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磊：走向学术自觉的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规模迅速壮大，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总结其主要成就，具体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创新、资政育人和文化传承诸方面的健康发展。
蓬勃发展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表现为：
1.学科门类体系趋于完善，邓小平提出的“补课”任务基本完成。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提到社会科学的“补课”问题。30多年后的今天，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等学科不仅得到了恢复性的发展，有些应用性强的学科发展的规模还很大，建设水平也提高很快。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共有28个一级学科（不包括军事学门类）、400多个二级学科，形成了门类基本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学科体系。可以说，邓小平提出的“补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2.“人文”与“社科”两大领域的分化基本完成。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人文”与“社科”的分界点并不明显，大家都在“文科”的大旗下，将自己的学术身份定位为“文人”。这是中国重视文史学习的文化传统尤其是长期实行科考制度所形成的思维惯式，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长期不发达的必然产物。不注意自觉区分人文与社科的差别确实严重制约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不能凭感想和感觉解决问题，而是要借助精确的数据，实地调查研究，通过系统的逻辑推理下结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人文”与“社科”不分的现象在今天已经大有改观。
3.研究范式发生历史性变化，方法论意识初步得到增强。在1980年代，中国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主要侧重于介绍和研讨西方从古至今的政治学理论，试图在转变传统研究范式的同时，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发展的学科积累和一套成熟完善的研究方法，使得在学科建构中出现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或简单移植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倾向。经过30多年的努力，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变“拿来主义”为对学术和学科的系统理论建构的重要趋势，即一方面及时跟踪国外政治发展的动态及趋势，认真研究当代国外出现的新学科、新思潮、新流派和新方法的发展情况，批判地借鉴其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另一方面则在明确中国社会科学实践功能与理论研究功能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一套与这些功能相适应的概念和范畴、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型。
4.大量新学科、新思想、新方法进入中国，对外学术交流活跃。从源头考证，中国社会科学是洋务运动之后引进的西学，传统中国的观念思想和方法一直处在变革之中，并不断地受到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个过程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都是非对称的，基本上只有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少之又少。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际和地区学术交流的日益活跃，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交流不断展开，中国与国际上许多高水平大学、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在不断加强。
理论建构自主性亟待加强
但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也存在着如下突出问题。
1.学科：划分的主观性。学科的划分，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推翻苏联模式，但不顾学科自身发展规律而随意主观地进行学科划分的现象却依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非常严重。比如，行政管理就因为“管理”两个字，被划分入管理学门类，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二级学科。同时，公共管理这个一级学科本身也带有明显的拼凑色彩。
2.概念：数量少且不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方面大量地译介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尝试着构造自身概念来构造自身学术理论。但由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滞后性，使学者很难在不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以自身概念来建构原创性的理论问题，这就使得原生概念更少产生。时下很多人将生活用语、网络用语运用于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不是相反，恰恰反映出学术概念在某些理论领域概念或概念运用上的匮乏。
3.理论：建构的依附性。1980年代开始，各种西方思潮不断被介绍到汉语世界，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但是，能够有效地被运用到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自身学术建构的概念并不多。其中的原因，一是对这些思想很多只是停留在介绍和一般了解上，没有真正运用到中国内生的理论研究上，更没有在由中国原创的思想理论上对其加以深入理解和批判；二是理论建构太多受制于西方学术，而没有以更高的理论自觉来面对自生的现实问题。
4.方法：总体依然滞后与绝对化现象并存。西方学术史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方法对于理论建构的革命性作用，有时候一种新的方法甚至可以开辟出一门新的学科。但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中却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理论建构的方法总体上滞后于西方，另一方面却又滋生了一种“方法论神话”，似乎有一种通用于所有学科的方法，方法论被看作是根除百病的妙药。
树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自觉
这些亟须突破的问题，归根到底应回归到中国学术自身的问题之中，以“中国话语”来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这条路怎么走？把握如下几个重要的平衡显然比较重要。
1.“中国意识”与“国际意识”的平衡。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理论研究可以包括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对现实的理论抽象。如果说纯粹的理论研究是一种国际意识的话，那么对现实的理论抽象就特别需要以本土意识或国家意识为基础。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学术理论日益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是不仅从理论研究的双重性上，而且从现代国家对社会研究的内在要求上来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负担着国家体系的正当性和国家发展的合理性的论证要求。
2.“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的平衡。要将中国意识与国际意识的平衡贯彻到具体的人文社科研究中，显然又必须平衡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学科意识其实是导源于学科划分，这种划分归根到底是为了深化对问题的研究而设置的。所以，从根本上说问题意识和学科意识的平衡就在于从深度上将问题打通，这种打通需要各学科之间的协作创新。现代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社科研究中学派、团体工作模式，究其实质就是几种“找平衡”的典型形态。这种方式在人文社会的发展中应该得到大力推广。
3.“人文做精”与“社科做强”的平衡。人文各学科属于基础学科，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现实理论建构的表达。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精，显然无法为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合适的概念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基础。人文学科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文化特色，在工作中则具有较为突出的个体化特点，宜求精，不一定要求有很大的人员规模。社科方面的“强”，则表现在能更充分地利用各种研究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各种材料，尽可能直接面对社会的实际需求，包括为此适当扩大研究队伍和鼓励采取团队工作方式，以期更好地服务国家需求，更好地推动国际合作。
（作者系南开大学副校长）
欧阳康：哲学社会科学应为中国和平崛起
提供智慧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管理各方面获得了革命性发展，取得了极大进步，从GDP总量来看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是相比之下，我们更迫切地需要与大国物质实力相称的智慧。为此，应当努力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增智功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必要的智慧支撑。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复杂性
人的智慧是根据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说来，人的智慧与其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是大体协调的。但就其过程而言，智慧的发展却与其所面对的挑战具有某种滞后性，并往往是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智慧与其需求之间往往有着某些不同步性。就当今中国而言，更为复杂的中国社会要求更为高级的智慧。
