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新年的这个充满生机和喜悦的氛围中要细数前一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流行语，可能非“中国梦”莫属。沿着这个“中国梦”的内在理路编织今年对于中国大学改革的梦想，也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概括，那就是“行动”。

　　在过去的一两年，我们听到太多的大学领导在公开或准公开的场合慷慨陈词，无论是关于大学精神、大学办学理念，还是有关当下中国大学这样、那样的问题，均理解深刻，令人感动和佩服。但对于听众来说，任何深刻而精彩的话语，听了一次一定感觉激动，听第二次则感觉平常，第三次听恐怕就会感觉虚幻了。

　　古人早就说，要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没有“行”的“知”也非真正的“知”。早在100年前胡适就意识到，中国最缺的不是原理，而是落实的方法。他当然是针对留学生的，因为按照当时清华学堂校长周诒春的说法，留学生有两个大病：“一曰自高声价，二曰不切实用。”但胡适的说法也触及到了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问题。

　　要切合实际，就要考虑“落实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唯有在行动中才能充分体现，并且在行动中不断地被校正、被纠错，以至于证实或证伪。

　　大致地看，“落实的方法”的具体行动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先从第一个方面，秉承基本原理说起。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行政机关就是基本原理之一。其实，这个原理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近几年有识之士不断呼吁的“去行政化”就属此类。但说与做、共识与行动仍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大学里的“机构改革”就很难达到“去行政化”的标准，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无法真正地精简行政机关。

　　从根本上说，这当然是体制或机制的问题，但现实地看，领导的无限权力和至上地位引发的“职务障”直接影响了改革的决心和热情。当下越来越多的科研管理工作非一般学者能够胜任，像大笔课题经费的管理和支出只能靠财务人员来操作，大量的公共事务性工作又需要由专职的工作人员来完成。而由于体制的关系，新聘用人员服务的对象很自然地转向了各级领导和校内“大牛”，一般的教师根本无从获得服务，但很少有领导会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出于“需要”（一个极端暧昧，又极常用的词）设置新的机构，倒成了“改革的步骤”，结果就是越改革，机关越庞大，机构也越臃肿。

　　“落实的方法”的具体行动的第二个方面，应该是发现、面对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当下中国大学的复杂之处在于，既处在高速发展、扩张之中，又在很多地方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高速发展、扩张引发的不仅是“泡沫化”或质量下降这样可视性比较高的问题，更进一步地看，它也正在引发大学从业人员的生存危机。

　　比如说，这两年大学内部日益显现的贫富分化趋势是至少30年来中国大学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之一。问题在于，这种状况并非全出于按劳分配，且与学术水平、教学能力并不完全成正比。不用说如今贫富差距的加大是由于体制缺陷、行政主导的评价标准和各式各样的“潜规则”所造成，即使是真正地体现了所谓多劳多得，对多数从业者来说，差距的日益扩大也并不是好事。一个以科研经费的多寡为标准的评价机制，只能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为“课题式生存”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设想一下，一名教师和科研人员连一毛钱的科研经费都没有分配到，他能做什么？按照大学现行的政策，他似乎只能专职从事教学工作，是“教学型”的教师。这就人为地将科研与教学割裂开来了。而没有科研支撑的教学，其水平只能是坐滑梯——每况愈下。

　　另一个新出现的问题是引进人员与原有人员之间越来越明显的矛盾。一些学校不顾一切地批量引进国内外精英的一个直接效应是精英价码的不断提高。这有点像中超的广州恒大俱乐部所产生的效应，可惜大学不是足球俱乐部，她所要求的积累和学术本身的特性与短期的立竿见影效应并不协调。过高的价码不仅让学校负荷增大，持续发展的能力被削弱，也很难让原有的人员平静地面对。这是由于大家往往是在争一个盘子里的食物，而不是生产出新的一盘又一盘的食物。我们无从得知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那位海归院长被提前解职的具体原因，但许多大学内的从业人员之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得罪了原来浙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旧人，就是因为这个新旧人员之间矛盾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并且正在掀起波浪。

　　关键是，大多数人才引进背后的行政主导或行政指标的因素不断地破坏学术的规则，以这种通过超越学术规则的方式取得的短期效应又部分地掩饰了需要改进的问题，进而阻碍大学真正朝向以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的回归或转型。

　　改写几句流行歌的歌词作为结束。一般来说，“说得好听，说得甜蜜”，并不意味着“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如果你只管说，不将话语付诸行动，结果只能是大多数人“静静，再也不理会它”。

　　希望2014年是中国大学改革行动的起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