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莫甲凤 |
|
【作者简介】：莫甲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讲师
【课题项目】：本文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遵循科学发展观，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重大攻关项目之五“遵循科学发展观，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教育理念创新”（项目编号：08QG01005 ）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项目编号：AGA080340 ）的研究成果之一
【文章来源】大学（学术版） 2010年第8期57
一、英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程
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一，英国不仅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富盛名的高等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而且还拥有一批建校时间短，但发展迅速、富于创新，并已跻身于世界高水平大学行列的新兴大学。英国在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历经多次变革：
（一）工业革命时期：课程改革的微弱世俗化
18世纪的工业革命导致近代自然科学逐渐进入大学课堂，新的自然科学的学术潮流开始冲击古典主义的教育传统。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主干——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课程改革出现了微弱的世俗化倾向，大学与工业革命之间只有极为松散的联系。
（二）19世纪：新大学运动与城市学院的兴起
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大学追求实用之学，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加强了现代课程和科学研究，改革考试制度与管理制度，最终走向了国家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伦敦大学及一系列城市学院倡导实用科学，高等科技教育开始兴起，大学推广运动逐渐展开。
（三）20世纪前半期：独立大学运动的兴起与高等科技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的独立大学运动一方面使英国大学数量和入学人数有了很大增长，另一方面它们立足地方、服务全国的办学理念突破了传统大学的局限。二战后，高等科技教育被置于促进国家发展的地位，大学开始与工业界建立紧密联系。《珀西报告》及《巴洛报告》有力地推动了英国战后高等科技教育的发展。
（四）20世纪60～80年代：政府以立法形式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1963年《罗宾斯报告》的发表使英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大众化进程。8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调整贯穿着一个质量和效益的原则，政府逐渐以立法形式来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力图借助准市场化的手段使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完成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英国继续以立法形式确定高等教育的改革内容，如1992年颁布《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法》，进一步肯定了教育公平原则。到20世纪末，英国不仅完成了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而且高等教育从数量、规模的外延式发展转变成追求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发展。
二、英国国家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英国跻身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列，其高等教育理念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引领作用。在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是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英国高等教育不断改革与完善的集中反映。
（一） 自由教育理念
诞生于中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一开始就为培养国家的绅士阶层、牧师等各种神职人员和各种层次的教师服务，传授普遍知识是其区别于其他机构的主要特征，教学内容主要是古典学科和经院哲学。牛桥坚持古典主义自由教育传统，注重通过自由教育来发展人的道德和心智。大学教育的目的与任何谋生的职业无关，其深刻的意义只在于培养有别于他人的文化标记，使心灵得以自由的人文品质。[1] 正如英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所说，它主要是“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就大学毕业生而言，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学识更重要。”[2] 19世纪，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其著作《大学的理想》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他从自由教育的观点出发，认为大学传授的知识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大学不仅要传承知识，更重要的目标在于发展人的理智，因此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进行狭隘的专业教育，而是提供整全知识的自由教育以培养具有高尚德行和理性的有教养的绅士。20世纪以前，传统的英国大学崇尚自由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很多律师、牧师、绅士、医生及国家行政管理人才，自由教育在英国高等教育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战结束以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调整了培养目标，但并没有丢掉中世纪的大学传统。牛桥在保持培养政界领袖人才传统的同时注重培养新型学者。时至今日，牛桥已培养了众多政界领袖、学界泰斗、工商界及科学界精英，令其他高校难以望其项背。牛桥人才培养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院制，即大学与学院分工协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创办初期就形成了学院为主、大学为辅的管理体制。学院主要负责教学，大学主要负责授予学位。学院制为大学提供了稳固发展的制度环境，今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仍然维持着这种职能分工。二是导师制，即实现课堂教学与个别教学的结合。导师制是牛津大学本科教育始终保持优质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牛津大学长期坚守的教学传统。
（二） 科学教育理念
