护着中国社会的精神价值。中国知识分子所持之“道”，一方面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一方面又不是脱离世间的，不离世间以求出世间，这使得中国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成为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在这样独特的思想背景之下，最终形成了顾炎武所谓的“明道救世”的文化传统。正是因有着这样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血脉，中国的知识分子才会每每在社会危机的时代挺身而出，用他们的“道”来“拨乱反正”“纲纪社会”。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累月所形成的担当传统。伟大的传统需要后人的继承，若没有当代的传人它便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中国学者有必要担起此重任。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所怀有的求真务实的学风、忧国忧民的崇高风尚以及追求人民福祉的使命感在今天仍具有当代价值。文化的传承在于传统和精神的接续，中国学者需身体力行。中国的文化传统需在学者处传承，中国的学术思想需在学者处复兴。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曾留给世人一段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翻译成现代汉语，可以解释为：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如果说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其担当所做的凝练概括，那么这一概括对于今天中国的学者仍具有启示意义，亦可作为中国学者当代担当内涵的极好注解。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智慧头脑的涵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担当的学者：他们有知识阅历，有高深思想，能见微知著，能运筹帷幄，学人的基本素养使得他们从未放弃追求真理与思想独立的执着，中国传统士文化的现代延续使得他们从未停止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思考。李大钊曾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中国学者应以推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为己任，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为目标，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其学术担当、道义担当、文化担当，主动承担起社会和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