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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传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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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时间：2013-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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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亟需变革税收体系 悉尼大学
8月14日，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Stephen
Groff)在悉尼大学发表演讲，称“中国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需要改革低效的税收体系，以维持其可持续发展，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如果税收与财政流转不改变的话，中国的增长将无法持续。”他承认，中国在财政收入方面取得了进步，从20世纪90年代少于GDP的10%上升到了如今的20%，“但是，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相比，财政收入还是太低。中国只有还不到3%的人口支付收入所得税。尽管政府加大了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比例，但是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这方面的比例还是大大低于平均水平。”他认为，中国必须要做好准备，扩大其税收基础，加大打击逃税力度，强化税收管理。“应当引进遗产税、赠予税，这有利于平衡收入分配。最终的目标必须是，在准确评估房产价值的基础上，执行真正的房产税，而且对所有城镇居民都执行。只有税收收入提高了，才会在教育、医疗等领域投入更多，这反过来会刺激私人消费与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增长。”
当代最好的统治是地方治理康奈尔大学
8月15日，康奈尔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拜里·斯特劳斯(Barry
Strauss)发表公开讲话，称“当今是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因此最好的统治就是地方治理。”他说，我们的时代不会催生伟大的、英雄般的领导者，如凯撒、邱吉尔等，“奥巴马不是罗斯福，他没有那种强大的领导力，可以超越党派纷争、在分裂的国会中推进立法。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英雄。从局地来看，一位平凡的、真诚的‘邻家大哥’就足够了。”地方政府的政治、党派色彩明显减少，并没有全国水平上的那种意识形态激烈争论。“人们都愿意卷起袖子，把事情做好，而不需要一位政治强人在那里为他们讨价还价。”他认为，这非常类似于古代罗马帝国，“它之所以如此长期强大，是因为它坚持给予地方政府足够自治。中央政府没有雄心壮志要提供诸多服务，也没有技术与人力给其治下的5千万人民提供那些服务，甚至连收税都是委托给地方的。”当前很多持“末世论”的人都把华盛顿的僵局视为古罗马的衰落，“但是，地方治理绝对不是衰落的标志，在一个缺乏英雄的年代，这是最好的方式。”
对外援助发生巨大改变
剑桥大学
8月16日，剑桥大学埃玛·毛德斯莱(Emma
Mawdsley)博士接受专访，阐述了她对于对外援助的看法，“虽然对外援助有其必要性，但是在降低贫困方面，这并不是最有效的、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方式。实际上，物资从富裕地区流向贫穷区域，并不需要道德层面的理由，因为大量证据已经表明：不论穷人还是富翁，都能从一个更加平等、更少困苦的世界中获益。就是从维护自我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应当推动资源的更公正分布。”她认为，赤贫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是一个耻辱，因为我们生产的粮食和资源，本该可以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良好生活。“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范围，不公现象都在与日俱增，这是非常有害、破坏稳定、赤裸裸非正义的。对外援助的目标应当是根除贫困、缓解不公、认真处理全球气候变化。”她还指出，很多海湾及“第三世界”国家，现在都已经成了发展伙伴或是援助提供者，但很多人还是错误地视而不见。“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导致了对外援助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他们在全球性发展机构中的声音越来越大，改变了主流发展模式与行为。”
国家人权机构“效果显现斯坦福大学
8月12日，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Francisco
Ramirez)教授发表最新研究报告，在调研了全球逾120个国家之后，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力争一席之地，很多政府都成了国家人权机构(NHRI)，以在国际上获得合法性。但是不管成立NHRI的初衷是否诚恳，设立了这样机构的国家，侵犯人权事件最终都得以有效下降。”该报告回应了一个普遍质疑，即在批准了人权条约的国家，压迫与虐待似乎不降反升。“事实上，只有NHRI成立5年之后，人们才能看到明显效果，在这之前还似乎会存在一个违背人权的高峰。这种情况和预防性骚扰政策的出台很相像：短期来看，法规推出之后，性骚扰事件反而会大幅上升，但是这是因为，有了法规之后现在很多人敢于报案了。随着时间推移，类似事件就会真正大幅下降。”但是，研究同时发现，只有在明目张胆的身体侵犯方面，如拷打、谋杀、任意关押等，该机构影响最为明显；至于民事及政治权利方面，如选举权、言论自由、集会、宗教等方面，效果很难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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