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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优在《天下无贼》中有一句经典台词：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话虽然有点搞笑，却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二十一世纪国家盛衰和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关键是人才。在内涵上，这个人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才是掌握了专业理论和技术的人，而“乔布斯现象”和“钱学森之问”所隐含的人才概念是狭义的，即具有创新思想的人，属拔尖创新人才。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当下中国最难过的一个“坎”。只有当某一支点（可以是理论体系、实践能力或制度等）受到彻底破坏时，这种人才的出现才可能成为必然。我们仍需要一个漫长的努力和等待过程。
特质形成
随着社会多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开放性和包容性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旋律，特质概念自然就受到了追捧。如政治家特质、商界精英特质、学术大师特质、艺术家特质等，这些业界的拔尖创新人才在起跑线上是否具有特质呢？ 是哪些“基因”使其具有特制？
其实，特质从来都不复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特征差异，一种特质对应一种心理特征。稳定的心理特征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生物基因遗传和变异外，还有文化基因的遗传和变异，因此我们通常称特质是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
从生物基因视角看，现有心理学研究发现，1岁和青春期是认知发生重要变化的转折点，因此也是特质发现和培养的黄金期。儿童心理学认为，不满一岁的孩童通常认为，倘若他喜欢“金鱼”饼干，爸爸妈妈就一定也喜欢“金鱼”饼干。当他认识到爸爸妈妈不一定也喜欢“金鱼”饼干时，人的认知能力就发生了重大转折，心理学家后来将其称为“他心（Otherminds）”，即差异性发现和个体性的自我确认。这个时期，我们提供的“乳汁”应该是个性化的，是为孩子量身定制的，以满足孩子所有的成长需求。生物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没有两位母亲的乳汁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发生心理学认为，青春期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敏感性、叛逆倾向和另类选择，因此特别需要别人的干预、帮助和鼓励，包括思维训练、沟通能力、道德鉴别力和制度情景与文化情景的认知能力等。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也比较容易受到伤害，一旦伤害发生，这可能成为一种阴影而影响一生的事业发展。
从文化基因视角看，假如你长期生活在以下城市，你的特质肯定会烙上深刻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因为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特有的气质。如耶路撒冷（宗教）、新加坡（国家建设）、中国香港（物质主义）、牛津（学习）、柏林（宽容与狭隘）、巴黎（浪漫）与纽约（野心）。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作为一个群体，拔尖创新人才差异性既体现在生物基因上，也体现在文化基因上，还可能包括非凡的成长经历等，这些都可能使得他的个性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分析还表明，特质发现和培养是婴幼儿教育和初等教育问题，真正到了高等教育后，发现和培养主要议题是增量创新和能力提升的问题了，专业老师的功是创造力培养而非想象力培养。因此说，启蒙教育和启蒙老师必须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领域的重要关注点。康德在1784年描述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按照康德的理解，脱离不成熟状态需要启蒙。
特质揭示
我们从一个普通职业人进行逻辑演绎。（1）职业人对客体、环境和情景的认知基本上都有个性化倾向（也可以说一个视角）。个性化倾向的理论表达式是：视野，即他们愿意观察和倾听的方向性问题；选择性偏好，即他们实际上看到和听到了什么；认知性偏好，即他们赋予所听所见的现象或情景什么含义。
可见视野是逻辑起点，决定了后续的选择和认知偏好，基于这个逻辑，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表达式应该是：
好奇心和敏感性更强，视野更高开阔。好奇心和敏感性与创造力之间存在强关联性，好奇心是引导人们向前走的永恒火焰。人类对宇宙的好奇心是航天事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推动了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正如“阿波罗”登月飞船的零部件是多个企业共同合作完成的，没有任何一个零部件是“原创”的，但作为一个解决方案，它本身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一样。狼就是一种有极强好奇心的动物，它们对周围的环境总是充满兴趣，不断体验，总能够发现食物、躲避危险、顽强地生存下来。
（2）选择和取舍更具个性。拔尖创新人才个性张扬、追求完美，不讲中庸，很少妥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别人要求也很严格。普遍看，新生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个性更强，更加认同自己的选择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这是现代多元社会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
