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教育是引导研究生确立“三个自信”的关键抓手　

　　不同于本科生教育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训为主，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转为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为主。这种转换是思维活动方式由被动接受式向主动创造式的转换。研究生通过对相关知识体系的细致归纳、综合概括，依靠理性的分析思考，形成自己的创新活动，以此实现学术研究能力的形成和不断提升。　

　　研究生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往往超越了感性层面，形成了比较稳定、深刻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过来又影响其进一步的学习和实践活动，决定了对研究生思想的导向影响只能通过间接方式来实现。这对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极大启示，表明直接的政治理论灌输无法达到有效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水平的目的。鉴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是以理性思维活动为主，思想政治工作也应当依托学术训练的平台，以类似培养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的方法，引导其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价值取向。　

　　具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下简称“中特”）理论体系的教育来说，对体系主体理论框架、基本概念和重要表述的交代是必要的，如此才可保证教育的规范性、严肃性。但是不应对研究生进行有关知识的教条式、条块状灌输，而是要引导其形成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使其确立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而这都有赖于党史教育功用的发挥。　

　　首先，引导研究生确立“道路自信”有赖于党史教育。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自信，是一个动态培育的过程。为此，既需要横向比较，即与其他国家发展方式的比较，更重要的是进行纵向比较，即与中国近代以来各种发展方式的比较。之所以说纵向比较更为重要，是因研究生已具备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不会因中国目前国力相对较弱，偏激地要求中国套用西方发展模式，而是会依照历史理性地考察中国近代以来各种发展模式，综合评价哪种发展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而这种考察就需要党史教育提供史实叙述和方向引导。　

　　其次，引导研究生树立“理论自信”有赖于党史教育。所谓“理论自信”，实际上是指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坚持以此种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自信心，亦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脉络，进行细致梳理。只有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正反比较正确发展马克思主义与错误教条解读马克思主义所带给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各种影响，才能引导研究生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也才能树立以“中特”理论体系为中国未来发展根本指导思想的自信心。　

　　最后，引导研究生树立“制度自信”有赖于党史教育。所谓“制度自信”，即坚持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性。研究生因为经历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因而对于中国基本经济社会状况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能够认识到坚持基本制度不代表制度的僵化，而是要通过相关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而持续调整。因而对“制度自信”的引导，关键在于引导其对坚持各项基本制度的认可。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引导研究生确立对坚持这些基本制度的认可和决心。这也有赖于党史教育，使研究生认识到上述基本制度的确立，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国难史叙述：研究生党史教育的切入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赖以形成的方法论和经验总结，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开辟。从此意义上说，基于引导研究生确立“三个自信”而进行党史叙述，必须以中华民族独立史为起点。而在这种叙述的现实性上，就是要进行关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深重苦难的细致梳理。　

　　依照传统党史学的观点，这种国难史叙述必须紧紧围绕三个问题，即外国殖民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和军阀政治的残酷统治。这是直接呈现国难频仍的深层次原因。这种高度理论化的叙史方式，适应研究生开展理性思维活动的需要。但由于这种叙史方式长期以来贯穿在国民教育的各个层级，研究生几乎从小就开始接受相关的教育，因而在研究生阶段迫切地要求进行相关教育内容和方式的创新。一个重要的创新路径，就是细致进行相关新鲜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以历史场景再现的方式，带领研究生重新进行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加深其对国难问题的深刻理解。由于研究生对有关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历史问题已有比较扎实的知识储备，因而此种国难史叙述可进行去意识形态主张的大胆尝试，集中精力引导研究生对历史与现状在最宏大层面的比较，即国家社会的稳定是个人奋斗进步的根本保证。于此基础上，利用研究生善于进行理性思维活动的特点，引导其认识到现实政局稳定的各种层次因素，进而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　

　　“前三十年”叙述：研究生党史教育的起转点　

　　所谓“前三十年”，即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掌政权，因而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直接和具体的影响。“前三十年”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的重灾区。在此期间，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上出现了重大曲折，加之相关档案材料的开放程度较小，因而造成民众对相关问题的混乱思想。特别是国内外学界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因政治意见分歧或出于哗众取宠的目的，对相关史实进行断章取义甚至歪曲事实的解读分析，带来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此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此阶段的历史直接关乎到民众对党确立执政党地位合法性的认定。更进一步说，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国史的客观评价，也必须建立在客观评述“前三十年”历史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造成历史考察逻辑的断裂，无法引导研究生基于理性思维活动得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要性的结论。　

