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贺祖斌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兴起、形成和发展有100多年历史。中国大学的每一次变革与政治时局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百年现代大学发展史可以用“十大”关键词概括：1861大改良，1895大学堂，1911大动荡；1952大调整，1958大跃进，1966大革命，1977大恢复，1990大合并，1999大扩招，2014大转型。

      严格说来，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兴起、形成和发展才100多年历史。我认为，这百年大学发展史中，可分在1949年前和1949年后两大阶段。1949年前大体为三个时期：洋务学堂的兴起（1861～1894）、清末初创时期（1895～1911）、民国时期（1911～1949）；1949年后也大体分三个时期：新中国建设期（1949～1976）、改革开放期（1977～1998）、大发展时期（1999～至今）。中国政治文化里喜欢用一个词，就是“大”，中国大学的每一次变革与政治时局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百年现代大学发展史分六大时期，也可以用“十大”关键词概括：1861大改良，1895大学堂，1911大动荡；1952大调整，1958大跃进，1966大革命，1977大恢复，1990大合并，1999大扩招，2014大转型。我想借用这十“大”关键词作为载体，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演变进行讨论。

1861大改良

      这一时期指的是洋务学堂的兴起（1861～1894）。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始发于洋务教育。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为救亡图存，兴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1861～1894），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模仿、学习西方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这是中国近代化之始，伴随着洋务运动、洋务学堂的兴办，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此开始。 晚清社会进一步对外开放，清政府也出于洋务运动本身对于人才的需求，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洋务运动期间，先后在中央和地方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这些学堂中，著名的外国语学堂有1863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1863 年成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 年成立的广州同文馆、1893年成立的湖北自强学堂，这些学堂相当于中国最早的言语专科学校；而成立于1866 年福建船政学堂、1880年的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的天津电报学堂等，则相当于中国最早的技术专科学校和军事专科学校。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式专科学校，从此，近代高等教育由此开启。洋务学堂的产生，适应了“西学东渐”这一文化趋势，它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海军人才和科技人才。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严格说来，最早建立的洋务学堂，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先河，但只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萌芽，可视为中国近代高等专门学校的雏形，还不属于真正的高等学校。

1895大学堂

      这一时期指的是清末初创时期（1895～191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甲午战争（1894年）失败后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科举制被废除，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开始确立，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改革书院制度，推行现代学校教育。同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建的。1895、1896和1897、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浙江求是书院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天津大学始建于1895年，其前身天津中西学堂改办为北洋大学堂（1903年改名北洋大学），是唯一经皇帝（光绪帝）御批建立的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大学，颁发了中国第一张本科学历文凭。1897年，盛宣怀奏请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南洋公学分上、中、外及师范四院（师范院相当于师范学校，外院相当于师范学校附小，中院等于中等学校，上院等于大学）。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也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最初北大身兼中国最高学府与国家教育部的双重职能，可谓“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

      1902 年，山西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以后各省相继仿效。1911 年设立了留美预备分校“清华学堂”，1925 年该校大学部成立，1928 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截至1911年，清末的高等学校，各省设立的高等学堂 27 所。除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外，清末高等教育还包括私立、教会高等教育机构，在全国共建立起10 多所属于教会高等教育机构，比如设立于1905年的私立学校的中国公学、1905 年的复旦学院，等等。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经风风雨雨，其基本特征概括为“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京师大学堂等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学部规定，京师大学堂的教育宗旨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培养通才，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定其趋向。从学生来源、管理方式到教育内容、方法和学风上看，西学成为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办学模式上看，参照美国大学的模式逐步发展起来。尽管如此，传统文化在中国高等教育仍然占着主导地位。

1911大动荡

      这一时期指的是民国时期（1911～1949）。

      民国时期分为北洋军阀政府（1912～1928）、国民党政府（1928-1949）。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拓展时期。

      1.北洋军阀政府（1912～1928）。是指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以天津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与政治时期，这时期北洋派在中华民国政府中占优势。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军阀割据，遍地枭雄，战乱频仍，风雨飘摇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难以控制，不干预。尽管如此，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仍获得缓慢发展。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这里不能不提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蔡元培先生，他主持修订了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1912年蔡元培亲手制定《大学令》，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大学理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在北京大学实施他的大学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这一时期的大学，从地方分权制到实行选课制、学分制等也受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应该说，从大学建立之初，在制度和思想上就接受了西方现代大学办学理念。