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大批技艺娴熟的工人和技术员，伦敦大学及城市学院应运而生。伦敦大学摆脱了宗教的束缚，针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设置广泛的课程，主要传授现代学术和自然科学。赫伯特?斯宾塞、托马斯?赫胥黎就是这一时期倡导科学教育的代表。斯宾塞在其著作《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的第一章中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他认为“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学习科学是所有活动的最好准备。”赫胥黎同样敏锐地看到了科学知识在工业社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此也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他认为，“能够最好地利用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是表现出卓越才能的人。”[3]“对于人类心智的充分训练而言，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4]“科学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使心智直接与事实接触，并且以最完善的归纳方法来训练心智。”[5] 他曾参与英国政府部门制定有关科学和教育的政策及法案等活动，为英国科学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积极奔走。他的终身职位是皇家矿业学院的教授和名誉院长。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英国于1881年组建了科学师范学院，此院后发展为皇家科学院，并以此院为中心建立了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学院。
19世纪后期，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来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如1889年颁布的《技术教育法》是英国技术教育领域最早的一项法令；1890年颁布《地方税收法》，通过增收税收来发展技术教育。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增设了新的自然科学教授职位，设立了自然科学实验室，标志高等科技教育正式登入了牛桥的殿堂。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使英国认识到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参战国的科技实力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1944年的《珀西报告》着眼于建立一个以大学为核心的完整的技术专业教育体系，培养足够的能将科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实际的科技人才。同年颁布的教育法更是从法律上明确了高等科技教育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教育，强调科学教育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多地关注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教育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科学课程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课题。[6]
（三）服务社会理念
19世纪兴起的城市学院如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利兹约克郡学院，大都坐落在人口稠密的工业城市，课程都偏重工业和科学领域。“这些新型的大学学院从最初起就有一个优先的目标，即发展那些被认为能够给当地工业直接带来益处的学科。”[7] 20世纪初的红墙大学在与地方经济的互动中，确立了立足地方、服务全国的办学方向。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办学方向上也开始考虑工业界的需要。二战后，《珀西报告》及《巴洛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1963年《罗宾斯报告》指出，“加强大学与政府机构及产业界的合作，在大学、国立研究机构和产业界之间进行人员交流。”[8] 1968年剑桥大学发表的《莫特报告》指出：“必须加强教学与科学的联系，同时也必须大力将研究成果用于工业、医药和农业。”1971年，三一学院在剑桥市政府的帮助下，创办了英国第一个科学园——剑桥科学园。科学园的建立是英国高等教育与企业结合，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重大进展。之后越来越多的拥有先进技术的高科技公司设立在剑桥大学和剑桥市镇内外，极大地促进了剑桥地区的经济发展，最后发展成为欧洲最为成功的高技术企业集聚区。1985年高等教育绿皮书指出，“高等院校首先要端正对工商业的态度，谨防轻商的势利观念。其次是重视发展高等院校与工商业的联系，同时加强与地方企业和社区的联系。”[9] 1997年《迪尔英报告》指出，“为了能及时反映地方工商业的需要，高等学校应竞标地方的基金项目；高等学校要想方设法使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能够得到本地区高等学校服务的信息。”[10]1998年《我们竞争的未来：建设知识经济》白皮书提出设立高等教育延伸基金，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产学合作。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相继发布一系列政策法令来强化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职能，并明确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加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通过转让专利、创办科学园、合作研究项目等多种形式为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服务。正如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使命那样，“通过追求国际最高水平的、优秀的教育、知识和研究，为社会做出贡献”；“通过大学的研究成果和毕业生的技能，使世界、国家和地方社会富饶起来。”
（四）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理念
大学自治是大学作为学术组织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依据其法人地位及因此所相应享有的自治权，对大学各方面事务进行的自我控制和管理，是大学本质的固有特征和大学对于政府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品质。学术自由是指高校教师或学者个体的自由，是教师或学者（包括学生）的教学、研究和学习自由。[11]19世纪以前是英国大学自治的黄金时代。1919年成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是政府与大学关系发生转变的一个转折点。不过大学在接收政府拨款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自治的权利。政府与大学之间“维持着一个君子协定，这个协定基于这样一种互信，即自治的大学拥有自己的标准，能够保证获得国家维持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关键制度和文化所需的先进的知识和教育”。[12] 1988年《教育改革法》宣布了依据教育质量资助经费的政策。进入90年代，尽管大学有75%甚至90%的基建资金都是由政府资助的，但政府还是不能直接控制大学的内部事务，大学也从未接受过政府插手其内部事务。学术自由与英国的社会文化有着紧密关联。自由主义作为英国文化的核心产物，是庇佑大学进行自由学术探究的牢固屏障，是英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文化动力。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也正是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理念的引领下，依靠大学内部深厚的文化力量来获得保障，最终进入了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列。时至今日，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理念仍然影响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成为两所大学理念中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泰德?塔玻等学者指出：“牛桥信念体系中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信念是，大学是自我管理的学者社团。”[13]
