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进入新世纪，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又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从“李约瑟之谜”到“钱学森之问”，其实质都指向一个问题：创新人才成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根据一些大师的经验总结，以下几点应得到我们的重视。

　　安静与相对自由

　　安静与相对自由是科研人员梦寐以求的环境。居里夫人在《我的信念》中说：“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我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干扰和盛名的渲染。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其实，这也是我们许多科学家所希望的，前些年就有专家发出“与民休息三年，三年不评估，三年没有会”的呼声。治大国若烹小鲜，出大家也如此，少折腾。

　　时间是科学家最宝贵的东西。科学家喜欢并有能力长时间艰苦工作，他们常常没有时间顾及家庭生活，也没有时间消遣娱乐。据统计，美国杰出科学家，一般每周工作上百个小时，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献身于工作。我们的制度，不应设计成光是监督科学家工作的制度，而应设计成节省他们时间的制度，帮他们解决科研以外的困难，让他们全身心地工作。邓小平就强调，要保证至少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这应作为一个考核指标，不要随意占用专家时间。

　　鼓励冒尖和宽容失败

　　中国传统文化奉行循规蹈矩、中庸保守的价值观，这是很多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准则。这种价值观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不鼓励、不提倡公开争论，有不同意见也只是点到为止。学术讨论、项目评审，也绝少尖锐激烈的争辩，而多是回避矛盾、一团和气。许多科研人员都愿意沿袭别人开创的领域，走一条稳妥、安全的道路，不敢为天下先，不敢出头。在人才成长过程中，这种价值观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创新思维，压抑了个人的灵感和好奇心。

　　宽容失败是伟大民族的优秀品格。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事业，无法保证每项研究都能成功，都有重大发现。一个科学家可能经受成百上千次的失败，还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创新需要勇气，甚至需要有点“造反”精神。真正的革新家有时是很孤立的，是一个“孤独者”。失败是科学的常态。但在我国目前的科技领域，对待失败往往不够宽容，所有的研究都要求必须成功，这显然是违反科学规律的，是一种不鼓励创新的环境。

　　团队合作精神

　　每个人都希望唱主角，这是今天许多科研队伍的现实情况。一个优秀的科研团队，不仅应该有具备深厚学术造诣、扎实理论基础和前瞻性战略眼光的学术带头人，有知识结构、年龄、学科结构合理的核心研究人员，还需要有专业性较强的从事数据处理、联络等基础工作的科研辅助人员。但在我国目前的很多科研团队中，大量缺少辅助人员，科研团队在开展深入合作方面效果较差，每个人都希望唱主角，缺乏合作的结果导致较少出现大的创新和成就。

　　法国数学家彭加勒说，科学是一项集体事业。正像一座不朽的丰碑，建成需要数世纪，每个人必须携带一块石料。科学需要必要的合作，需要我们同心协力。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促进团队合作的制度和文化，使每个人在团队中都感觉到很重要，但又各司其职、各美其美，而不是人人都想唱主角的局面。

　　良好的科研管理制度

　　当前，我国对科研人员还存在过度管理的问题。比如，科研评估和检查项目繁多，内容繁杂，填写大量表格，不仅使被检查者疲于应付，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使工作陷入不科学的评估指标，偏离正常轨道，甚至还会败坏学术风气。

　　科学的人才管理应高瞻远瞩，化繁为简，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能够通过简单程序给人才提供方便的就绝不要复杂。比如一些必要的科研经费支持，就不应让科研人员大费周折地层层申请。最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出台两项政策：一是如果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态度、实践精神和技术路线，表明他是有培养前途的，就给他40万元，现在又增加200万元。对他不提过多要求，不提什么SCI文章的指标。二是优秀创新群体的培育机制，只要一个单位有2个杰出青年的获得者，有一个重点实验室支撑，有明确的科研方向，头3年给500万元，中间3年给300万元，最后3年给300万元，不提要求，鼓励探索。这样的改革，有利于鼓励科研人员潜心研究。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