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的经济学来说，承认理性的局限不再困难。一些有代表性的教科书，已经辟出专门的章节来阐述这一问题。不过，从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从西蒙系统倡导“有限理性”算起，走过了70余年。即便从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完成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决策和判断实验算起，也足足过了近40年的时间。经济学的思辨，每向前走一步都显得如此艰辛。

　　当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埋头实验的时候，对当时的经济学家而言，绝大多数人还只能体会到“有限理性”这个概念，尚不知这个概念可能会给经济学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理查德·H.泰勒（Richard H. Thaler）、弗龙·史密斯（Vernon L. Smith）以及查尔斯·普劳特（Charles R. Plott）等少数绝不循规蹈矩的勇敢的年轻学者，则是例外。卡尼曼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坦承，泰勒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这是因为，当时的泰勒已经开始从理论上探索理性局限的经济意义，并创立了独特的关于心理账户的思想。这一思想能够更好地理解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

　　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史密斯和普劳特等人开始寻求如何借助实验室来研究经济行为。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的经济学在讨论人的行为时，只能在黑板上推演所谓的基于偏好公理的效用最大化模型。史密斯和普劳特等人分别构建了实验室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公共领域的集体决策场景，以研究个体决策问题。这直接引发了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革命。

　　经济学中一个崭新的领域——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开始蔓延到传统经济学的各个角落。然后，某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原来经济学第一次如此地接近科学。经济学家也终于可以像自然科学家一样，针对不同问题，采取相应的科学方法来展开实证研究，而不再拘泥于所谓纯粹的思辨。经济学也开始堂而皇之地走进具体的政策和机制设计当中，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做一些看得见的、改变人类生活的事情。这大概是过去的经济学家想都不敢想的。

　　只是非常遗憾，特维斯基去世较早，其合作伙伴卡尼曼以心理学家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对特维斯基最大的告慰。史密斯获得诺奖，泰勒和普劳特却与诺奖擦肩，这也是很遗憾的事情了。而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和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则是幸运的。作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后学，罗斯凭借其在机制设计领域的卓越贡献，而席勒凭借其在行为金融领域的先驱工作，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算是对泰勒和普劳特等人的一个巨大鼓励。

　　从这些先驱者的工作，可以归纳出几个有关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线索。

　　一是基于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传统，研究个体决策和判断的性质以及影响因素，迄今的发现已经展示出个体在决策时非常复杂的方方面面，诸如启发式、框架效应等。这些决策和判断的性质，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绩效。

　　二是基于泰勒的研究传统，从个体行为决策出发，构建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模型，以寻求更有效地解释各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而与传统理论形成竞争，甚至替代传统的理论模型。

　　三是基于史密斯和普劳特等人的研究传统，把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浓缩在一个便于控制的实验场景当中，通过研究该实验场景，推断出现实社会经济的某些规律。

　　罗斯可以归属于第三类，而席勒以及另一位诺奖得主阿克洛夫可以归属于第二类。阿克洛夫以逆向选择理论获得诺奖，但他自己认为最大的贡献在行为宏观经济学。一个诺奖得主主动把自己归为当时还不是热门的一个新兴经济学领域，可见该领域魅力无限。 

　　（作者单位：：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