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只应该关心高等教育和自己学校的管理吗？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下面的另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没有提供给所有国民，包括边远和贫困乡村的每一个儿童少年，标准一致的优良小学和中学教育，我们能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

　　蔡元培先生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除了关心社会重大事务和致力于本校工作之外，对中小学教育和贫民教育也有留意，发表过很多真知灼见。他还提倡过法国的“大学区”制度，认为大学校长应该负责所在地区小学和中学管理。当然，他的一些言论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赋予他本人以及教育体制的局限性。早在1912年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就谈及究竟应该如何来管理和支持各级学校的问题。他提到，人们认为高等教育理应由中央政府拨款和管辖，而中学和小学则由地方政府以地方税来支持。

　　这个思路的梗概其实一直延续至今，即我国的基础教育并非由中央政府全权来统一建设和维护。自20世纪初以来，在中小学的兴办上，我们并没有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建立中央政府直接资助和管理的国民教育体系，以完全统一的标准在国民中进行道德训导和知识传播，尤其是教师的质量和薪酬至今也没有达到整齐划一的全国标准，落后贫困地区的学校至今与沿海和中心地区的学校还有着很大差距。这种状况应该是晚清民初以来我们设计和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失误，不仅引发社会不公平，也极大地妨碍了广大农村和边疆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因为未曾落入这一顶层设计的陷阱，其他后起的发达国家，如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在教育和社会发展上有比我们更为均衡健康的方面。譬如在有的国家，甚至连小学生不同年级课桌椅的尺寸和颜色都有全国统一标准。

　　“国民教育”这个概念与启蒙运动的思想有关，但是确切的计划是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此后又得到逐步完善。在基础教育层面上，国民教育意味着免费、平等、标准统一、通常是中央集权管理的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为了抗衡教会学校的影响，法国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的直接资助和管理日益加强，到19世纪后半期已然成为民族国家认同和一定程度阶级融合的成功途径，使得该国社会的平等和流动性大大优越于英国。60年代贫寒出身的教育部长维克托·迪吕伊在推广免费公立教育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他大力提倡女童入学，建立对大众开放的学校图书馆和成人夜校，并推动立法来直接资助边远村落的学校。

　　到了20世纪后半期的法国，以1968年的统计为例，中央政府负担的教育费用是总费用的90%左右。在地方政府投入比较多的小学教育上，中央政府也负担总费用的70%左右。中学的财政几乎完全由国家负责，地方只承担学校建设用地的部分开支。公立中小学教师全部都是国家公务员也是现代法国教育的一大特色。这让我想起刘醒龙催人泪下的小说《凤凰琴》，山区民办教师明爱芬收入微薄，在赶赴转正考试途中落水瘫痪，最后在临终前因为大家的同情而获得转正名额。这一故事背后的人和历史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忘却的。

　　蔡元培熟悉法国教育史，高度认同“教育之脱离宗教”，但是可能是受限制于当时的国情和国力，他常常把义务教育等同于扫盲和谋生技艺学习，也没有提出由中央政府来统一支持和管理基础教育。他曾经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最近一段时期，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把大家的注意力进一步转移到高校的管理和经费增加上。如果转换一下思路，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乡村教育能够普遍按照全国统一的高标准兴办和办好，如果以举国体制争拿奥运金牌能够进步到以举国体制办好乡村教育，从那里的孩子们中间能够成长出多少个钱学森教授？

　　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有一流的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如果我们的大学只注意高等教育的所谓国际化，发达地区只注意本地中小学博雅的素质教育，如果我们在为这些目的毫不吝啬地投入资金的同时，有意或者无意地继续忽略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如果这些学生还需要通过媒体呼吁来取得《新华字典》和其他最基本、最起码的教育资源，我们真的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创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吗？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首先在道德上就意味着我们与“一流”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

　　大学师生应该关心和介入乡村教育的改良，而不是在象牙塔里面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教授语）。在我们这个依然贫穷、人均收入排列在世界第100名之后的国家，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应该继承蔡元培先生的情怀，把最贫困地区最贫困的学生放在心上，记住每一个铜板都来之不易，鄙视“高大上”，鄙视精英和权贵意识，应该以节俭、朴素和实干的态度来兴办高等教育。我们同时应该修正蔡校长当时未曾重视的教育设计缺陷，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大声呼吁以举国体制和中央财政去强制统一全国义务教育的标准和质量，进而推动全国乡村教育迅速、普遍、彻底的改良。

　　这是因为：我们距离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国民教育有多远，我们距离那些享受不到一流小学、中学教育的贫困孩子有多远，我们距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