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又光先生一生安贫乐道，守常图新，立己树人，学以报国，为传承和创新中国教育学，推动中国的学术独立，维护中国的文化尊严，贡献了自己整个生命。学习其为师之道，有助于我们做一名真正的师者；研究其教育思想，有助于发展和创新中国教育学；吸取其精神营养，有助于唤醒和提升我们的精神文化生命。2012年，中国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涂又光先生不幸去世，享年86岁。近日，“涂又光教育思想研讨会”在岭南师范学院举办，我们再次领略到他的大师风范、学术精神和思想真谛及其对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贡献。

　　潜心做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学问

　　涂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和“教育哲学”课，都是用中国的经典原理结合现实体验和时代精神去做创造性的阐释。

　　涂先生天资聪颖、幼承庭训，从小打下厚实的国学基础。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他不仅受业师冯友兰的器重和影响，而且深受梅贻琦校长，陈寅恪、潘光旦、金岳霖等老师的教益，坚持中体西用、守常为新、学以报国，矢志于中国的学术独立和文化尊严。不论任何时代和环境条件，他都能沉潜下来，安心静气读书治学。他继承了陈寅恪等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所倡导并力行的优良学风——治学，要以世界为范围，重在比较，绝不闭门造车；自甘寂寞，只为国学，不在乎名利地位。

　　他是冯友兰先生的高足。在那个特殊年代，冯学还未完全解禁，研究和传播冯学自然会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但他以为冯学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非凡勇气去接近冯先生。多年辛苦耐寂寞，甘为恩师做编辑。他不仅将冯友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授课并出版的英文讲稿《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译为中文版《中国哲学简史》，而且历时十年，独自将冯师的学术成果整理、编纂为400万字、14卷本的《三松堂全集》，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其撰写的《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简介》，是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一篇对冯学做出肯定性评价的文章。

　　涂先生根在本土，学贯中西，以身载道，对中国文化有着近乎虔诚的敬爱。他执着地守望着中国文化，寂寞地践行着中国文化，默默地传播着中国文化。对于传统文化根基不够的学生们，他仍寄予殷切的期望，并以自身的身教言传来补救。发现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无知、误解或存有偏见时，先生有时会痛心疾首，大发雷霆。其实，他和这个世界有诸多冲突，对教育和学生也常有不满，这并非他的苛刻与狭窄，而是他的率真与执着，坚持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不能混淆。这种严厉和坚硬，是其真性情的表露，是一种“崇高的不满”和“神圣的批评”，承载了他治学育人的崇高理想，承载了他对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使命感，承载了他对民族未来的忧虑和期盼。

　　涂先生学贯中西，深读精研中西学术文化经典，且常常进行比照，结合人生体验和社会观察，得出相关结论。他坚持中体西用，把中国文化作为“砧木”，西方文化作为“枝条”，认为只有把中国文化的根基打牢打深，即根深干粗，然后嫁接西方的新枝条，才能焕发中国学术的生命活力，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在注重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先生反复强调，没有民族性，便没有真正的人文学科。人文学问，只有在自己的土壤上，只有从国家或民族最深的根部生长出来，才是好的人文学问，才能具有生命力。他对那种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深恶痛绝。他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和“教育哲学”课，都是用中国的经典原理结合现实体验和时代精神去做创造性的阐释。

　　教育哲学回归自身

　　涂先生提出“教育自身”，是总结中国教育经验教训，通过切身体验反思提出来的、最为重要的教育哲学概念。

　　涂先生学养深厚，又洞悉社会，故能言人之所未言或不能言。在上先生课前，我已听过很多老师的哲学课，但听了其“教育哲学”课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哲学。先生从研究的对象、方法和功用角度把哲学和科学分得清清楚楚，虽然没有追求系统性，也没讲多长时间，用他的话来讲，只是“引个端”，但我一下子被其吸引，感觉到哲学原来那么有魅力，学哲学是那么享受。

　　他强调，大学教学要区别于中学，要坚持“修辞立其诚”，要少而精，引个端即可。他授课，不看重教材，不讲教材或一般著作上已有的观点和内容，不追求全面系统，而着重讲授自己的观察思考、人生体验和原创成果，加上其真诚和激情，常常出人意料、震撼心魂、启发性灵。这种给人引端用力之要的教学，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和清华大学的教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教学，课时不多，但带给学生的影响是终生的。

