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社会最关心的还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些问题。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及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这个题目既很重要，也是一个难题。今天我就梳理的情况，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一、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趋势
    200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总部巴黎召开了第二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了题为《高等教育与研究在促进社会变革与发展中的新动力》的大会公报，展望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与行动路线。按照四川大学谢和平教授的一些看法，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几大的发展态势：
    第一，知识资本化促使大学更加注重引领社会。
    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逐步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已占GDP50%以上），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使命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大学已经从农业经济社会的“象牙塔”、工业经济社会的“推动器”发展成为现代知识经济社会的中心。
    大学的办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的办学质量和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精神面貌，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决定着学生的就业与成长。
    这说明现代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到了社会的中心。所以，当代大学已深深地影响了大至人类进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社会的中心，是关注的热点，是评论的焦点。大学甚至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国际、国内的许多言论也体现着现代大学的重要性。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用了三个“无与伦比”评价现代大学的作用：它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无与伦比；它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无与伦比；纵观整个高等院校史，它在服务先进文明社会的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无与伦比。 “面对当前和未来全球挑战的复杂情况，高等教育肩负着增进人们对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各方面问题的理解及其应对能力的社会责任。高等教育应引领社会创造知识，以应对全球挑战，特别是来自食品安全、气候变化、水资源、跨文化对话、可再生能源和公共健康方面的挑战。” 。温家宝总理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多次指出两个“不适应”：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为此，不久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要求切实解决好这两个“不适应”问题，不断增强主动为经济社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现代大学面对的是政府和产业，大学以独立人身份直接参与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活动，其活动范围的扩大，工作对象也因此发生改变。大学要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就要求大学不但是作为一个布道者而更应该像一个社会主体来处理这些关系。
    1994年，在一次关于“进化经济学和混沌理论：技术研究中的新方向”的专题讨论会上，阿姆斯特丹科技发展学院的罗伊特·雷德斯多夫教授提出了要建构一种新型的大学—产业—政府关系模式，以消除知识商品化过程中各种障碍性因素的设想。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亨利·埃茨科维兹出版了《三螺旋》一书，使三螺旋结构理论日益受到全世界所有希望通过创新谋求发展的国家或地区的大学、产业、政府三方的高度重视。埃茨科维兹认为，“现代大学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次大学革命使大学分别增加了研究和社会服务两大重要使命，大学已由社会次要机构上升为社会主要机构，成为与产业、政府同样重要的社会机构，由此引发了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合作创新模式的研究。” 三螺旋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大学和其他一些知识生产机构；第二部分是产业部门，包括高科技启动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第三部分是政府部门，包括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国家层面等不同层面。三螺旋理论的最基本的思想是：三螺旋的三部分在运作过程中不强调谁是创新主体，大学-产业-政府三方都可以是创新的组织者、主体和参与者。无论以哪一方为主，最终都是要形成动态三螺旋，推动各种创新活动的深入开展。同时，三者独立成系统，在履行传统的知识创造、财富生产和政策协调职能外，各部门之间的互动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职能，最终孕育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型社会。可以说，“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相互作用，在各种各样的结合中，每个机构范围保持传统作用和独立身份同时又起着其他机构范围作用的三螺旋模式，是组织创造的兴奋剂。”因此，大学无论是从社会学还是从政治学角度看，在这种活动过程中都获得了独立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地位。现代大学必须在这样一个三螺旋结构中开展自身的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及创业活动。
    第二，高等教育大众化促使大学更加注重品牌质量。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5%以下视为精英教育阶段、15%——50%视为大众化阶段、高于50%视为普及化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特征，而大众化阶段最主要的就是品牌建设。
    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进入大众化阶段；2004年，世界有36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我国高等教育通过近些年的跨越式发展，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到了大众化阶段。200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共计2689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305所，成人高等学校384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090所，高职（专科）院校1215所。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等教育大国。但是，“大”并不等于“强”。
