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背后，是每天早上7点到实验室，夜里11点才离开，这个作息时间薛其坤保持了20年。他忘我工作的形象深入人心，学生们甚至私下管他叫“7—11”。

　　两年来，他带领科研团队屡有新的斩获，发现了零量子电阻平台，准备在国际上发表；作为清华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他想把他的科研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并带领学生在攀登科学险峰的征途中不断前行。

　　为人师，让学生领略科研真谛

　　35岁被评为正教授，41岁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不到50岁晋升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然而，在诸多显赫的头衔中，薛其坤更喜欢被称为“老师”。

　　在学生眼里，薛其坤乐观、幽默、充满活力，大部分时候都很和蔼，还经常买好吃的“贿赂”他们。但对实验技术与科研训练，薛老师的要求却近乎苛刻。

　　写报告，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他都会挑出来；操作仪器，是按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他都要求学生养成习惯，做到闭着眼睛都能操作无误。

　　薛其坤说，不能让学生为了发文章、好找工作而来做实验，而是希望他们志在把某个科学问题搞清楚，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们科研的基本技能，让他们学到从科研执行者到指挥者的方法和路径。

　　“练好‘童子功’，科研机会来了，你就能抓住它。”学生常翠祖就尝到了甜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期间，凭借在薛其坤科研团队打下的扎实功底，成功帮助麻省理工重复实验并验证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基础研究就像是上山摘樱桃，你假设山上有樱桃，但并不意味着实际上真有樱桃，并且在上山的过程中，每一步会经历什么，你能发现什么，完全都是不确定的，有时阶段性的发现会很奇妙，就像读侦探小说一样，不到最后一刻不知结局是什么，它会吸引你不停走下去。”薛其坤给记者打了个比方，解释他眼中的基础研究。

　　要想真正进入科学殿堂，“童子功”只是第一步。薛其坤也是在国内做了5年基础研究，又在日本、美国留学，经历了近乎“魔鬼式”的科研训练之后，才渐入佳境。在他看来，设计好的实验步骤、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很重要，要让学生在一步步战胜困难的成就感中，走上科研之路。

　　1999年回国至今，薛其坤已经指导了12名博士后，其中7名晋升为教授或研究员；他还培养了近50名博士，其中3人入选“青年千人计划”、3人入选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计划、2人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带团队，讲究协同创新艺术

　　在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反常霍尔效应130多年后，2013年3月，薛其坤带领的团队实现了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这是中国科学家从实验上独立观测到的一个重要物理效应，也是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科学发现。

　　薛其坤将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秘诀，归结为“团队攻关+高超的实验技术”，相比于积累了近20年的实验技术，他更看重团队攻关的力量。

　　薛其坤的研究团队，包括清华大学、中科院物理所等4个研究组，另外还有20多名研究生。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实验团队成员，每天都通过电话和邮件交流实验结果，每隔两三周召开团队协作会。

　　薛其坤深知，要想真正实现协同作战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实验物理领域，就像一台机器，只有每个零部件都能发挥最大作用，才能运转良好。

　　“这不仅要明晰大目标，还要确认每个人的攻关重点，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加之基础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遭遇挫败。”薛其坤说。

　　在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4年多里，除了经常组织篮球赛、羽毛球赛营造和谐的团队文化外，他还常常和团队成员一起“泡”在实验室，在生长和测量样品的过程中，启发他们明白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学会怎么做高水平科研。

　　可每次得奖，薛其坤却“往后缩”，把年轻人推上去，并注重平衡每个人的机会。在周围的人看来，也只有薛其坤才能凝聚起这么多力量去做这项研究。清华大学物理系前主任朱邦芬院士评价他：“不仅智商高，情商也高，总能找到顶级的合作伙伴，并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很好的作用。”

　　目前，随着马旭村、陈曦、王亚愚、何珂等团队中年轻的科学家脱颖而出，在拓扑绝缘体、低维超导和纳米科学等3个物理学的热点研究方向上，薛其坤研究团队的水平，已经居于世界领先行列。

　　管科研，瞄准国际前沿勾勒蓝图

　　“现在，我国在科研重大发现上，已经有了‘点’和‘线’的突破，下一步期待‘面’上的突破。”薛其坤认为，这离不开高校的人才培养。

　　薛其坤说，我们曾经经历了特殊的时期，像他这代人接受正规的系统科学训练已经很晚，所以需要比别人更加刻苦弥补这个差距。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学生一代身上。

　　“国家连续多年来对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都大幅增长，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习惯传承下去，让研究少走弯路。”薛其坤说。

　　自2013年5月出任清华大学分管科研副校长以来，薛其坤作为国际著名科学家的能量，在更大范围得到释放。

　　他凭借自己对国际科研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在制定学校科研工作规划时，在交叉学科布局、跨学科研究团队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设计。

　　但薛其坤时刻都能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不管做教授，还是做科研、管理科研，他都要求自己，“必须把功夫用到”。

　　回国十几年来，薛其坤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假期和周末，每天平均工作15个小时，每年工作时间在330天以上。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人才培养也要循序渐进。”面对“钱学森之问”，薛其坤认为，解决的关键在时间，“中国科学大发展才搞了20多年，再有10年、20年，这个问题或许就不难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