　　先生讲“教育哲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与体系。他认为，第一，要解决定位问题。提出人类社会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经济领域追求的是利润，政治领域追求的是权力，文化领域追求的是真理（利、力、理的汉语拼音都是li，故可简称“三li 说”）。但“利”要以“义”为本、“力”要以“仁”为本、“理”要以“诚”为本。教育定位在文化领域里，不能错位。识别是否错位，只能看实际、看行动，不能看理论、看口头。这是他静观细思几十年得出的重要方法论。第二，教育本体论，可用教育自身来阐述。这是教育哲学里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他提出的最重要概念。他认为，与教育自身相对应的是教育条件。教育不能与学校划等号。在学校里搞的活动，可能是教育活动，也可能是负教育或零教育活动。教育自身便是使人尽性，把人性即知情意发展到极致与至善。办学要注重教育条件，更要自觉地在教育自身下功夫。第三，教育认识论，是“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即从知开始，进入行的阶段，所掌握的知识才是完整的。不然，只是半知识。因为行是知之体。第四，教育方法论就是反刍律和经验律。前者是中国文明几千年来得以延续的成功方法，后者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结出了硕果。两种方法相互补充，结合起来便是最完美的教育方法。所谓反刍律，就是从小将知识像牛吃草一样先把经典吞下，然后再像牛反刍那样消化吸收。经验律则强调教育要注重经验，总结、改造和升华经验，根据经验反思得出新知。第五，他把教育的总过程概括为“无知——有知——无知”的过程。人通过教育从原来的无知达到有知，再通过教育从有知复归无知。由此修养功夫不仅层次高了，而且努力的程度也大多了。从有知复归无知的人，不是圣人也是贤者。先生认为，现在的教育，从无知到有知这一步，比较自觉；但后一步，很成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涂先生提出“教育自身”，是总结中国教育经验教训，通过切身体验反思提出来的、最为重要的教育哲学概念。由此教育学才超越科学层面，进入哲学境界。这也是先生对教育学科的最大贡献。可惜，至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其实，这一概念提醒我们，中国教育问题在忘本，不在与国际接轨，以致不少国人越来越不自信、不独立；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都可从是否在做教育自身上寻找；教育前沿问题要研究，但首先要研究好教育自身，否则，就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高等教育要明体达用实现使命

　　除了大家知道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泡菜理论”“反刍说”“砧木说”等外，还有要办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

　　涂先生注重原典、从史入手，以哲学高度，研究与教学。他研究教育，是从“中国高等教育史”教学开始的，随后出版了《中国高等教育史论》，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史论体系。

　　他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可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一句话来概括。明明德是本体，新民是功用，止于至善是使命。只有明体达用，才能实现大学使命。然后，用“传说与成均，孔子与私学，董仲舒与太学，朱熹与书院，蔡元培与大学”把中国高等教育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对应的学校形态，简洁地表述出来。这样，一条纲领，五句话，就把中国高等教育历史表达得简明扼要，清清楚楚。先生结合自身体验反思，还提出了不少具有思想原创性和现实针对性的教育思想或观点。除“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泡菜理论”“反刍说”“砧木说”等外，还有要办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他强调，文明包括人文和科技；文明的区别在人文而不在科技，要重视人文及人文教育，办中国“的”大学。而忽视中国人文，没有中国文明“的”特色的大学，只算是“在”中国的大学，不算是中国“的”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人性，使人尽性，使人成为人；教育基础在家庭、在中小学，不能成为“拖油瓶”；人文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它使人提升精神境界，放开思维想象，这是创造者的心态，将其融入科技教育，奔向现代化，中国高等教育必然一片光明。

　　实际上，涂先生已建构一个教育学体系。

　　涂先生所创作的教育学，是扎根本土、放眼世界的生活的教育学，是教育家一生笃行的信念和生活，是其独立精神、深厚学识、生命体验与反思的结晶。这是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教育学。他的教育家的气象与师者的生动形象、让人敬仰的人格风范和影响恒久的道德文章，将永远照亮和温暖我们，为中国教育学派的建立、教育的返本开新和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奋力前行。（罗海鸥 作者系岭南师范学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