      2．国民党统治时期（1928～1949）。1928年以后，进入时国民党统治代，包含抗战时期。在这时期，民国政府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高等教育在制度和内涵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同年 8月公布《大学规程》，对大学设置进行了规定。大学设校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大学组织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院，3院以上（必须含理、农、工、医各学院之一）得称大学，否则为独立学院；大学设研究院，大学附设专修科；1931年通令大学采用学年学分制。抗日战争时期，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据统计，战前高等学校108所，从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被破坏91所。为保存国家教育实力，国民政府将一批著名大学迁到内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一些著名大学迫于无奈，忍痛“西迁”“南迁”。如中央、中山、交通、复旦等大学迁到重庆，武大内迁四川，浙大迁到贵州，北大、清华、南开内迁到云南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迁陕西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八年抗战，使具有了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的中国大学遭受重创，但内迁使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得以保存，使师生不致流散，教学基本维持战前状态，并获得发展。大学内迁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教育史中最为灾难深重、但又光辉难忘的一页”。

      我们今天在讨论这时期的大学时，免不了谈论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和大师们：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胡适、鲁迅、陈寅恪、马寅初、罗家伦、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竺可桢、晏阳初、陶行之......民国时期为什么出那么多优秀大学校长和大师呢？我认为，中国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清末民初，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西方思想涌入中国，思想解放促进社会的急速变革，社会在这种时期必定带来文化的复兴。另外，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是产生大师的前提。这些大师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化的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但是，单靠少数闪耀的大师们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谈到过渡时代容易出英雄的观点，但“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

      1949年前的中国大学虽已初具现代性大学的特征，但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处于弱国的地位，时局动荡，社会不宁，大学饱受战乱与天灾之苦，整个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大学都是在动荡不安、烽火硝烟中艰难度过的。尽管如此，那个时代大学的学术精神值得后人尊敬。

1952大调整

      1949年后，新中国面临着建国初期国内外复杂的形势, 正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2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目的是学习苏联高等学校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把民国时期初步形成的高等教育体系改造成“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系。专业教育是苏联模式的特点，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关注不够。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当时，教育部规定，以综合性大学，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但最多不超过4所；“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每个大行政区必须开办1至3所师范学院，各省可办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设系应严格按照中学教育所需。经过对全国许多高等学校调整和分拆，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地质、矿业、钢铁、航空、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工、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108所增加到149所，综合性大学明显减少，高校数量从1952年的211所减少到1953年后的183所。1949年前的那些著名大学，经历了面目全非的结构改造。伴随着政权更迭而进行的这场教育体制改革，经过这次大调整之后，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格局基本形成。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的特点和影响：

      全面学习苏联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后，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学制也进行了调整，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使用苏联教材。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每学年规定的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在“师范学院设系应严格按照中学教育所需”的思想指导下，造成至今难以调整的师范学院单一的专业设置。

      综合性大学的调整。在院系调整中，对综合性大学冲击最大，特别是以号称中国高校“五大母校”为最：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除浙大外工科基本被剥离，文法商管医各科也大受损失。武汉大学有文、法、理、工、农、医等六个学院，调整后仅保留文、理两个学院；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7个学院共35个系，经过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清华大学的文史学科被整合到其他院校，成为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民国时期比较著名的国立大学，如广西大学、山西大学、云南大学、河南大学等也遭受停办或拆分等命运，特别是广西大学，撤销后，一所实力较雄厚的综合性大学从此不在了，对后来广西高等教育发展影响至今。

      学科布局的重新整顿。院系调整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偏重工科，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轻文理学科，人文科学而遭到破坏，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道德水平严重滑坡；社会学、政法、财经等社会学科被停止和取消，导致了我国长期以来严重缺乏法律和金融人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私立大学的改造与退出。中央政府接办改造了60多所私立大学、取缔24所教会大学，取消了私立教育。由教会创办的几所著名大学，比如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则由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创办的，也都在大调整中被撤并。金陵、圣约翰、震旦、沪江大学，分别并入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这些私立大学，连同它们的校园和办学思想、精神，就此消弭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

1958大跃进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大跃进”运动免不了冲击高等教育。

      1958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1958年8月国家最高领导人说:“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据统计，1956年全国高校招生18.5万人，1958年招生达26.6万，1960年招生增至32.3万。全国高等教育的院校数也从1957年的227所，增至为1960年的1289所。而普通中学则从1956年的6715所增至1958年的28931所。到了1958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办“大学”的条件可想而知。黑龙江省鹤岗市，只制作校牌，七天办起了一所大学。解决师资的办法是“大学生教大学生、高年级教低年级、专兼职教员相结合”。没有足够的生源，在政治优先的入学准入制度下，工人、农民、速成中学的工农毕业生和干部，只要具备推荐的条件，不需要经过考试就可以上大学，高校中工农学生的比例占一半以上。

