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通识教育”是由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而生，经纽曼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倡导得以发展。19世纪初，美国的帕卡德教授第一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从此通识教育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在我国，通识教育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知识广博、德才兼备、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我国众多高校陆续开展了通识教育课程。目前，通识教育的效果如何？6月7日，全国重点大学中文发展论坛第十六次会议在成都召开，与会专家学者重点讨论了通识教育的现状、不足及对策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也就相关话题开展了调查采访。

　　多重因素制约通识教育发展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的人才需要在专业知识之外具备必要的人文和科学素养，但目前的情况似乎并不理想。记者在已开展通识教育课程的某理工科高校随机对50名学生做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荀子在战国时期是哪国人”这一问题中，有70%的学生选择了“齐国”、“楚国”、“秦国”等错误答案，只有30%的学生选择了正确答案“赵国”。

　　对于选修通识教育课的目的，44%的学生表示选修通识教育课是为了修学分，40%的学生为了提高自身知识素养，余下16%的学生填写了其他目的。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表示，“现在国内通识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被学分制制约。”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对学分要求高，学生压力大，不少学生为了修学分而选择通识教育课，这就使通识教育课的效果打了折扣。

　　问卷调查中，对于“通识教育课对提高知识素养的效果如何”这一问题，32%的学生回答“有效果”，34%的学生认为“不太明显”，24%的学生表示“没有效果”，还有10%的学生说“还没有上通识教育课，说不清楚”。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分析称，我国高校的通识教育主要有三方面问题：一是对高校管理者的绩效评价内容较单一，致使多数高校过于关注专业课程设置，却常忽视通识教育；二是大学传统院系设置、课程安排与通识教育存在一定冲突，过多的专业课程占据了学生大部分学分和学习时间，使得通识教育的开展空间被压缩；三是通识教育课程设置随意，且师资严重缺乏。

　　“尽管理工科高校更需要开展通识教育，但以理工科为主的高校文科规模小，师资有限，开展相关课程肯定增加了教师的负担。因此，相比于综合型大学，理工科高校推行通识教育面临更大困难。”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徐行言分析认为。

　　通识教育要以人为本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学生简单认为通识教育就是“扩大知识面”，没必要专门下功夫。对此，王德峰表示，这是对通识教育的误解，通识教育的基础是以人为本，核心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目的是造就贯通文理的复合型人才。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表示，“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价值理性日渐式微，人们缺乏对价值、意义的关注。对于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来说，如果说理工科是其底气和砥柱，那么文科就是其底色和底蕴。高校如果过分强调专业训练、职业训练，而忽视对学生人格的塑造，那么这所大学就会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同济大学教务处处长李晔表示，我们开展通识教育重在给大学生身上所缺乏的人文精神“补课”，通过人文素养的培育，使学生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台湾嘉南药理大学教授汪中文告诉记者，美国的通识教育虽然历史久，但始终未能抓住其中人文精神的核心。

　　多方协力推动通识教育发展

　　近年，通识教育在我国高校中逐渐走向制度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不断探索尝试通识教育的新途径、新平台和新机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例如，北京大学已实施数年的“元培计划”，贯彻“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通识教育十六字方针，突破了传统的专业教育模式。元培计划实验班招生不分专业，只按文理两类分班，学生在低年级重点接受通识教育，可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自由选课。同时，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为学生自主学习和创造性学习提供制度保证。此外，元培计划实验班还实行文理科学生混合分班、混合住宿，为不同专业的学生之间提供学习交流的便利条件。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介绍说，四川大学“中华文化”课程是全校本科生的通识课，也是必修课。课堂之外，学校还鼓励学生参加诗词创作社、戏剧社等社团组织，并积极为学生自编自写的文学作品提供发表和出版渠道。

　　李晔认为，我国通识教育的发展，首先要注意不能照搬国外模式，要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制定适合自身的通识教育体制；其次，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管理者要充分认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给予通识教育更多的时间；最后，可以成立专门的通识教育机构，培养专业教师，并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

　　“办好通识教育，需要学校、老师、学生在课堂内外多方协力。”王德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