（3）认知与释义天然具有“分裂的自我意识”特征。这种分裂的自我意识是对“现有存在”的批判，在道义上既表现出了进步倾向，也表现出了破坏倾向，但最大的公益是驱动新精神的产生与传播。
总之，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去发现，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如果能够建立和健全发现机制，就会使发现成为必然。当然，发现和培养是一对矛盾，往往很难协调。拔尖人才发现后，需要进行特殊培养。
规律探寻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肯定不能以功利为导向，更不能简单地做投入－产出分析，因此也具有风险性。从理性的投资人角度看，在投资工程师培养和音乐家培养中进行选择，你更倾向于哪一个？肯定是前者。前者是确定的，是可计量的，是可以规模化运营的；后者是个性化的且很难计量。
首先，从拔尖人才自身的角度看，做学问，从事创新性工作，肯定功利色彩不能太强，因为必须耐得寂寞，要有“逆流”而上的精神，能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所以，往往是对学问真心感兴趣的，才会做学问，且一直做下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有点公共精神和宽容精神，要去功利化，不能在确定不会被欺骗时才去信任，在知道有所回报时才去投入。
第二，导师或高人指点。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属高度隐蔽信息，是象牙塔里的事情，仅仅被一个小圈子所认知，出了这个圈子，明白人就稀少了，真的学者，成名于学海，藏名于学海，就象夜空里的星辰，静静的只有行家知道他们的能量和热度。中性地看，这和“排斥、惧才、拒才”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创新能力评价天然具有“不易治理”的属性。在这种情景下，导师或高人指点最为关键。美国纽约萨拉纳克湖畔E.L.特鲁多医生(E. L. Trudeau)的墓志铭上对医道的定义为：“有时去治愈，常常去解痛，总是去抚慰”。显然这是一个好医生的标准。医术仅仅是好医生的一个方面，好医生还要能够解除痛苦和抚慰精神，是病人的精神依托。事实上，这个标准应该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行为准则，“治愈”是科学理性，而解疼和抚慰是人文关怀。
第三，在培养模式选择上，应该是农业生产模式还是工业生产模式？农民种粮是以尊重植物生长规律为前提的，在不同时节和作物成长不同阶段进行必要干预和协助，例如施肥、浇水、打药、除草等。工业生产模式是有明确的市场目标和设计图纸，经过锻造、铸造、抛光、打磨、组装等程序，最终产出理想的和能够卖出去的产品。答案很清晰。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更复杂，更需要农民式的关照和干预。
第四，在培养体系和内容设计上，应该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中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社会实践、职业发展等彼此脱节。中小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和努力方向在于适应中考和高考，大学教育也主要在于应付各种均衡课程的考试，以便拿到足以毕业的学分，与实际需要和社会实践严重脱节。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被遏制了，创新基因被异化了。例如，一个小学生要看老师和家长指定的课外读物，因为这样有助于提高作文的成绩，兴趣还会幸存吗？再看看我们一些高考作文题，“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2010年北京）、绿色生活（2010年江苏）、踮起脚尖（2009年湖南）、不要轻易说“不”（2008年广东）、带着感动出发（2008年安徽）等等，这些题目都有“故意引导高尚”之嫌疑，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和价值判断都被约定俗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标准化体系，少数人命题并掌握标准答案，教师学生围绕这个标准答案做猜谜、猜测和试错，培养的不是探索精神，不是证实和证伪，更像是猜谜和拼图。
在培养体系和内容设计上要特别关注“批判性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训练。一位哈佛商学院MBA学生在作业中提出了创办营利性快递服务公司，他希望教授能够帮助自己找寻融资的解决方案，结果这份作业只得了一个D分。教授认为，不可能存在比政府补贴的美国邮政局更有效率或更便宜的邮递业务。这位学生后来成功创办了联邦快递公司(FEX)。在西方大学教育体系中，批判性思维训练一直是培养目标的着力点，值得借鉴。比如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课程改革中评价很高的新课“批判性与分析性思维”(Critical and Analytical Thinking)，MIT斯隆管理学院的课程“文献，伦理与权威”(Literature，Ethics and Authority)等。
环境建设
标准化人才的生存和适应能力一般比较强，对环境没有太苛刻的要求，而拔尖创新人才就大为不同。他们天生富有个性，甚至有些偏执，对人也可能过于尖刻，容易受伤，其职业发展过程多是脆弱和危险的，属易碎品。营造发现、培养、使用人才的环境是上上之策，需要基于远见和谋略，努力建立长效机制。
1、鼓励探索，容忍失败
20世纪90年代初期，柳传志为留住具有创新能力的一代年轻人，最早引进了具有股权性质的分红权制度，结果在中科院体系内引发了争议。他的上司很开明，默认了这种制度创新，并给予他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为联想集团的健康发展和中国一代企业家的发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美国3M公司(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Company)因其卓越的创新能力而著称，据粗略统计，世界上有50%的人每天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其产品——报事贴、百洁布、透明胶带等，在108 年的公司历史中，它开发了六万多种产品。其实践逻辑是两种基本行为导向，即(1)15％的承诺，即如果一个职员的某个设想在公司的各个部门都找不到归宿，那么他可以利用15％的工作时间来证明他的设想是成立的；(2)容忍创新失败，即鼓励研究人员进行更多的试验和冒险。