      另外，按照要求，从1958年起高考前对学生一一作政治审查，其依据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这些政策将大批优秀高中毕业生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

      1958年的“大跃进”不但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经济建设遭到重大损失，也对高等教育造成了严重冲击和破坏，闹出了很多嘀笑皆非的事情，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1966大革命

      中苏分裂以后，1960年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中国大学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1966年5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左”倾错误论点指导下，全盘否定1949年以来的17年教育工作。在十年动乱中，教育领域受到严重破坏。

      高等教育体系受到破坏。根据杨能统计，据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减为1971年的328所，减少106所。其中原有政法院校6所被全部撤销，原有财经院校18所被撤销16所。被撤销、裁并、搬迁的院校都遭到严重损失。在十年动乱中，高等学校有四年停止招生（1966—1969）；1970年和1971年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只招4.2万人，而且招收的学生只有相当初中的文化水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造成了人才青黄不接、知识匮乏的严重问题，估计为国家少培养了10 万名研究生、100多万名合格的本专科大学毕业生和 200 多万名中专毕业生，使我国科学文化教育损失重大，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导致全国所有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各级学校领导和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均遭到残酷斗争，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文化领域和知识分子遭受了沉重打击，正在接受教育的人被迫停止继续教育，没有接受教育的人丧失了机会。知识分子被批为“臭老九”，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

      高考制度停止人才匮乏。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校停止招生，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1968年毛泽东在“七·二一指示”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70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不论文化程度、年龄大小，强调政治条件，只要被组织推荐，就可以上大学。据新华社1976年7月21日报道，全国“七·二一”大学从1975年上半年1200所猛增到1.5万多所。1973年举行了文革中唯一的一次高考，辽宁知青“白卷英雄”张铁生，以及宣称“大学就是大家来学”的五十多岁的农民王大学，这些都被称为大学生“楷模”。

      教育结构单一素质下降。由于批判了刘少奇倡导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成人教育机构也被破坏，造成教育的结构单一化。在“学制要缩短”的指示下，大学学制由“文革”前的4～6年缩短为2～3年。学生在校期间主要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开门办学，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正常教育活动无法开展，学生的文化和专业素质严重下降，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大跃进”已经使中国高等教育遭受严重冲击，“文革”十年，可以说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彻底被破坏，使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1977大恢复

      1976年，“四人帮”倒台。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8月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做出了“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的恢复高考决定。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正式恢复由于“文革”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全国高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由此，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恢复高考，有570万人报考，只录取了27万，录取率仅4.7%；1978年又有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在各种力量的支持下，实际招收40.2万人。这两次高考，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中国大学面临新的选择和探索，比如武汉大学率先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开了全国大学改革的先河，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作为在八十年代初入学的这一代大学生，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大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有理想，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大学的社团特别活跃。应当说，这是一个中国大学精神中兴的时代，大学站在社会进步的前沿，努力向世界学术前沿接轨。

      另外，这里必须提一个特殊的群体——老三届、新三级。“老三届”是指“文革”期间应于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高初中学生，而“新三级”是指恢复高考进入大学的1977、1978和1979级大学生。“新三级”的大学生在年龄构成上从14岁到30多岁，跨越度很大。“新三级”的大学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填补人才断层、充当各行各业中坚力量的承前启后作用。“老三届”“新三级”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最困难和最辉煌两个不同的时期，他们既经历了民族和个人的磨难，也赶上了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中国高等教育“1977大恢复”印证了恩格斯一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1990大合并

      当中国高等教育刚刚恢复正常运行之际，又面临新一轮改革——高校合并。

      始于1990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酝酿、探索、推进的过程。最初提出了共建、合作办学、划转、合并和协作办学五种形式。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在实践基础上提出“共建、调整、合作和合并”的8字方针，要求到2002年左右基本完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的调整，形成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比例合适的新格局。这是1952年院校调整以来，中国高校布局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改革。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起，全国有1000多所高校和中等学校涉及合并，共形成了400多所合并的高校。

      高校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教育资源的重组与改进，使许多高校的规模效益、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单一性学科被复合性学科所取代，则使高校结构趋于合理。改革力图实现几个转变：一是由过去的专门院校为主体、封闭式办学向理工结合、文理渗透、日益综合化和多样化的转变；二是由中央政府管理为主向省级政府统筹和管理为主的转变；三是由单一政府拨款向政府财政拨款和宏观调控为主、多渠道集资、注重效率与公平的转变；四是促进了办学效率的显著提高和部门机构的精简压缩。这里经常举扬州大学的案例，合并前，该校有36名厅局级干部，有处级机构99个，处级干部444名；合并后，厅局级干部9名，处级机构24个，处级干部253名。