    2006年7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说：“如果斯坦福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来的教学质量”。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数量急剧扩张的外部环境已经改变，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来说，也到了一个相对平稳调整的阶段。 第一是高等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又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在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形下，应该始终保持稳步提升的教育质量；第二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提出了高质量的要求；第三是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高校之间的竞争主要是质量之争，办学质量已经成为高校的“立身之本”。高等院校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站住脚跟就必须在注重品牌和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平均达到80%以上，但是他们都更加注重学校品牌的塑造和办学质量的提高。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全校就近两千名在校生，但它培养出了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其航天航空专业在美国同类学科中属一流水平。因此，“‘大’并不等于‘强’”，这个应该是我们非常清醒的认识。如果像斯坦福大学校长所说的，我们福州大学从1998年至今，学生规模扩张了3—4倍，要花多长时间去提升教学质量，也是我们每个人要去思考的问题。
    第三，社会信息化促使大学更加注重“全人”教育。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交往空前频繁，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社会信息瞬息万变，大学必须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必须由过去的“知识教育”转变为“全人教育”，必须致力于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智慧、有责任的全面发展的“全人”（the whole person），他们不仅在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备成为精英和栋梁的潜质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早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会议就提出：“21世纪最成功的劳动者将是全面发展的人，将是对新思想和新的机遇最开放的人”。提高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今年5月份，我到南京参加了以“提高大学培养质量”为主题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论坛中，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认为：“在二战后的40年间,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美国,但是在199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有15年停滞不前。人们通常认为是金融政策的问题。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在创新人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增长动力是靠很高的储蓄率以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种竞争优势在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后不复存在,而软件和通信方面不断的技术创新,使得美国获得了决定性的生产力优势。” 莱文教授在英国高等教育研究所第七届年度讲座上还认为：“如果日本有微软、网景、苹果和谷歌这些企业，日本的增长就不会缓慢。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创新是美国经济能够在2008年危机之前的二十年内迅速发展的原因，日本落后则正是因为他没有创新。”因此，我们培养的人才能不能够创新，决定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这种“创新驱动”，就是要以科技创新为先导和基础，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今年5月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北京大学和大学生共度“五四”青年节，说到：“‘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是一个很大的刺痛，也是一个很大的鞭策。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任没有想过、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的人才；二是学文史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懂一点文史知识。”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钱学森之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早就有人提过。上个世纪，燕国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谜”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我国高等教育要在这一方面大有作为，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有三个方面是很值得重视的：
    一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思维。
    在美国教育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1928年的《耶鲁大学报告》中提出一个观点:“头脑的思想方法和头脑的内容之间的区别”。
    在一个迅速变革的世界当中，事业成功需要的是头脑的思考方法，而不是内容，这样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具有面对新的挑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培养这种能力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是要注重文理学科知识交叉。
    我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是在文、理这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很优秀的古生物学家，他在古代诗词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到中文系讲古诗词也毫不逊色。而当今高考前的文理分科教育模式对当代文理兼修的培养造成很大的缺陷。因此，当今高等教育要注重通识教育，以构建大文大理为方向，打通专业壁垒，培养学生具有比较全面的人文、科学素养，促进学生学识、思维能力与性格的全面的发展，为提升创新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要注重培养实践能力和冒险精神。