2、评价很重要
拔尖创新人发现、培养、使用和评价是一个过程连续体的四个环节，作为最后一个环节，评价是很重要的的。评价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简单区分是两类：既可以通过经济利益绝对值或相对值来衡量，也可以采用等级认证等专业与社会认可来衡量。
经济评价。例如一个生物学博士研制开发了一种新药，他可以首先申请专利，接下来做临床试验，如果试验成功，他可以利用专利保护的12年，推出第一代和第二代产品等，并实现规模经营。技术壁垒和规模经济壁垒可以确保这项原创性发明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此谓“给创新之火需要添加经济效益之油”。再例如，中国院士遴选就和经济待遇紧密挂钩，对科学原创能力的提升和拉动效果明显。1991年当选院士，国家每月提供200多元补贴，后来待遇就渐渐好了起来，还与行政级别挂上了钩。物极必反。这些利益还远远不是全部。如今，院士被塑造成了科学权威，成了公众人物，这对科学研究产生了不利影响，对年轻人成长也极为不利。院士遴选制度问题不是孤立的，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规则不甚明确、名重于实、人们的心态比较浮躁有关。
专业和社会评价，这是现代社会进步一个显著性标志。在中国情景下，许多专业性评价更复杂，走到今天已经变形了。例如，中国的科研项目申报和评审过程中，有很多潜规则，大家常常要去揣测领导和专家意图，而不是完全根据科学规律准备和申请。越是小的项目就有越多的民主，而大的项目则常常不透明。科学良知和学术纯正需要社会和群体再发现。究竟是功利所致还是道德缺失，我们尝试性提出一点看法，供大家反思和检讨。
第一，中国社会曾长期处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禁锢之下,官本位及排座次的思想仍然在各领域存在,包括学术领域。由于学术权和行政权是交织在一起的，相当一部分学问人的学术目标是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或者取得必要的行政权力，由此引发了形形色色的行政干预学术和“逆淘汰”现象及学术腐败等，使得学术能力评价“不易治理状态”更糟糕。例如，饶毅和施一公两位大科学家在2011年院士遴选过程中被淘汰了。
第二，中国的各种评选和评优往往需要在学术水准和道德水准之间进行动态取舍，不够纯粹。当然，先进是人选出来的，不可能有绝对的纯粹。什么是纯粹，假如你对艺术感兴趣，出发点应该是欣赏和鉴赏，而不是占有。例如中国的金鸡奖和百花奖运作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国际影响力，症结在于不纯粹，太功利。中国评选评优都制定了明确的学术标准和规范程序，投票也采用无记名形式，这种制度已经相对合理了。而投票时，候选人的学术水准只要达标就可以了，而其道德水准、人品及处事做事方式往往是主要考虑因素。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是软环境，也是制度问题。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随着社会逐渐成熟,到我们下一代也许会好一点,他们比我们聪明,会想出好办法来,毕竟不真实的东西总不会长久。
制度创新：大学教育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与社会认同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但是在教育领域观点似乎又很一致，即不管保守还是激进人士都认为，中国教育和中国大学与西方相比，处于一个事事不如人的境地。
客观地看，2010年，中国人均GDP国际排名是95位，而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国际排名是65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教育超前发展水平。更严格地说，中国大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探索性地培养了一大批的科技和管理人才，使得“中国故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能够写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对于中国大学现状，中国人自己看自己，比较容易看到负面和消极的地方；而局外人(或者说西方人)可能看到它正面和积极的地方。正所谓“我们有时只顾自己往前走，需要借助于别人眼睛才能够发现自己走的很远。”其实，这里也有微观和宏观层面之分。我们自己比较擅长从微观层面切入，很容易发现近乎荒谬的实例和案例，但微观荒谬并不能得出宏观荒谬、微观真实并也不能得出宏观真实的简单结论。常常是微观真实而宏观荒谬。
从体制和机制上说，中美两国教育质量孰是孰非是存在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教育始终强调规范性(Discipline)和一元性，而美国偏好创新性(Innovation)和多元性。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习，借鉴其教育体系中的创新性和多元性的理念和模式，这有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和评价。
研究生培养体制需要改革
中国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一个弊端就是人为地把硕士和博士教育分开，结果是绝大多数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学习目标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便于找到工作。然而现有的硕士教育体制却偏偏以学术为重，而非侧重职业训练。结果呢，政府和大学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可是学生学习没有动力，老师教学也没有动力。
我建议，改革的第一步就是严格区分专业硕士（如MBA、翻译硕士等）和科学硕士，并且把后者尽量与博士教育挂钩，尽早实现硕博连读。换句话说，中国应该走“2或6”的模式，即专业硕士两年，硕博连读六年。这样一来，为了找工作而读硕士的人就会被分流到专业硕士，而申请学术硕士项目的人大多都是对学术感兴趣、有意在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与此同时，加大对硕博连读项目的资金投入，以建立真正有吸引力的奖学金制度。