      高校合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以上几个目的，但带来的问题也无法回避：一是高校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的文化精神传承，特别是各个学校的历史不同，教师学生对学校“历史情结”不同，造成师生对学校的历史文化的认同感不强；二是贪大求全，办学效益难兼顾，合并后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责权不清、效率低下等等，“美丽的长春市座落在吉林大学校园中”这一句俏皮话说明合并后的吉林大学之“大”；三是一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知名大学在合并后消失，当时有个观点“一流的医学院绝大多数都在建在综合大学，著名的综合大学大多数都有高水平的医学院。”在这种理念支持下，同济、协和、湘雅、华西等医科院校在合并后无影无踪，对这批丰厚的大学无形资产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四是合并后不同学校的文化融合，合并后学校的文化不一，造成了学校文化长期难以弥合。这种行政化的高校合并政策沿袭了一些“计划经济”的思路，部分高校合并缺乏科学的论证，对高等教育科学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1999大扩招

      实际上，高校合并之风尚未结束，“大扩招”即开始。在国家高层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思想指导下，启动了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规模的“运动”。国际通认，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 特罗，1973年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三阶段论，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197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1988年达到3.7%，1998年升至9.76%。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达到15%，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2010年，提出的目标是到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6%，2020年达到40%，“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

      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3万；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153万人，比上年增加45万人，增幅达42%；2000年，普通高校实际招生为220万人，比1999年增加35%。此后，招生、录取比例逐年攀升：2008年，普通高校计划录取599万人，考生1050万，录取比例57%；2009年，普通高校计划招生629万人，考生1020万，录取比例62%；2010年，普通高校计划招生657万人，考生957万，录取比例69%；2011年，普通高校计划招生675万人，考生933万，录取比例72%；2012年，普通高校计划招生685万人，考生915万，录取比例75%。

      根据统计，至2012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2012年研究生招生59万人（其中，博士生6.84万，硕士生52.13万）；在学研究生171.98万人（其中，博士生28.38万，硕士生143.60万）。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88.83万人，在校生2391.32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243.96万人，在校生583.11万人。全国共有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2790所。

      中国高等教育在启动扩招以来，发展的速度相当快，其积极一面是不可置疑的：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圆了许多考生的大学梦；二是未来整体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学历，缩小与国外受教育水平差距，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实用性的人才，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四是为承担并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任务，催生了一大批地方应用型本科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高等学校整体布局趋于合理；五是为中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学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服务社会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六是在扩招初期一定程度上推迟初次就业时间，缓解就业压力；等等。

      同时，“大扩招”给中国大学发展直接或间接带来了一些问题。

      一是办学条件不足，质量无法保证。扩招之初，很多高校的教师队伍质量不高和数量严重缺乏、教学设备设施不足、校园建设都跟不上，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下降。

      二是高校负担加重，误导教育产业化。据不完全统计，至2009年，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3000亿元—3500亿元，尽管政府对2009年前的高校债务通过划债解决了大部分贷款，但时至今日，仍然有相当部分高校负担过重。扩招“促进经济增长”是当时一种普遍的观点，实际上，在理论上误导了高等教育向“产业化”发展的方向。

      三是高校发展速度过快。1998年我国高校有1022所，到2012年达到2442所，增加了1420所，创造了每三天诞生一所大学的“奇迹”。四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渐突出。从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进入社会的2003年开始，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开始成了全社会每年关注的热门话题，大学毕业生由于扩招导致的教育质量下滑，专业与课程结构不合理，不适合市场需求也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为确保扩招后高等教育质量，教育行政部门实施了质量工程、教学评估、卓越计划、协同创新等系列措施，进行了及时有效的调控，并取得明显的效果。根据对始于1999年的中国高校扩招研究，短时间内高等教育急剧发展，一定程度使高等教育系统超越自身的生态承载力而影响系统的生态平衡。

