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3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中不断出现的新势态，中国的国关研究呈现一些新的热点，比如对中国外交转型、周边政策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都呈现出比过去更多的研究。

　　2013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中不断出现的新势态，中国的国关研究呈现一些新的热点，比如对中国外交转型、周边政策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都呈现出比过去更多的研究。此外，回顾过去一年中国的国关研究，可以看出，国际关系学界继续呈现研究关注分散化、研究精细化、方法多样化和学科融合化等特征。

　　国际体系转变以及中国崛起

　　以中国崛起为中心的一系列研究课题是中国学者2013年的着力点之一。阎学通在《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一文中探讨了两个独立但有关联的问题：一是如何定义权力中心；二是如何定义国际体系转变。只有给这两个概念进行严格定义，我们才能探讨所谓转移和转变问题。他的结论是权力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这次转移的战略竞争领域的次序是经济、军事和思想。国际体系很难说正在发生转变，因为现在变化的只是格局，而行为体和国际规范并无重大变化。日后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是国际规范，而崛起后的中国或许能够引发这一变化。

　　刘丰在《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角色定位》一文中将国际体系分解为实力结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三项因素，并认为实力结构变化是体系转型的起点和物质基础，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的改变是其后之事。由此，他认为中国在推动实力格局变化之时，要将自己定位为国际体系的渐进改革者，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促成有利益格局与观念分布的良性调整，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

　　张文木的《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一文研究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规律和特点。他认为对中国地缘政治具有支轴意义的国家是朝鲜、印尼、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伊朗。令我没想到的是张文木对伊朗的战略价值评价很高，将其定位为中国西部安全的“桥头堡”。这显示出张教授广阔的战略眼光。

　　外交和公共外交

　　外交和公共外交问题近年来一直是中国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赵可金在《非传统外交：外交社会化及其后果》一文中指出，非传统外交是由政府部门参与的、非外交官执行的、以实现多样化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外交形态。如何统筹协调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将成为各国外交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国应积极进行顶层设计，建设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比翼齐飞的外交格局。

　　曹玮和胡若愚在《论公共外交的安全利益导向——基于对美国公共外交的考察》一文中颇具创新性地提出，公共外交应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诉求和导向，而不应以文化或经济利益为导向。公共外交的目标是减少对本国利益的安全威胁，改善国家形象只是副产品，这一论调确实与主流公共外交的观点不一致。

　　中美新型关系

　　如何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2013年的热门课题之一。达巍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是一篇笔者所览相关文章中的佳作。此文最大的特点是能把抽象原则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所论绝不空泛。作者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三条从低到高的路径：低层路径旨在维护战略相互依存，即不对抗不冲突。其四个支柱是：核平衡及军事安全、经济相互依存、全球性威胁、社会文化联系。中层路径旨在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高层路径旨在合作共赢，维护建设国际制度，为世界提供公共品。作者在结论中表示，低层路径是未来工作的首要重点，中层路径其实都是些老问题，很不好解决，双方态度要务实，寻找中间点。高层路径若能走通，则双边关系就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了。

　　周方银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中指出，新型大国关系只表明中美共同构建了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在战略框架之下，中美关系依然会保持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顺利与否，取决于中美权势转移的速度和方式、中美认知的汇聚过程、两国政策推动的力度以及两国的战略博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是一个先有远景并逐渐填充内容的过程。

　　周边环境以及东亚研究

　　钟飞腾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中构建了一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体系，分为政治、军事、发展、舆论等七类，每类确定一个可观测的指标。分析结果表明，从1992年到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当中。不过，从2008年起，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东亚的经济与政治合作仍然是中国学者的重点关注领域。王明国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指出，东亚制度的复杂性（平等、重叠和嵌套）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客观发展阶段，而非停滞不前的写照。这一判断是对李巍观点的反驳，因为李巍曾指出，东亚的制度过剩是一体化进程停滞的主要原因。王明国认为，东亚制度的复杂性不是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通过凝聚制度间的协调合作，达成演化合作的意愿与共识，制度复杂性可以成为一体化进程的推动力。

　　王玉主在《小国集团的能动性》一文中分析了东盟的区域合作战略。他指出，东盟实力虽弱，但不甘愿做“弱者”，而是通过发挥自身的优势和能动性，谋求更有利的国际地位。东盟将在中美两强之间采取“制衡性对冲”战略，以塑造一个更有利于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框架。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围绕“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高程在一篇总结性文章中指出，东亚秩序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既是国际关系学界寻找理论创新点的需要，也是中国崛起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联盟制衡和等级体系等西方国际关系假说的反思，将可能引导出新的理论生长点。

　　全球治理和金融外交

　　2013年，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中国的金融外交和全球治理展开。李巍在《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一文中从体系、地区和双边三个层次总结了近年来中国金融外交的状况，分析了中国金融外交的几个特点：手段上的制度化倾向，对象上着眼于新兴和周边国家，执行主体上部门合作等等。李巍在另一篇文章《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中分析了东亚货币秩序从以前由日本单一主导到被中日共同领导所代替的现象，同时指出东亚货币新秩序的核心问题是中日是否形成战略合作关系，但现实是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将影响中日货币战略合作的形成。

　　徐秀军在《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一文中指出，国际制度的非中性导致了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分配不匀，随之出现了相对有利和不利的集团。金砖国家改变制度非中性带来的不利境况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制度，另一种是建立于己有利的新制度。金砖国家难以根本改变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但建立非中性的新制度平衡现有的制度框架，并使国际制度变迁朝有利于新兴国家的方向发展，是最现实和有效的选择。由此可见，金砖国家是现有制度的有益补充。

　　秦亚青在《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论的重建》一文中指出，全球治理失灵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规则滞后，在理念层面上表现为理念滞后。全球治理是一个协商、参与和身份重塑过程，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全球身份认同。

　　何帆、冯维江和徐进在《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中指出，未来五到十年，世界将经历一个不同治理模式激烈竞争的时期，竞争的核心是国际规则的创设权、解释权和运用权。中国面临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中国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原则应对全球治理体制和规则的改革；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对未来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全球治理机制。

　　两部值得关注的著作

　　2013年两部著作的出版可谓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亮点。一部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的《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这不是一部纯学术著作，没有艰涩的理论和繁复的推理，而是一部面向普罗大众的普及性读物。这是一部预测十年内国际格局发展趋势的作品，问题包括：国际格局是多极还是两极？东亚是否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能否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原则？

　　另一部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教授的英文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是一部十年磨一剑的专著，它基于一个原创性的“社会演化范式”，并综合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诸学科的知识，试图解释国际政治的系统性转型。本书阐述了三次历史性的体系变迁的脉络：一个霍布斯式/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是如何从伊甸园般的天堂演化而来；这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又是怎样在1648年到1945年间自我转变成一个更加和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而1945年后的一些地区又是如何变成规则化的和平典范。本书还批评了国际政治领域内各大理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英国学派以至建构主义，并且为这些理论之间的“大辩论”提供了巧妙的解决方案。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对此书赞赏有加，称该书“修订并调和了许多我们所熟知的理论，并且重新精彩地阐释了战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真正气势恢宏的诠释”。由于面世时间短，这部纯学术著作的生命力如何还需要国际关系学界同仁的评判与检验。但唐世平教授广阔的理论视野、对多学科知识的娴熟运用、对重大理论观点入木三分的批评都是我们中青年学者学习的榜样。

　　2013年10月24—25日，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这次座谈会规格空前，意义非凡，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未来将会有极其重大的方向性调整。从这次会议的结束之日起，中国外交调整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也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提供了新的方向，我们期待2014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上层楼。

　　（作者单位：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