　　概括起来，关于“前三十年”历史的种种混乱思想主要有：第一，对“前三十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成就进行诋毁或否认。第二，对“前三十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成就进行脱离历史条件的评述，特别是尽管承认此期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定成就，但认为失误更大，如国防建设和重工业建设大量占用了民用工业和民生资金，造成群众生活困苦。第三，对“前三十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进行攻击。第四，对党和国家在“前三十年”经济建设探索活动中的失误进行歪曲造谣，夸大探索者的主观责任，或对探索者主观责任进行脱离历史情况的评述，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消弭上述各种混乱思想，最根本的途径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而历史史料浩如烟海，为此就须着力把握史料利用的确度、信度和导向问题。　

　　针对诋毁、否认“前三十年”国家建设成就的问题，就需要大量有关国民经济档案材料的支撑。材料的综合整理必须保证准确、精确，由此才可保证有关历史叙述的信度。而在确度、信度得到保证的基础之上，则需要提高叙史技巧，确保生发正确导向。比较研究是研究生学术训练活动中的重要内容，针对“前三十年”国家建设问题，应采取比较研究办法。一方面，将之与同时期世界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进行横向比较，客观评价优势、劣势及其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又要基于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纵向比较，在此基础上，进行“前三十年”内的更为细化的纵向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唯有这种叙史技巧的正确使用，才能既保证还原历史真相，又能传达正确的导向，于此基础上，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信念在研究生心中真正扎根。　

　　针对“前三十年”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问题，则更需要相关历史叙述的系统性和层次性。一方面，要详尽揭示比例失调问题形成的深刻历史原因，最重要的是两条：其一，旧中国国力的贫弱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到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本原因。因而新中国成立，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且强烈地意图改变中国国力落后的局面，推促国民经济布局上出现了过分侧重重工业的情况。其二，国民经济发展中重积累、重（国防）重工业的情况，是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新生人民政权采取敌视态度，历史地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新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从未根本消除过。这要求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尽快加强自身的国防建设。另一方面，也应本着历史的态度，对“前三十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所造成的客观影响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基于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要性的角度来分析“前三十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教训，最为关键的是引导研究生认识到，套用别国经济发展模式（计划经济体制）是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主要原因。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既有助于清理相关曲解和谣言，消弭由此造成的对党执政合法性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更从反面有力证明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特别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　

　　针对攻击“前三十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坚持198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各种曲解和谣言进行坚决的回击。这其中对于研究生群体而言，最为关心的应是有关知识分子境遇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真梳理“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科教文卫问题的决策发展脉络。应当肯定中国共产党相关决策意图，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相关决策在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至于“前三十年”经济探索中的失误问题，恰恰也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要性的有力证明。这些失误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国家经济社会治理方式过程中所产生的，囊括了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正是从此意义上说，各专业的研究生在从事专业研究时，基本上会触及到有关国家经济社会治理的一些问题。因而对“前三十年”经济探索失误问题进行详尽历史叙述，并结合多学科背景进行深刻挖掘，利于引起研究生的兴趣和注意力。这里尤其应注意相关历史讲述的导向性。首先，应以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探索为主线，以大量史料为支撑，依照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探索活动进行总论式的评析，使研究生在充分理性思维活动的基础上认识到，探索失误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进行“复杂性探索”的结果。所谓苏联模式，也只是这种探索尝试的途径之一。应使研究生形成一个共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前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将意识形态主张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共决策层各种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其次，要着力引导研究生凭借各自学科背景，对各种经济社会探索失误进行深入的分析，于此基础上，汇聚起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统一意志，而这种意志实际上也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后三十年”叙述：研究生党史教育与“中特”理论体系教育的融合点　

　　所谓“后三十年”，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习惯性称法。对新时期的历史叙述，实际上就是对“中特”理论体系相关内容的具体阐述，因而成为研究生党史教育与“中特”理论体系教育的融合点。不过，专门的“中特”理论体系教育，应是条块状和系统式展开的，是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建设领域，分别进行高度理论化的阐述。而对“后三十年”的党史国史叙述，则是一个整体和动态的过程，应是对专门“中特”理论体系教育的有益互动。换言之，专门的“中特”理论体系教育是着重对理论成果的全方位展示，而“后三十年”的党史教育则是着重对理论成果形成的具体过程的历史考察。通过这种考察，激发研究生理性思维活动的积极性，以大量史料为支撑，引导研究生得出有趋向的结论，以此实现对“中特”理论成果的实际观照。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引导研究生坚持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要以大量史料为支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引导研究生认识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全盘西化的幻想，都是极端有害的，针对现时存在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要依靠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来解决。（赵亮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立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冯国瑞.创造性思维与复杂性探索[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　

　　[2]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J].中国社会科学，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