    毕业生实践能力较弱不仅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的问题，也是影响创新能力的原因。这和教学资源投入有关，例如扩招前生物实验能达到“一人一只兔子”，而扩招后只能是“四人一只青蛙”了。
    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执行官科瑞格·蒙迪提到这么一个看法：“企业界正以一个更快的速度朝前发展，我们在不断挑战传统，不断在冒各种各样的风险，从企业的角度而言，企业更看重大学生的冒险精神，要敢于迎接挑战。要在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培养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冒险精神，敢于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或者做过却没成功的事。”
    第四，科技综合化促使大学更加注重学科交叉。
    现代科技发展综合化的主导趋势，使得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越来越难以在单一学科内取得突破性成果；而多学科融合、多学科交叉是产生新学科的源泉，是获得原创性科学成果的重要途径，是解决重大技术、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有效依托。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对23位著名科学家（包括7位诺贝尔奖得主）进行访谈，发现他们所深度涉及的专业或学科领域最多达6个，平均为3.3个。20世纪最后25年，交叉学科获诺贝尔奖数接近50%；21世纪最初5年，这一比例超过70%。
    以培养精英人才、开发新知识、贡献重大科研成果为己任的世界高水平大学，都在积极实施跨学科研究和学习计划，并努力在实践中完善。
    第五，经济全球化促使大学更加注重国际开放。
    大学普遍把国际化程度作为自身学术实力和办学水平的体现，作为衡量自己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全球视野的办学理念、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开放视野的国际化人才、紧跟学科发展前沿的科研平台和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机构、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论文和原创性成果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这些就是大学高度国际化的体现。
    大学国际化也导致教授活动范围变化，有专家形象地把美国教授划分为三类：世界型教授坐飞机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地区型教授开车参加地区性学术会议、参加地区性学术活动，学校型教授仅在学校参加校内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美国加州大学这三类教授的比例大约为60:30:10。
    中国的历史性跨越发展就是一步步面向世界、融入世界，不断承担世界责任、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大学更要进一步适应这个发展趋势，要适应我们国家作为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的人才需求，培养具有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这才是世界经济强国需要的人才。
    北大的校长周其凤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提出：以后北大的学生从入校到其毕业之前要保证有15%以上的要有见外或到国外学习的经历。现在香港大学有国际学习经历的学生占20%左右，而我们福大1%不到，这是福州大学将来努力的方向，也是高校国际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二、现代大学制度的概念
    如何运用制度去推动高等教育态势的发展？我认为要依靠现代大学制度。
    （一）现代大学制度内涵、实质和特征
    1、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现代大学制度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反映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治理模式、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现代大学制度本身是一个多维角度和不断发展的概念，因此存在着不同角度的解读。许多发达国家名牌大学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现代大学制度，并以此作为大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保障。在研究过程中，以下六个说法收到比较广泛的认可。
    （１）“德国柏林大学制度”说：“现代大学制度是由1810 年在洪堡主导下建立的德国柏林大学奠定的。”这一概念所指的现代大学制度即是与中世纪大学相对应的大学制度。
    （２）“多元化巨型大学”制度说：这一观点认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功能将发生根本变化,逐步走向多元化巨型大学,而服务于这种大学的制度即是现代大学制度。
    （３）“我国近代建立的大学制度”说：这一观点将与过去旧式学堂相对应的、从西方移植的大学称为现代大学,由此而建立的大学制度即是现代大学制度。
    （４）“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相联系的大学制度”说：这一观点针对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主旨是“举办者与办学者分离,大学面向社会,独立依法办学”。其主要是解决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大学间的关系”、“大学自身的管理问题”。
    （５）“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制度说：这一观点以知识经济为背景,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由“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这一深刻变化而建立起来的大学制度。
    （６）“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说：这一观点是伴随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而提出的,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需的制度,即是现代大学制度。
    尽管各国国情不同、政体各异，但在重视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形成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方面，有许多方面是值得求同存异、互为借鉴的。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最值得借鉴的归纳为“4A”：Academic autonomy（学术自治），大学对自己的内部事务有最终决定权；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由），教授有权探索知识，教授有在其观点及内容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执教的权力，教授有不受约束地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公开演说的权力等；Academic neutrality（学术中立），在政治、党派及校外公众的争论中，学校有权保持中立，学术以求真知为本位； Academic duty（学术责任），大学要向纳税人和公众负责，要高质量地履行其职能，有效地使用社会提供的资源，依法运作。
