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在进步，读书人依靠别人养活的观念越来越被主流所摒弃。

　　日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名45岁博士后王某成“老赖”的消息，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据报道，2008年王某博士后期满却不肯出站，长期窝在学校提供的居所里，既不找工作，也拿不出有分量的科研成果，每月靠母亲提供的2000多元生活费过活。最近，学校将其告上法庭，要求腾退宿舍，不日，法院将对其强制执行。

　　据王某说，其导师曾承诺过让他留在南航，因此一直等到现在。他也曾对父母讲，搞科研就得甘受清贫，因此花母亲的钱也理所当然。对此，有人“高屋建瓴”地认为，这不是王某偏激、没能力、年龄大，也不是学校狠、社会不重视知识分子，而是近年来研究生扩招和高校人事制度突变，部分读书人“遭遇不幸”。

　　其实，既不用说得那么高，也不用说得那么大，扩招和高校人事制度确实有过巨大变化，但像王某这样成“老赖”的并不多见。遇到问题，该个人承担的责任就归个人，该社会承担的再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最怕的是搅混水，弄到后来原因没找准，却生生把人给拖“死”了。

　　人生的际遇，一是与其人肚子里到底有没有才有关，二是与其才能能否遇到合适的机会有关，二者缺一不可。今日“老赖博士后”之所以还会引起公众围观，问题不出在王某，而出在围观的公众，出在他们内心深处对学历的盲目膜拜。同样赖在学校不走的一个本科生或研究生，其新闻价值就比博士后低去不少，因为博士后与无所着落的“老赖”反差更大。何为反差？不就是知识多少与处境好坏不成比例吗？为什么掌握知识与人生处境就必须成正比呢？读书是个人自己的事，而过得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却需要别人“购买”，两者怎会呈正相关？这就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了。

　　科举制下，一个人只要努力读书，“头悬梁，锥刺股”，考取了功名，就可以享受一定待遇，从乡试、会试到殿试，一级功名就对应一级待遇，而不用管考取功名的人实际能干什么、干出了什么。这种“凭知识”而不是“凭利用知识干出实事”就能获得优待的情形，延续了千百年。改革开放之前，中专毕业生及以上也还天然就是国家干部。如此“多读了书就该多拿钱，不会干活也该多拿钱”的观念根深蒂固，这才有中国人动辄抱怨“读书无用”——不能多拿钱，读书还有什么用？前些年“北大毕业生卖猪肉”轰动一时，背后不就是这样的逻辑？

　　市场经济体制下，王某不可能凭着博士后身份无所作为就安享优厚待遇，但在内心深处，他可能仍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不少国人包括某些自认为很有思想的读书人也认为，让一个博士后堕落为“老赖”，必定是社会的不是，首先就是“体制”或政策的不是。两种思路貌似各异，其实逻辑是一样的：读书人天然就得有人养，要么国家或社会，要么学校或家人，就不该他自食其力。

　　观念的力量有时很强大，有时却不怎么的。社会在进步，读书人依靠别人养活的观念越来越被主流所摒弃。现在，因为赖在学校房子里不走，法院已经找上门来，再往后，如若不对老母亲尽赡养义务，保不定法院还会找上门来。因此，无论作为公民还是人子，王某都得尽快放下博士后的架子，能干什么干什么，自己先养活自己，然后抓紧时间略尽孝心，不要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千古遗憾。（顾骏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