（五）追求卓越理念
英国在走向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其追求卓越的高等教育质量理念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引领作用。《罗宾斯报告》发表后，英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迅速扩充期，但随即带来了教育质量的下滑。1987年政府白皮书的第三章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为了提高质量，必须改进课程内容与设置，并改进课程审批程序；通过对教师的培训、充实与考核等措施改善教学；有选择地增加着眼于商业开发前景的科研项目。[14] 1988年《教育改革法》确定了依据教育质量资助经费的政策。1990年大学校长员会设立学术监控部对大学质量保障制度的运行情况实施监控。1991年高等教育白皮书再次强调了高等教育质量：加强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学校内部要健全质量控制机制，外部要建立单一的质量审核组织，成员应由企业界、专业人士、学术界和拨款基金会代表组成，由其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评估。[15] 1997年，英国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简称QAA），同年发表的《迪尔英报告》明确指出要强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的功能。1999年QAA已建立了一套由学位资格框架、学科基准、课程规格和实施指南四部分组成的学术基本规范。2000年，QAA出版《学术审核及运行手册》，标志英国高等教育保障新框架的正式确立。
纵观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变迁，可见英国高等教育致力于不断追求卓越。“正是因为英国高等教育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机会，才能从全世界各地吸引大量的学生前来就读。大学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这个名符其实的声誉，并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16] 2000年牛津大学将自己的使命表述为：在教学和科研的每一个领域都达到和保持卓越；保持和发展作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地位。
三、经验与启示
（一）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在于教育理念的更新
更新陈旧的、传统的教育理念，是走向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英国高等教育理念在变迁的过程中遭受到了各种挫折，但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为英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基础，为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英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疾奔，亦无停顿，短期看进展甚小，长期看成就巨大”。而且，新理念的出现并不是对原有理念的摒弃，更不是对传统的完全否定，而是在对符合现代高等教育精神的传统继承的基础上实行的变革与创新。
（二）高等教育理念的落实在于法律与政策的保证
英国通过国家立法为其高等教育理念的落实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和法律保证。二战后，政府通过立法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特点日趋明显。1944年的教育法提出对接受高等教育和高级继续教育课程的学生提供学费和维持资金；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规定非大学部分的学院合并，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从地方当局手中解放；1992年的《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法》宣布建立新的基金委员会，并建立质量评估委员会评估高等教育的质量。此外，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文本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高等教育强国的保障在于教育质量的提高
英国跻身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与其强烈的高等教育质量意识和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密不可分。1964年英国成立第一个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标志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1988年《教育改革法》宣布依据教育质量资助经费的政策；1997年成立QAA，全面负责英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事宜；2002年QAA颁布新的质量保障法；2003年QAA发布《英联邦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指南》，并采用新的评估方法——院校审查。总之，现今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具有高度法制化的特点，使其高等教育质量不断得到提高，最终保障了英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地位。
（五）高等教育强国的成功在于传承与创新的融合
英国高等教育重视传统、适应变革、富于创新的特点，使其能够在长时间里保持良好的竞争优势，最终走在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前列。英国高等教育既注重对高深学问的探索，也积极将高深学问转为社会服务。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学院制与导师制，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及治理模式等，均彰显了英国高等教育继承传统与适应变革的特点。总之，英国高等教育在变革过程中做到了坚持传统与变革创新相融合，正是因为这种有机结合，最终使英国走上了高等教育强国之路。
责任编辑：王占军
[1] [8] [9] [10] [14] [15] 贺国庆. 外国高等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88,444,453,459,454,456.
[2] (英)埃里克.阿什比.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 滕大春等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3] (英)托马斯.赫胥黎. 科学与教育[M]. 单中慧等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87.
[4] 殷企平. 英国高等科技教育[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40.
[5] 章泰金. 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31.
[6] 丁邦平. 国际科学教育导论[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329.
[7] 殷企平. 英国高等科技教育[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25.
[11] 陈文干.“大学自治”内涵新探[J]. 江苏高教,2006,(5):4.
[12] 孙贵聪. 西方高等教育管理中和管理主义述评[J]. 比较教育研究,2003,(10):68.
[13] 刘宝存. 牛津大学办学理念探析[J]. 比较教育研究,2004,(2):16.
[16] 邓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D].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