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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学研究如何面对当代现实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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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文本学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话题之一。在这些争论中，有两个问题最为突出：一是文本学研究如何面对当代现实问题，二是文本学研究如何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在这两个问题上，一些学者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忧，认为文本学是一种纯粹“学院化”的研究路径，从这种方法出发，既无法真实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也无法面向当代现实问题，更无法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笔者以为，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的现实关怀和价值旨向。
文本学研究方法是当代中国学者在反思传统教科书体系的过程中自觉创新的理论产物，它体现了中国学者高度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但从这一方法的思维范式来看，它无疑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不过，必须澄清的是，国内的文本学研究方法决不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复制和借鉴，而是对它的积极扬弃：它摒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预设和彻底断裂论的思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域出发，客观、具体地看待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思想的真实发展过程，揭示他们每一具体文本的特定思想话语的性质，在连续与断裂的辩证关系中，确认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生的真实过程。
这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应该走这样的路。
第一，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决不能无立场地中立研究，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文本学研究的政治立场。这一点将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版本考证严格地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武器，始终是为人类解放服务的，这种政治立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的根本立足点。而西方马克思学恰恰解构了这种政治导向，力图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还原为单纯的版本考证，把他们的思想还原为纯粹学院化的知识讨论，完全阉割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特有的实践导向和价值旨趣。从这种文本学出发，是决不可能解决当代现实问题的，更不可能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最终只会陷入无穷尽的学院解构主义之中。因此，我们决不能毫无批判地将这种“超意识形态”的版本或文本学研究尊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的典范，反之，必然会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巨大冲击。
第二，文本学研究应有现实的诉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是非常精深的，但这种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纯粹学院化的，而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从卢卡奇的生产力批判到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无不体现了文本研究的现实诉求。他们既不是用理论直接注释现实，也不是根据现实生活静态地从文本中寻找答案，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文本解读与现实研究的有机结合，用深邃的理论穿透力来透视社会现实，以此来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长点。这也启示我们，文本与现实的结合决不是机械的或实用主义的，而是需要一定的中介环节，即思想史的内在梳理。以此来看，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实际上是在政治立场的指导下对文本、思想史与现实语境的内在综合，这四个因素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四位一体”。
这也由此引发了第三个问题，即文本研究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单纯停留在思辨层面，是不可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经过思想史和历史语境的内在中介，文本才能真正上升到理论，进而透视当代社会现实，由此凸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生命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我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既不可能将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研究奉为圭臬，也不能单纯地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模式，而必须要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形成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文本学研究，才能真正地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在理论上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叙事范式和学术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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