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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激辩教改方案

2010-03-28

3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第二阶段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各界对这个征求意见文本的热议,不乏透彻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

育人为本”能否真正到位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一些关系教育发展的关键点上,《纲要》还存在理念不清、概念模糊、改革路径不明等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在第二阶段征求意见中增进共识。其中《纲要》在“总体战略”部分提出的工作方针“育人为本”能否真正到位,就引发了相当多的点评。

“人的发展和自由是教育的目的,而不应该只是把被教育者当作开发人力资源的工具、手段来培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认为,关于教育指导思想的表述,除了要体现党的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体现以人为本这个教育的基本目的。为人的生活做准备,使人能为社会所用,这个原则属于教育的共性,应该在《纲要》中有所表达。

就《纲要》“体制改革”部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一章中没有对考生报考改革加以论述的问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我们不光要落实大学招生自主权,还要落实考生自由选择权,让学校有选择、考生没选择的高考制度是不完善的。中国人可以获得发达国家好几个录取通知书,这种事情考中国的高校却不会有,因为受制于我们的体制。我们高考制度的残酷性在于把考生推上独木桥,让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要他学会调适好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文本有必要补上‘考生报考改革’的内容。”

“春天来了,孩子们又要面对一个尴尬的春天,因为几乎所有中小学校都不敢组织户外踏青活动。”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云晓,对我国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被压缩到如此空前的低水平深感忧虑。他说,“这个现象在世界各国教育界看来都是很荒唐的,它无非涉及有没有财政专款给学生上保险、有没有法规提供安全训练的保障两个问题。我在10年前就提出过这类建议,却至今没有在《纲要》中体现出来。”

“2009年,全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学率只有50.9%,农村还要低很多,这个问题在学界已经讨论了一年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峡认为,如今“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出现在《纲要》“发展任务”部分的第三章中,不能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口号,更重要的是要有解决的路径。比如布局问题,现在农村基本上还是以镇中心为主,按照这样的模式建造幼儿园,居住在村里的幼儿要么选择放弃,要么选择寄宿。可见,这种布局模式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孩子的利益。

“我建议把《纲要》中对学前教育的‘政府主导’改为‘政府为主’。”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说,2003年开始实行的“政府办园为骨干,社会力量办园为主体”的办学体制,也是源自“政府主导”的政策,结果很快导致了全国城乡幼儿“入园难”。如果仍然停留在“政府主导”,由于受以前政策惯性的影响,多年来形成的这种对学前教育规模的扩大基本不规划,甚至对新聘的教师基本不投入的局面就很难改变。

不该缺失的基本原则

《纲要》对一些核心问题缺乏明确的表述,文字上“繁简失当”被一些人认为是一大缺憾。比如在“保障措施”部分“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一章中提出“成立国家教育改革领导小组”,作为一个全新的组织保障机构,这个领导小组究竟设在教育部还是国务院?其功能是“审批”改革,还是破除改革中的阻力?是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还是政府向学校放权?政府在放权给学校后,以怎样的方式管理学校?这些疑问都有待回答。

“《纲要》在‘保障措施’部分提到要‘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却没有明确一个重要的教育资源配置原则。”贾西津认为,到2012年达到GDP的4%,不论比国家财力的增长水平还是国际比例的平均水平,都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除了总体数字,还有必要规定教育投入的分配原则,比如多少投在教育最基本的普及上,多少投在最高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纲要》提出一些发展指标的同时,必须有相应的预算指标,比如到2012年财政投入占“4%”,这个总额是多少、如何分配?分配到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也要有预算。《纲要》不写清楚这些问题,最后很容易给各行其是的执行者钻空子。