    2、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现在，一提到现代大学制度，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和办学自主权等问题。其实，这只是表面的、浅层次的问题。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是守望大学精神。没有大学精神的高校，无论硬件多么现代、招生多么红火、论文出了多少，都将只是一具空壳。
    2010年11月13日凌晨一时，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清华学堂起火了，大火烧了三个钟头才扑灭。清华学堂的火灾通过网络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被称为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十件大事之一。试看看网络上两段关于现场的描写：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老教授，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睡衣外面就套了件毛衣，毛衣还穿反了，老人呆呆地站在原地就这么一直看着学堂，一直看到火势渐渐小去。从今晨6时起，整个清华学堂已经被封锁，四面都有保安值守，不让师生们靠近。在现场，一名保安因为阻止一名骑车的男学生靠近，两人争吵了起来，“我在这儿待了10年啊！从我十年前第一次到清华，我就是来这里报到的！你能理解我对它的感情吗？”学生说到这儿，眼眶已经泛红。旁边这名年轻的保安情绪一下子沸腾了，“我昨晚一夜没睡你知道吗？我每天在这儿值班，已经5年了，我对它的感情你又能理解吗？”
    网络上有这样一段描写：一位老教工无比惋惜：“这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教室，是清华精神的源起。每个清华人，无论老少，有哪个不对这个地方有着或深或浅的感情。”清华学堂是清华大学精神和传统的象征，如果一所百年老校连象征优秀传统和精神的建筑都保护不了，那么，人们怎么相信它守望优秀传统和精神的能力呢？
    什么是“大学精神”？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个人认为：所谓大学精神是指一所大学的所有大学人，通过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来实现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抱负。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是清晰的，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
    大学的人文精神是十分重要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
    现在炒得沸沸扬扬的两件事情，一是西安药家鑫事件，二是复旦黄山门事件，从人文精神分析这两件事情。今年10月20日晚，在西安大学城学府大道上，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将长安区兴隆街办宫子村26岁村民张妙撞倒，令人发指的是，事故发生后药家鑫没有及时救人，而是害怕被撞者记下自己的车牌号，持水果刀向被撞者连刺8刀致其死亡。
    另外，复旦黄山门事件也反映出大学生思想道德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十八名复旦大学学生进入黄山一段未开放的区域“探险”，并非通过买票进入一般景点。多数人仅为旅行者装扮，缺乏足够专业和齐全的装备，被困后报警求救。为救学生一名年仅24岁的民警坠崖牺牲。一个生命的逝去，换来的不是复旦学子的反思和感恩，而是在论坛大谈面对媒体如何公关，登山社谁来掌权，以及冷漠的“你们就该为纳税人服务”。复旦学子的冷漠以及对待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和敬畏，引来网上批评如潮。
    直至后面，复旦登山社的领队发表了一封很正式的道歉信，其中有一段很能体现人文精神的：“刚从黄山回到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勇敢地在舆论面前站出来，没有勇敢地表达我们对张宁海的感恩和一份对因我们的自大而失去的生命的敬畏，反而放纵内心去逃避良心的谴责，将我们的歉意搁置一边，一拖再拖，直至现在，酿成了无法挽回的错误。数日以来，独处之时，我们无法安然入眠，人海之中，我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几天来，我们终于明白了，不是理性的分析，不是责任的归属，不是我们对自己的宽慰，在生命面前，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对于生命，也许其本身就是其存在的目的。在它的面前，我们不该诉诸其他，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说什么都是不合情理的。生命的价值在于其自身，在于其鲜活的跳动。而我们所忘却的，所丢失的，恰恰是这种对生命的敬意。我们错了，在为我们而逝去的生命面前，我们太沉默了。愿我们对过去的忏悔以及对未来的祈福，能够告慰您的英灵，让它在天堂之上，在白云之巅，安息。”“一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哪里还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在一次与同学的对话中，主动提及了此事，并反思道：“关于这次的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意识冷静，但是不应当意识冷漠。冷漠就是无论事情跟你个人关系大不大，你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直至突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人不是计算机，人是有情感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带着情感，而所有的情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之上。但是要知道，情感不是情绪，情感是在公共道德条件下应该拥有的类似于亲情、友情等的真情实感。如果你丧失了情感，你就会用一些冒出底线的态度来掩盖了你真正的判断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冷漠的人。”
    江苏大学王长乐教授在反思这个问题时是十分深刻的。他认为，大学人文精神的堕落在大学人身上最深刻的体现是：在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文革”之前的一些折辱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许多理应维护社会文明和道德的人，却都参与了迫害同事、同胞甚至自己老师、亲人的事情，他们中甚至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标兵、英雄、闯将”等。揭发、批判、侮辱人、伤害人，成为许多人精神档案中无法抹去的内容。王长乐教授认为大学的人文精神对大学而言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我国大学的现状，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目前中国大学的许多现象可以从人文精神的缺失上找到原因。
    现代大学制度中首先守望的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一个底线。我们第二个要守望的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就是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一方面约束科学家的行为，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又逐渐地渗入大众的意识深层。
