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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经济学中寻求对心理学的解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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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常被理解为研究心理功能与行为现象和规律的科学。它似乎与研究人类社会各阶段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并不相干。但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有助于探究在本体论维度，心理学何以可能，它如何镶嵌在具体社会历史过程中，并如何通过心理现象学揭示之；在认识论维度，如何在心理学研究中从抽象到具体获得历史认识论的理解；在价值关切维度，厘清“应该”与“是”的关系，将心理现象学从广义推进到狭义。
心理学存在于一定生产方式之中
心理与心理学如何出场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出场？这是被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和朴素实在论指导的心理学研究遮蔽的重要问题。心理是一个抽象的范畴（“心理一般”），因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它同样是历史生产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有充分的意义。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勾勒了历史生产关系的轮廓，那么心理学只有经过这种关系的层层中介才能出场。心理学总是一定生产方式中的心理学，它取决于一定的生产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心理带入人的世界图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作为随之产生的最具弹性的革命替代方案，心理学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不断创造新空间。心理被固化为与资本主义生产适应良好的市民主体性，从而被心理学化了。心理不完全是科学主义心理学所认可的可计算的认知、情感与意志，也不完全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标榜的人的潜能与价值。只有穿透历史的帷幔，才能最终清理出心理的肖像。如此就需要一种心理现象学。如果心理现象是与心理本质直接同一的，那么心理学也就是多余的了。正因为心理存在于一定的历史生产关系之中，才需要通过心理现象学对其进行总体的、历史的还原，在本体论层面超越被心理学化了的作为现成之物的心理学。
经验抽象不能呈现心理本质的真相
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都是客观的功能性存在或感官无法把握的抽象，而不是直观的物。心理学范畴也多是关系与功能性属性，不能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因此就产生了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即如何由科学抽象把握对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抽象不是心理学常使用的从现象中抽取或归纳出本质特征的经验抽象，而是一种社会生活本身的客观抽象。作为从抽象到具体的那个抽象的起点，心理这个被现代心理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作为一种现代的发明，人格这样的心理学范畴不是现象多次重复的经验抽象，而是人类一定历史性生存的具体现实关系。上升到具体是再回到“一个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总体性再现作为客观抽象的心理的历史生成过程。由于将心理的历史总体固化为简单事实的集合，致力于寻找藏在现象背后的“现成的、给予的、不依赖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心理本质，而不是将心理总体性地把握为在特定历史阶段中不断生成的过程，所以经验抽象不能使心理学家看到心理本质的真相。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科林伍德也有言，“唯一真正的心理科学必定是历史”。满足于经验抽象的科学心理学最终只能是研究感觉与情感的生理学。心理活动被视为与自然过程相似，此即心理的“似自然性”：心理活动有似自然界运动一样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要通过量化才能合法地表征。心理的历史性差别被抹去，心理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变成“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
狭义心理现象学从主体出发
如果说广义心理现象学从客体向度出发指出心理是存在于一定历史生产方式之中的，那么狭义心理现象学则从主体向度出发对其进行了批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心理联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作为人类主体产物的商品、货币、资本反倒成为奴役人的主体，心理的资本主义形式成为“最灵验的帷幔”。将心理现象学从广义推进到狭义，即从抽象到具体，从对对象的客观分析深入到从主体出发的批判。故从抽象到具体不仅是认识论，更是有价值承诺的伦理学。狭义心理现象学并不容忍心理学的价值中立，但又不出于某种“价值悬设”来对抗这种心理学，而是建基于对历史发展着的政治经济学客观现实与心理学的内在勾连的科学批判，重新审视和界定主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原则，建立一种既有科学基础，又有价值承诺的去心理学化的“心理学”。由此，狭义心理现象学是从主体出发的科学，它对一直以严格科学自诩的主流心理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如主流心理学如何视主体性为一种“似自然”状态而进行客观外在的研究，并得出可以对人进行“描述、预测和控制”的普遍规律。
这样，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心理学与被资本主义及其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建制化从而被心理学化了的西方主流心理学区别开来。主体行动的脉络被社会生产关系系统创造、塑形与编织，相应的心理过程与行为被镶嵌在个体心理构型之中，并具身化为一种客观心理构境，心理构境的不同解释了人与人的本质差异。心理学家要在这种心理构境中发挥想象力，勘破各种社会历史中介的表征与机制，从而解放作为其他可能选择的“改变世界”的主体性。马克思断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求，同样，对心理学的解剖也应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
我们的心理学研究者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双重迷失：于外追逐西方主流心理学，而漠视其内部不断萌发的反对力量；于内无法自识心理学研究的层层中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心理学常常只作为口号停留于教科书的前言中。马克思也未能专题性地研究心理学。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切入，重构心理学的历史逻辑，总体审视西方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之得失，其意义在于：一是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并深化对心理学与资本主义内在勾连的新情况的批判；二是开辟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新方向，对重新理解心理学之今昔，并预见未来心理学的发展大有裨益；三是解决心理学的主体性及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倾向的分裂问题，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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