2014大转型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型人才需求量大，高校培养人才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职业教育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办学条件薄弱，体制机制不畅。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这些政策出台，目的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培养培训了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就意味着相对部分高等学校面临一次新的转型。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战略部署是科学、合理的，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定位模糊、办学同质化，造成人才培养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脱节，培养的学生缺乏核心竞争力，造成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因此，“转型”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关键是如何转？怎样转？如果转型仅仅是大学之外的政府、社会、企业等环境改善，而非大学内部的变革，即是外在的环境和政策的压力推动大学转型，那这种改革就难以达到分类指导、特色发展的目标。另外，有人理解为将“转型发展”变成“转型职业教育”，就违背了培养应用型人才“转型”初衷，如果将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对立起来，将会在战略部署上出现偏差。另外，这一批本科院校（主要是新建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分各种不同类型，其学校办学定位、学科专业结构、服务面向等各有不同，如果将占全国一半的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这本身就是违背了教育发展规律。因此，政府出台的政策中“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进行逐步推进“转型”是明智的。

      这次“转型”刚刚开始，将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一次新的变革，迫切希望“转型”从顶层设计到实际操作，在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理性范围内有序展开，这样，中国大学必将站立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起点。

大学演变的文化反思

      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从最初的兴起，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变革和发展，走过了百年不平凡的岁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位，在高歌取得的成绩时，我们可以从文化视角进行反思和总结，有些现象和因素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中国大学发展的文化影响。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是“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否定以及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二是“文革”十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摧残。这两次文化变革对大学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五四”运动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由器物、制度推进到文化层面”，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发展，进而引起政治的近现代变革。1905年的科举制废除，建立新式教育体系。在这种文化转换背景下，中国大学处在兴起阶段，吸收了西方大学先进的制度、文化，经过“大改良”、“大学堂”、“大动荡”的岁月。这时期的中国大学已初步形成现代性大学制度特征，同时一些仁人志士和文化先贤的直接参与，曾经出现大学发展的文化繁荣时期，但国力不强、时局动荡，大学饱受战乱与天灾之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政治、文化的大转折。国家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各种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中国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中国大学的发展也随着政治运动历经了“大跃进”、“大革命”的极大冲击。直到“文革”结束，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思想文化复苏，出现八十年代的文化复兴，中国大学才真正进入了复苏时期，经历了“大恢复”、“大合并”，大学管理制度与学术标准逐渐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文化变得多元化，大学的外部需求和内涵建设需要，促使大学在“大扩招”中跨越式、大规模地扩张，中国大学进入大发展期；大发展必然带来大学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问题，因而中国大学又面临一次向应用型大学发展的“大转型”。中国大学真正取得根本性变化和发展，是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至今。但这60多年来，中国大学也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殊性，都有深刻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和原因。

      事实上，“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恰恰以与中国传统文明断裂为标志”，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学演变历程中，特别是20世纪中国教育体制中一种反传统心态，让中国传统的文化经典以“封建”、“糟粕”的名义排斥在大学教育之外，而西方文化也不可能替代，因而，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大学的文化根基在哪里？

      其次，中国大学发展的问题思考。

      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理念性、制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如果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大学未来的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问题。在我们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些政策不按照教育发展规律规划、协调发展，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伤害。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多次“大”的变革，部分违背教育规律的改革措施也给大学带来了诸多问题。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凡是属是不尊重教育规律的运动式改革，最终是无疾而终！高等教育应该回归自身发展规律科学运行。

      大学的行政化泛化问题。关于大学的行政化问题，这包含两大方面：一是政府对大学行政化管理，二是大学内部行政化管理。前者关乎大学自治问题，后者关乎大学学术自由问题，这两者都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基本要素。目前，《高等教育法》所赋予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至今无法完全兑现。大学这种行政化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学者认为“落实大学自主权，不在于要给大学多少权，而是应该明晰政府和大学的权力边界” 。

      大学的人文教育问题。高等教育不只是专业教育，身心健全的人的教育亦不可忽视。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五重五轻”现象，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近年来，大学教育越来越受到专业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向的限制，大学教育存在人文教育缺失、人文风气的淡薄、功利性教育突出的问题，过于注重专业教育和实用技能的培养，忽视人文精神的养成。正像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说的：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缺乏理想主义，这是我们高等教育需要警惕的。因此，在大学教育中积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

      最后，纵观中国大学的百年发展历史，我们知道，高等教育既要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国情影响，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来解决。因此，对于政策层面而言，既不能以强调国情的特殊性为由而排斥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也不能以借与国际接轨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对大学而言，正值国家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之际，天下有志有识之士，当以大学先贤为榜样，重振大学人文精神之风气，重树学界自由独立之风骨，引领社会道德理想之风尚，造就国家建设发展之栋梁。坚守着理想主义，在理想与现实中前行。这是在回顾和总结我国大学演变历史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作者系广西玉林师范学院院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