    我们从持续不断的学术造假案例中间看出高校弘扬科学精神的必要性。比如，2009年12月19日，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官方网站发表文章称，通过检测程序发现，至少有70篇发表在《晶体学报》C分卷或E分卷上的晶体结构报告存在数据造假行为。那些报告的作者在2006年至2008年间仅凭修改一套原始强度数据而发表的系列文章，目前这些文章已被一次性撤销。经查实，这70篇被撤销的论文的作者是来自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讲师、硕士钟华(49篇)和工学院的讲师、硕士刘涛(21篇)。2009年12月29日，井冈山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相关处理决定：撤销钟华的造假学术成果，追回所有造假论文的全部奖励3.2万元；撤销刘涛的造假学术成果(因其论文内容不属于其专业研究范围，按学校规定，未予奖励)；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撤销钟华、刘涛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解聘钟华、刘涛的高等学校讲师专业技术职务；撤销钟华、刘涛的高等学校讲师专业技术资格；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撤销钟华于2009年12月15日获得的高等学校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开除钟华、刘涛的公职，同时给予钟华开除党籍的处分。科学精神的缺失也急需我们的注意。
    最后一个就是民主精神。民主是一种价值理念与社会管理机制的复合系统。 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民主首先表现为人类精神领域的某种价值和追求，并且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理想和信念，进而指导人们的政治实践。民主精神体现在民主实践发展的过程，它包括与时俱进的发展品质、对政治参与广泛包容、对社会平等的实质认可、对个体权利的充分尊重，对人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总结起来就是，人本和理性是民主精神的两个基本因素。
    当前高校中的腐败形势不但没有丝毫好转，反而愈来愈烈，相继出现了武汉大学副书记和副校长双双贪污受贿，武汉某学院书记、院长双双贪污受贿的案件。这些事件中令人深思的是，除了其个人品格堕落之外，还有高校民主精神的失却，高校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形同虚设，这也是造成高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深层次原因。
    高校面临这三种精神的失却，重提现代大学制度，守望大学精神。大学是探求学问、追求真理、塑造精神的地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弘扬大学精神，必须朝着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以及人类拥有强烈责任感的方向努力。
    3、 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从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看，注重大学自我发展与自我约束机制的有机统一；强调大学自主办学、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国家意志的相辅相成；追求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协调；倡导大学教师教书育人与科学研究的缜密结合等，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关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源于大学的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权力，对社会的责任是大学的义务，现代大学制度最核心的精神应该包含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
    大学学术自由涵盖学术自由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各种构成因素，包括大学自治制度（大学章程、董事会制度等）、大学办学自主权（法律法规支持）、大学内部民主的运行机制（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公平高效的大学中介评估制度，等等。与学术自由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
    美国斯坦福大学原校长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认为，大学应该向社会解释其行为绩效。正因为如此，大学学术自由应该与一定的学术责任相结合，大学学术研究必须自觉帮助社会达成一定的目标以回应社会的资助和明确自身的价值与责任。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特征。
    从上述可见，大学制度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它的内容所指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人们所赋予它的承载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面向社会；与时代同步；尊重大学的办学规律；保持大学的品格；深入创新研究；积极服务社会；引领文明潮流。
    特别是在当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所保障的“学术自由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项具体的制度，它主要是保障教师独立进行学术研究，免受学术以外的力量干扰的制度，尤其是面临科学精神与财富欲望之间的斗争的情况下，保证学校学术研究不被商业化和各种利益所驱动、所改造，使之保持真正的求知精神和探索精神。
    三、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
    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方针可以用以下48个字来表述：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社会参与、社会合作；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学术主导、教授治学；重心下移、注重经营；民主管理、学术自由。
    1、政校分开、管办分离。 处理好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是确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必须在依法确定政府和大学关系这个前提之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这是处理大学和政府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确保大学办学自主权也需要在这个原则下。政府和大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大学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它具有办学的自主性。政府负责宏观管理，办学的权利属于大学。