“《纲要》在‘体制改革’部分有关‘民办教育’的两节中,体现民办教育平等地位还是非常不够的。”贾西津说,比如规定对民办教育如何依法管理,似乎是与管理公办教育完全不同的套路,什么设立董事会、推进监理制度之类,这些特殊的规定,恰恰反映出对民办教育的一种歧视。落实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平等,本应在学校的地位、办学体制、师资流动性这些方面都一视同仁。然而《纲要》却在“义务教育师资流动包不包括民办学校师资”这一政策关节点上没有明确。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作为二十多年追踪研究高考的专家,对于《纲要》没有关注到考试的质量很不满意。他强调,国家2003年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可在高校招生中违反这个法律的行为太多了,不能依法清理违法者是政府的缺位。此外还有不合格的考试大量存在,对于考试的质量政府也从来不监管。考试的质量往往关系一个人的命运,政府不仅要监管冰箱、彩电的质量,更要通过建立一个教育质量监管机制监管考试的质量。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何向荣建议《纲要》在“发展任务”部分的“职业教育”一章中,增加一句话:“建立职业教育集团利益相关运行机制,推进校企一体化教育流程变革。”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说,现实中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工学结合两张皮的问题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缺少多方利益共享的保障机制。成功的试验证明,通过组建资产型、契约型、资产+契约型等多种类型的职业教育集团,可以促进职业教育从校企合作到校企一体化的转变。

切忌“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一个《纲要》不可能对所有的教育问题做出解答,每一个教育的问题也不可能因为一个《纲要》就迎刃而解。在今后的落实过程中,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参与过《纲要》起草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叶之红说。
面对本刊记者“《纲要》实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有多大”的提问,更多的学者表示忧虑,感到“底气不足”,有的则表示“有总比没有好”。

有人担心:“《纲要》会不会在发布后被束之高阁?”理由是:其一,这个《纲要》不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比如1993年的纲要,提出的目标有多少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并没有评估过。如果今天这个《纲要》同样不做阶段性评估,不做最后的盘点,不认定并追究失职者的责任,就会失去实质性的意义。其二,《纲要》回避此前教育改革遗留的重大问题,比如“普九”数百亿元欠债的偿还、高校数千亿元贷款的偿还等。

提起1993年的纲要提出的世纪末教育财政投入要达到GDP的4%,至今没有兑现,以及纲要期限内出现若干始料之外的改革(比如高校并校、高校大扩招、费改税对农村教育的冲击等),参与过国家医改方案起草的余晖说,此次《纲要》跨了3个五年规划,许多事情要下一届政府去做。在下一届政府的执行中,这个《纲要》的权威性、可执行性还有多少,都是值得关注的方面。

“《纲要》不能回避一些制度建设的具体路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说,比如,把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变成现实,需要通过哪些具体路径的构建?要有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否则很容易成为大家说说而已的文件语言,从而出现“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情形。

余晖说,“《纲要》应该增加一个‘名词解释’,在医改过程中我提了多少次,医改办接受了我的建议,做了11个名词的解释,最后公布还是没有拿出来。《纲要》也要就政校分开、行政化管理等词的内涵,给各界一个标准化的‘名词解释’,否则任由大家一词各表,达不成共识,落实起来就名不正言就不顺了。”

《纲要》“发展任务”部分提出的义务教育“实行县(区)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这项政策强调了许多年,操作中却难有推进。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指出,其阻力就来自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校认为这样做是削峰填谷。高峡认为,靠教师流动解决均衡化问题是治标不治本的。

至于《纲要》提出义务教育要“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郑若玲教授认为,择校的根源是资源配置不公,择校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对孩子的成长十分不利。从1993年国家推出教育规划纲要算起,社会上义务教育的择校现象延续了十多年,少数重点校通过收取择校费,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巨额收入,从未受到遏制。一个维护既得利益者的错综复杂的潜规则体系,成了少数重点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谋得暴利的“近水楼台”。

杨东平认为,教育公平意味着要打破这个“利益格局”,注定会受到这个“特殊利益集团”顽强抵抗。比如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取消重点中学,却挡不住各地的优质教育资源继续向名亡实存的重点中学倾斜。一些地方政府解决择校问题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如果未来10年这方面的改革仍没有足够的勇气、耐心和信心,“解决择校问题”的表述就只会是“挂在墙上”的一纸宣言。(周大平)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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