改革的第二步就是招生改革。如果实施硕博连读，那么博士生考试就可以取消，代之以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类似国外的研究生申请制。
改革的第三步涉及到导师制。现有的博士生导师制绝对是中国特色。以导师为核心的招生和培养制度不仅滋长了学术腐败，也限制了学术创新。每年博士招生考试之前，有多少人在想方设法与导师建立“联系”？在学习的时候，又有多少学生敢挑战导师的学术权威？虽然国内已有大学取消了博导制，规定只要是副教授就可以带博士，然而这样“敢为天下先”的学校终归还只是凤毛麟角。取消博导制，并代之以各个院系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同时建立团队授课、博士资格考试、团队论文指导等机制，将大大减少学术腐败，同时拓宽学生的学术眼界并提高论文质量。
改革的第四步就是废除研究生期间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据笔者所知，发达国家很少有学校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如果有能力发表文章当然更好，因为这会增加你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一旦成了硬性规定，就会造成为了满足毕业要求而粗制滥造，并且衍生出学术刊物要出钱买版面等等现象。
科研评价机制需要创新
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创新性科研的发展，并且导致各种腐败。科研已经成了高校里面除了后勤之外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
首先，现有的量化管理只会导致滥竽充数，而不是创新研究。国内各个高校在职称评审的时候，每个岗位每年（或者一个评审周期）要完成多少篇论文，并且在特定类期刊（SCI,SSCI, CSSCI等等）上必须发表多少篇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当然，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些规则有一定的道理。量化评审的标准易于把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职称评审中的腐败。然而，这样做的最大恶果就是让很多教师不能潜心从事自己的研究，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发表文章和著作。于是就有了核心期刊的增刊，有了各种收钱发文章的“核心”期刊，有了各种出版资助。
职称评审的另外一个要求就是项目，并且项目还分成各种等次，从最高的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基金到各种省部级项目，最后是横向合作项目。没有申请到一定级别的项目，或者是该项目没有结项，那么职称评审的时候“后果就很严重了”。通过项目提高科研本身无可厚非，有了项目，就可以有资金购买设备、招收博士生或者雇佣研究助理。然而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出成果，要么是科技成果，要么是学术文章。如果没有项目也能做出成果，那当然皆大欢喜。这并非“痴人说梦”，因为很多人文社科类研究不需要大的投入，研究者本人完全可以承担相关成本。然而一旦成为硬性要求，很多人就不得不成天通过各种渠道“跑”项目，包括请客送礼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项目的最终成果让资助单位也羞于启齿，为什么科研管理成了高校腐败的重灾区之一的原因。
科研管理改革，首先是废除对项目（尤其是人文社科类专业）的要求，改为在同等条件下，有项目的优先晋升，这样既鼓励大家申请项目，同时又减少了各种“豆腐渣”项目。其次是废除量化评审模式，代之以严格的校外专家（甚至国外专家）盲审和内部专家小组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美国很少有高校像中国这样施行职称评审上的“科学管理”，但是这并没有造成美国教授的整体水平低下。因为在美国高校里，如果让学术上平庸的人步步高升，长远来看会毁掉一个院系或者学校的声誉，从而造成生源减少、生源质量差、同行评价低等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高校的终身职位如此难拿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术上最忌讳的就是“大跃进”。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晋升，不在于他的成果有多少，而在于成果的质量和影响。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就写一本书或几篇文章，但是这可能就足以确立他的学术泰斗地位。中国学者发表的科研论文总数已经世界第一了，但是，我们敢说，我们的科技创新也是世界第一吗？
科研管理改革还需要废除当前一些限制师资发展的规定。比如，在很多外语院校，教师必须在外国语（包括文学和语言学）类期刊上发表文章才能算科研成果。全国普通高校外语类教师共有122646人，而这方面的期刊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100种。就算每本期刊一年发表200篇文章（这个数字肯定是高估了），一年也才2万篇文章。如果每个老师一年发一篇文章的话，也要五年才能发完。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放宽要求，鼓励外语院校的老师在相关专业的期刊上发文章。外语老师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历史等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鼓励他们中的一些成为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既缓解了师资过于集中的局面，同时又促进了另外一个学科的发展。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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