    2、社会参与、社会合作。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高校和政府的职能之间，政府把社会资源按计划分配给高校，高校按照政府的招生计划招收、培养学生，再按照政府的计划将毕业生分配到各部门，高校和社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就造就了社会不关心学校、学校不关心社会的不正常现象。但现在情况不同，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高校的社会地位和运行环境，赋予了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由于大学自主办学是需要有社会参与和社会监督的，因此要有社会参与、社会合作的制度。
    《规划纲要》提出了可以探索建立董事会或者理事会的制度。这种制度就是一种社会参与的形式，同时还强调了行业、企业和学校的合作办学，提出了大学要向社会公开信息，要实行年报制度，让社会对大学有知情权。从本质上说，现代大学制度最终是要建立一种大学自我发展又自我约束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约束力度最大是来自于社会。
    3、党委领导、校长负责。《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践证明，这一内部领导体制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促进高校改革发展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完善这一内部领导体制。
    首先，要制定大学章程。一个大学的章程，应该是该大学的宪法。一旦经过实践总结成为章程，就具有学校大法的作用，不应因校领导的变更而随意改变。大学内部治理也要按照章程来实行治理，来确定内部治理结构。通过制定和实施大学章程，进一步明确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的关系和权力边界确保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高效运行。
    其次，要健全党委全委会、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委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制度，完善沟通协调和监督机制，构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制度保障体系，实现管理规范化、决策科学化。
    第三，要提高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素质，强调班子团结和谐，为正确处理好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奠定良好基础。
    4、学术主导、教授治学。大学的学术本质决定了大学的一切活动必须围绕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来开展，必须坚持以学术为主导。大学行政权力泛化的一个问题就是导致大学更像政府部门，迷失了大学的学术追求。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6月6日向社会公布。纲要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并不等同于大学“去除行政化”，这只是“去除行政化”的第一步，“因为没有行政级别的人，他还可以有行政权力，可能还会阻碍教学科研的自主性。”
    我赞同这种观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只是第一步。解决高校行政权力泛化的问题关键是要树立和落实“学术主导、教授治学”的理念。
    深圳大学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学习的。深圳大学的创新力度很大，建立了教授人事委员会、教授财经委员会两个教授委员，负责人才引进和经费分配。这两个委员会都是由“布衣教授”担任，不让校长、院长以及其他有行政职务的教授介入。 深圳大学校长表示：“如果校长、院长进委员会，就会有行政导向，比如我是文学院的，我肯定会希望为文学院多招几个人，多分点钱。所以现在就让平头教授、真正的一线教授去担任。他们不代表学院利益，只代表个人，替学校做事。”
    两个委员会各有13人，而深圳大学一共有二十几个学院，因此每个委员会都无法涵盖所有学院。这是一种设计上的故意。两个委员会加起来26人，可能每个学院的人都有，但每个教授只能在一个委员会任职，并且两年一轮替，普通教师、教授都可能进入委员会，防止学院代表。
    深圳大学成立这两个委员会之后，学校彻底放权，任何学院要引进教师，都必须通过教授人事工作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可以召见该院院长，也可以召见求职者本人，询问学院招此人的理由，以及是否有岗位空缺，求职者本人来该学院的目的等，还可以鉴定求职者讲课效果、科研成果等。全体考察合格后，由13名委员无记名投票表决，如果赞成票多于7票，才能上报给校长，如此引进人才、招聘老师。
    教授财经委员会是专门审查学校的财经预算，如某学院是否应该建实验室、是否应该拨转某项科研资金等等。两个委员会成立三年多来，人事财务方面的麻烦事少了很多。比如教师素质明显较前几年好转，因为以前进人都是校长、院长说了算，难免有关系户混进来，现在教授委员会会刨根究底、任人唯贤；教授财经委员会则帮助学校节省了不少资金，保证了资金分配的公平性。因为委员会吸纳了多个学科的教授，他们会去现场考察某个设备是用于教学还是科研，杜绝了经费挪用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学校通过这两个委员会，向建立高校民主管理机制迈出了一大步，保证了决策和分配上的公平性。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的民主建设和管理，探索“教授治学”，深圳大学还改变了教代会的构成，使其95％以上的成员为普通教工，许多教授、副教授、讲师都参与其中。除工会主席、离退休处处长和学院书记外，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不能进入教代会。学校所有行政人员都必须接受教代会监督和审核。
    这就是深圳大学的一套制度上的设计，有效避免行政权力在大学制度里的泛化。要保证“学术主导、教授治学”的政策落到实处，就要做好以下几方面事情：
    一是要尊重学术规律。杜绝行政思维对学术事务的不当干预，保证学术权力的正常运行，既不能学术事务行政化，也不能行政事务学术化。
    二是要优化制度设计。制度设计要能保障教授治学。尽管我们并不把学术权力限定为学者的权力，但应该指出的是，学术权力的客体是学术事务管理，主要是对教学和科研活动的管理。所以，学者应当有权力根据自身的专业和学术的内在要求来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来学，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而不应受到非专业人士或非专业思维的不当干扰。 为此，要建立健全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性组织及其工作制度，保证那些具有学术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在学术权力运行中的主体地位。
    三是要加强学风建设。保持学者自身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防止学者自身异化，是学术权力有效行使的重要保证。 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启超曾感叹：“倘若学者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则动机不纯洁者会以学问为博取功名的敲门砖，过时则抛之”。所以，教授必须恪守学术道德、淡泊宁静的学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学术的权威性，学术权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5、重心下移、注重经营。
    人们满意的教育不是奢侈浪费的教育，人们满意的高校不是奢侈浪费的高，而是以最低的投入取得最好的效果。现代高校与现代大学制度不和的、跟“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不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太浪费了。高校没有一个经营的理念。如何避免奢侈浪费的现象，首先，就是要深化学院制改革。学院制主要是要解决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校、院两级的关系问题。
