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各体文学均取得新成就，除了出现“四大奇书”等文学经典外，“公安派”的“独抒性灵”对于“五四”新文学也有启发。因此明代文学一直是现代学术研究的热点。前不久，在复旦大学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明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大陆高校的近150位学者参会，学者们的讨论既有着重于文献发掘考证和文本释读的传统性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热点、新动向。

　　传统学问回应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

　　这次会议上，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发表了《明清琉球册封海途上的钓鱼岛文学书写》，提出中国文献对于钓鱼岛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纪成书的《隋书·流求国传》中关于高华屿的记录。文章勾稽明清二十多个朝廷使团往返于琉球册封海途，撰著诗文，记述海上经历，描写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如1756年全魁行经钓鱼岛时作诗曰：“夕阳时候海泓渟，目送金乌入杳冥。万片余霞红似绮，钓鱼台远一螺青。”颇有诗情画意。罗教授说：“那些出现于各种文本中不同体裁的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作品，永远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片辉煌。”
　　浙江工业大学万晴川教授的《明清小说中的倭寇叙事》、陕西理工学院邵金金教授的《论唐顺之的人格精神与晚岁出山抗倭》，探讨了明代抗倭斗争在文人和通俗文学中的表现。台湾“中研院”胡晓真研究员的《由<跳月记>读明清文人西南书写的情感叙事》和昆明学院孙秋克教授的《丽江木公与杨慎的文字交往及其诗集的刻印收藏》以具体案例剖析了中华各民族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这些成果对于拓展传统文学研究的格局是很有意义的。

　　关注常态社会中的文学和文治

　　过去在急遽“世变”的背景下研究明代文学，往往更为专注于“晚明”衰世、乱世文学。当然，“国家不幸诗家幸”，衰乱之世的文学具有独特的魅力，这次会议也多有学者研究晚明文学。但是，明代前中期常态社会中的文学状况，同样需要研究，或许对于今天的文治更有启发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张德建教授的《明初文学中的乐境建构》，剖析了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在政治伦理统摄下和等级秩序背景下的文学乐境。浙江大学林家骊教授的《茶陵诗派的文学史地位及评价》对于明前期的茶陵诗派作了重新定位，认为茶陵诗派是明代诗学全面走向成熟与健全的开端，在明代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在常态社会中，文学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和教化意义。黑龙江大学陈才训教授的《通俗小说：明代儒学平民化与世俗化思潮的重要载体》，剖析了明代中后期儒学的平民化、世俗化思潮，以及身处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明代通俗小说家如何通过小说创作推动儒学的平民化、世俗化。河北师范大学李延年教授的《明代教育小说演变初探》分析了明代前后期教育小说的概况、分类及特点，指出明后期社会教育小说接近现实，贴近生活，宣扬孝事双亲，家庭和睦友爱，居官清廉自守、勤政爱民等，表现出浓郁的世俗生活意识。文学在社会教化、建构合理社会秩序和文化心理上发挥着重要的意义。

　　确立阐释中国传统文学的主体地位

　　在过去百年特殊的社会环境里，传统受到了严厉的评判，国内研究传统文学的不少学者换了一副副西洋眼镜，看似异彩纷呈，实则多是哈哈镜般的扭曲。不仅如此，还养成了仰人鼻息的文化自卑心态，似乎传统文化也需要用外国理论、由外国人来解释才深刻、才明白。
　　近年来学界对过去的“以西释中”模式已有警觉。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立足于对当前现实问题的思考，立足于中国自身的传统，有我们的阐释原则和价值判断标准，也即我们本土文化阐释的自主性。这次会议上多数学者，多能做到朱自清所谓的“把中国还给中国，把一个时代还给一个时代”。如张蕊青教授探讨《西游记》和陆、王心学之间的密切关系，颇有新意；浙江外国语学院赵红娟教授辨析补天石、镜子、颜色三个意象在《西游补》与《红楼梦》中的象征意义；西南大学何宗美教授的《台阁体审美范畴释论》辨析“舂容”、“肤廓”、“嘽缓”等批评台阁体的审美范畴的内涵。此外如海南师范大学薛泉教授的《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前七子的崛起》、西北大学杨遇青教授的《论唐顺之的儒家文艺思想的发展》，都能够从明代政治文化和思想背景出发，对文学现象作出具体切实的分析。
　　对于外国的文学理论和方法，我们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必一概排斥，而应该遵循“以我化人”的原则，“用人若己”，将外来方法的启迪与固有的思想资源结合起来，促进传统文学和理论的新生。只有确立本民族文化阐释的主体性，才不至于在复杂多元的文化交流中迷失自我。（第1377期  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