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大一统体制解体，思想言论自由，欧风美雨东渐，说此时的中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一点也不为过。民国高校的璀璨往事，就是不朽的见证。

民国名校，灿若群星，其中最为耀眼的两颗当然是北大、清华。北京大学本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其前身是创建于戊戌年（1898）的京师大学堂。在中国漫长的科举时代，一直到清末，国家的最高学府是国子监。很多人包括冯友兰、季羡林等北大名人都声称北大就是国子监的继承者。这样一下子把北大的校史上推了千年以上，牛津、剑桥都难望其项背了。

但事实上，国子监是传统科举制度的产物，北大则是以“取法泰西”为宗旨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是典型的“西学东渐”、“师夷长技”的产物，二者在教育理念上可以说针锋相对，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如陈平原先生所说，它们的不同，就如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与宣统皇帝的不同一样。科举废而学校兴，大学（university）对清末的中国人来说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北大同国子监实无渊源关系。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宗旨，延揽胡适、陈独秀等新锐学人来校任教，北大思想、学术空前繁荣，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并在此后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屡开风气之先。

与北大相比，清华大学的渊源与西方关系更为密切。1910年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向各国赔付巨款，是为“庚子赔款”。到1904年，美国政府认为赔款“实属过多”，决定退还一部分，但退还的这部分不能由清政府乱花，必须拿来办学，主要就是资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这样，1911年，在已荒废的皇家园林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成立，至今正好100年。

此后十几年，清华学堂逐渐由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一所立足于本土的综合性大学。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从北洋政府手中接管清华学校，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1年，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出任校长，直至1948年去职。梅氏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仍广为传颂。在他长达17年的任职中，清华发展成为一所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名校。

与北大、清华的国立性质不同，现代中国的另一名校南开大学长期是一所私立学校。清末名士严修，被称为“南开校父”。他是光绪年间进士，出身大盐商之家，戊戌变法失败后，矢志教育事业，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1919年创办私立南开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沦陷，北大、清华、南开大部师生南下，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后不久，日军沿长江南下，长沙告急，临大师生继续南迁之昆明。1938年4月临大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八年，人杰辈出，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传奇。河山重光后，1946年5月，联大解散，三校迁回北平、天津复校，南开大学也正式改为国立。

民国名校，除了北大、清华、南开，国立大学如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建国后易名为南京大学），私立大学如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还有外国私人投资兴办的大学如洛克菲勒基金会1917年创办的协和医学院，等等，都曾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

49之后，天翻地覆。所有高校不论公立、私立，还是教会学校，统统被政府接管。1952年院系大调整，教会学校全部被肢解、归并，集体消失。清华、浙大等则有综合性院校变为工科学校，少数高校如南开则变为偏向文科的大学。

总体上来说，大调整之后，工科得到加强，人文社会学科则被大大削弱，一些学科甚至遭到灭顶之灾，如社会学、政治学就被全盘取消，许多教师失业。新政权认为，所有社会、政治问题，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已经做出了解答，当然再没有研究的必要了。而最根本的问题是，自此之后，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教材编审、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招生事项等全部由国家行政部门统一监管，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全丧失，“教授治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等民国学统已成绝响。

一梦南柯。八十年代后，清华、浙大等又纷纷办回综合性院校，社会学、政治学等又重新办起来，以前避之不及的出身来历现在又变成了炫耀的资本，燕京、金陵、东吴等又被不厌其烦地提起，“去行政化”又成为各界有识之士共同的呼声。

百年变迁，分分合合，到头来，青山依旧，只是岁月已蹉跎，白了少年头。

（《ICON云中往来》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