    目前，我国多数规模较大的高校采用学院制模式。推行学院制改革的关键是权力下放，如果权力没有真正下放到学院，这样的改革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只有下放权力，才能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扩大学院办学自主权，激发学院办学活力，调动学院自我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院逐步成为拥有相应自主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
    其次，推进机构改革和职员制改革。要从高等教育的规律出发，建立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行政机构，建立一支高效率的行政管理队伍。要用职员职级制来代替目前的与行政机关相对应的干部级别制。要采取聘任制和任期制，来建立行政管理干部能上能下，优上劣下的制度。
    第三，借鉴企业经营理念。所谓经营大学就是指大学在遵循高等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在办学和管理活动过程中，通过引入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企业管理的办法和理念，注重社会需求的导向作用，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办学效益的最大化，以使有限的资金投入获得较好的效益。
    大学是非营利性组织，因此，与经营企业不同，经营大学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开源节流、提高资源使用效益，更好地服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好地服务师生员工，提高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郑州大学这几年着力推行目标管理，每年年末，学校领导班子用3到4天的时间逐个单位进行目标责任议定，年初公布每个单位、学院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并认真组织实施。该校借鉴省部共建的经验，参考教育部直属高校内部量化考核指标进行考评，对综合评价优秀的单位给予奖励。目标管理的具体做法是“三包一评”：包任务、包编制、包经费，实施过程和终期评估。
    云南大学2009年初以目标责任制为核心，划分学校与学院的职能，下移管理重心，明确学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扩大学院管理自主权。按照三年任期目标和年度分目标，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与各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学校制定《实施目标管理责任制综合考核办法》，组成若干考核组对学院工作进行考核，对优秀单位给予2万元奖励。
    华南理工大学在进行大规模机构调整、学院整合的基础上，学校与机关、直属单位、学院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实现了团队聘期目标责任制、学院目标责任制和机关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协调统一。
    苏州大学实行校、院、系三级建制，校、院二级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在强调简政放权的同时，十分注重目标考核，认为没有年终和任期目标考核，目标管理就是一句空话。该校也签订目标责任书，实行二年一考核，并把学院绩效考核和干部考核结合起来。昆明理工大学也实施了以目标责任制为核心的学院制改革。
    目标责任制的实施也充分体现在财务管理上。郑州大学按照,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集中核算”的原则，进行财务预算管理。郑州大学每年拨出5千万元岗位津贴，按工作任务切块发放，其中教学占70%，科研和学科建设占30%，并把各学院承担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任务量占全校总任务量的比重，作为下拨给学院岗位津贴的依据, 。下拨的校内岗位津贴与学院自主创收可用作津贴的部分打包起来，由学院再行二次分配。
    苏州大学的各个学院承担了教职工60%的校内岗位津贴，学校承担的校内岗位津贴只占40%。学校岗位津贴的发放完全与学院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业绩好的学院拿到的就超过40%的比例，业绩不好的则拿不到40%的比例。
    南昌大学从2007年开始也实行类似做法，学校也是按绩效考评来分配校内岗位津贴，根据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相关业绩算分给各个学院，按各个学院业绩分所占的比重下拨（不按人头下拨）津贴，再由学院做二次分配。
    适应学院制改革的需要，各高校非常重视建设一支高效精干的管理干部队伍。中山大学注重大学职员的专业化建设，“双肩挑”干部少，除教务、科研等少数部门负责人由双肩挑处长担任外，其他岗位都实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该校重视培养精英型管理人才，管理人员定位比较明确，在工作中不断提高专业化、科学化水平，从而使职能部门的执行力得到加强，学校的整体管理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
    深圳大学管理人员实行职员职级制，不设技术岗，不评职称。南昌大学重视通过竞争性上岗为主选拔干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目前，已经做到80%的干部通过竞争性上岗。该校还通过对学院院长、书记以及机关部处长实行岗位责任津贴，加强对管理干部的酬薪激励。这些做法都很值得借鉴。
    6、民主管理、学术自由。民主是现代社会显著特征之一，法国社会学家阿兰·佩雷菲特甚至认为，现代化的本质是民主化，而大学的本质特性决定大学具有民主偏好和民主诉求，大学又是推进社会民主进步的重要力量，因此，大学制度的构建要发扬民主精神，制度创设要致力于维护大学的民主管理、密切大学内外部之间的关系、拓宽大学参与社会民主建设的渠道、提升大学引领社会民主进步的能力。
    民主管理是科学管理和现代化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没有管理的民主化就不成其为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高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人员的文化素养比较高，思想活跃，识辨能力强，实行民主管理具有较好的基础。
    首先，要牢固树立“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的理念，落实全心全意紧紧依靠广大教职工办学的方针，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在学校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其次，要提高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民主管理的能力。要真正把民主办学和依法治校意识融入干部教育的全过程，培养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和法制观念，增强民主管理意识。推行关系师生员工切身利益重要决策和关系学校发展的重要事项的听证制度，各专家委员会决策咨询制度，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和决策协商协调机制，做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第三，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民主党派的作用。学校党政要支持他们依照各自章程、依照法律和有关规章制度参与高校的民主管理,发挥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协调作用,鼓励他们依法独立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学校的民主管理贡献力量。
    第四，要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加大校务公开和民主监督的力度，切实保障教职工依法行使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的权力。
    关于“学术自由”的定义：
    (1)耶鲁大学教师手册中对学术自由的规定:一所大学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研究和教学手段来发现和传播知识。为了实现这一功能,思想的自由交流不仅在校内、国内而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必要的。因此,大学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最大程度上的知识自由。在知识增长和发现的历史长河中清楚地指明全体教职工对不受限制的自由表达的需要,他们有权利思考觉得不可思议的、讨论难于启齿的、挑战不容挑战的事。
    (2)杜威指出,学术自由就是在高等学术机构中讲授真知、证明真理或直接研究真理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应受政治、官僚、宗教权威干涉的,是一种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3)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从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和学术自由的限度出发指出,学术自由是学者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
    (4)美国哲学家胡克认为学术自由就是指在专业上够资格的人享有自由的去探讨、发辫、出版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所看到的真理,这种自由并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听任何权威指挥,除非这种限制及权威来自于运用理性的方法在那些专业学科中建立的获得的真理或理论。
    学术的目的是求真求善，而学术自由的本质是表达自由、思想自由，同时也是大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言论、出版和科学研究自由。
    “学术自由作为以发现真理为天职的学者们应享有的自由探究权和表达权,没有理由受到限制，否则，它将是对民主的根本性侵犯,同时对整个社会集体理智的发展也是一种极大的损害，它会使整个社会群体都被剥夺了可资利用的潜在资源，因为学术自由所要促进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精神进步。”
    学术自由是维持大学活力的源泉。因此，没有学术自由作为保障，大学追求真理的使命就将难以完成;没有大学的学术自由就很难保证大学的健康运行；没有学术自由大学就会失去灵魂，失去大学精神。
    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也认为学术自由的重要性超过了大学的硬件条件：“大学之设备，可以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
    重构学术自由，一方面要倡导求实崇真的学术精神。著名学者陈寅恪说过：“我以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主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自近代以来，学术研究逐渐“职业化”，与经济、社会的关联越来越紧密，谋取学术研究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就随之成为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之一。
    不少人做学问的功利性太强，缺乏对真理的真心追求，搞学问只是达到某种功利的手段，功利得到了学术也就停止了。学术独立的精神和传统不应被消解。坚持独立思索和自由探究的精神不仅有利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对形形色色的世风流俗的干扰羁绊保持必要的张力。
    另一方面，要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近年来，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高校在科研管理中普遍进行了学术成果的量化评价和激励，给教师个体造成巨大的学术压力。高校教师很难有精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或是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过大的学术压力已经影响了高水平学术成果的产生。为此，要避免简单采用数字式管理和评价方式，给高校教师营造一个真正能出创新性成果的学术环境。
    学术自由是和学术责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学是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组织,也就是说大学承担社会所赋予的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责任,那么学术研究本身属于学术责任,同时也是其他学术责任的前提和基础。
    学术自由的理念是履行学术责任的基础,学术责任可以让学术自由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学者们所享有的学术自由与承担学术责任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又必须无条件地遵循作为学术机构成员的基本道德规范。
    学术自由是在承担学术责任中进行的,即他们追求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是承担学术责任。学者有享受言论、出版、科研的自由,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不承担学术责任而进行言论、出版、科研及表达的自由。具体包括要负责从事教学和研究,从中有派生出很多责任,包括正确的方式对待学生、同事、管理者以及其他学术机构的同僚。
    学术责任,简而言之则是要对自己学术领域内的一切行为和言论负责。因此学者们并不能假借学术自由的名义推卸应负的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正如美国学者唐纳德·肯尼迪所指出的:“大学对社会承担学术责任的核心途径是教师的工作。
    大学教师做许多关于机构运作的重要决定,因而他们当然要对大学的日常工作承担相当的责任,这包括以种种方式教授本科生、为研究生的专业生涯铺路、从事研究和出版研究成果,以及为大学以外的社区服务。大学教师通过承担他们的学术责任,来履行他们所在的机构对社会的责任。”大学于培养合格的人才和传播发现知识来服务于社会、取信于社会。
    作为独立学院，至诚学院和阳光学院是新模式办学的一种尝试，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希望两个学院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方面也能迈开步伐，先行先试，为我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积累经验。我们相信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将为福州大学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而推动学校为海西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在这辞旧迎新之时，我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合家幸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