从现代化的模式看，中国多年来搞的现代化，其模式既非西欧的也非美国的；既非苏东的——苏联在大一统的模式下搞过自己的现代化，也非东亚的——如所谓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等，他们希望把中央集权和儒家伦理引入现代化；当然也不是拉美的。这些模式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实践过的现代化模式，我们都吸收了一些，但是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原样照搬。
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东欧的模式，也不是古巴、朝鲜的模式。与我们最相似的社会主义是越南，但他们比中国晚八年开始改革开放，是他们在向中国学习。
所有制形式也是如此。我国今天的所有制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所有制体系，公有制里有国有和集体所有，现在还有股份制。同时我国也有了私有制，而且私有制里面也是多种形式并存，如个体、外资、合资等。
最后就是文化的形态。讲文化的形态，常说四个字：古今中外。我们看今天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也有，现代文化发展得很快，外国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的民族文化也在发展繁荣。古今中外文化在今天中国的大地上并存与共荣，造就了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现实状态。
当前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多”，多样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活力，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但是“多”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问题与挑战。随着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而在这所有多样化的背后是利益多样化、价值多样化、追求多样化。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智慧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
大国崛起需要大智慧
从学理的角度看，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主要是借鉴外部的各种已有发展模式，并将其简单学习借鉴和植入中国。由于当时中国的极度落后而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各种因素都能在中国社会找到自己的一定基础并获得发展。然而时至今日，能够学习借鉴和移植的基本没有了，中国也到了必须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时期，而我们仍然习惯于从历史或者外部寻找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药方。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缺少专门的、战略性的超前研究。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我国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异军突起，经济方面一枝独秀，长期以来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发展，而对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的谋划和组织相对而言滞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科技、国防、军事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无疑需要极为高深的大智慧。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那就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需要自主创新，而哲学社会科学不那么需要自主创新，或者不那么紧迫。其实这是严重的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的大地上内在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结合，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前无古人之伟业，而且只有走独立自主创新道路。这无疑需要最高的智慧。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增智功能
智慧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笼统的概念。如何提升智慧，这只有在对智慧的追问与发掘中才有可能实现。一定个体的智慧在特定时期中是难以大幅度提升的，而人类却可以汇聚个体的智慧并使之整合和提升，从而形成一定群体、一定组织、一定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大智慧。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
具体说来，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在以下三个层面努力。
第一，提升理论智慧。我们要能够站在时代高度，深层次地解读当代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占领思想理论的高度。比如说，我们要真正搞清楚人类社会发展的演进逻辑，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历史进程。历史意识的成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重要标志。对于当代中国具有直接意义的最重大理论问题包含着若干的层面。首先，20世纪人类是怎么走过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底与之有多远？努力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上，我们才有无往而不胜的可能。其次，世界各国现代化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是怎么走过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到底是什么？
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警戒？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特点和优势？哪些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最后，当代中国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哪些是由于我们的思想认识正确并通过自觉设计而获得了成功？哪些至今需要我们加以改进和调试？哪些我们至今仍然并不清晰，需要加强研究和探讨？等等。
第二，提升实践智慧。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有全新的条件和背景，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二是以高新科学技术为手段，三是以信息化、网络化为条件，这些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呼唤着新的交往方式和管理方式，也会带来社会体制和机制的革命性变革。博客、微博等各种类型的新媒体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极为重要的实践力量。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全新的实践课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应对。
第三，提高决策智慧。社会生活中人的主动性和主导性作用越来越强，但我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因素也越来越多，科学决策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难。哲学社会科学要帮助人们提高预见性。而科学合理决策的前提是要能够把握天下大势。通晓历史的逻辑，洞悉现实的问题，知晓天下大势，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哲学社会科学要有反思性，也要有预见性。过去我们一直在讨论，哲学到底应当是高卢雄鸡，还是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我们发现两者都需要。如果没有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就不可能有对于实践的深度总结与历史反思；而如果没有高卢雄鸡，那我们就只能永远跟在实践的后边指手画脚，远远落后于实践。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学术“本土化”与“国
际化”
在中国学术如何走向世界的探讨过程中，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虽不是新问题，但却始终处于讨论的焦点，学界已有不同视角的研究。在此，我们尝试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对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进一步思考，以明晰其本质。
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的本质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知识的社会整合功能等，即要理解知识的本性，就必须将知识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知识是出于维护社会生活统一性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通过对社会生活整体性的分析才能解释知识的本质和特征。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中国学术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近现代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鸦片战争以降，19世纪的知识引进阶段，近代国内思想界由西学东渐现象引发了“西学”与“中学”之地位的激烈论战；改革开放之始，从1978年打破封闭状态，到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和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与国际接轨”，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直至当下，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学界已经明确提出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念。可以说，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之路是与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进程相伴随，也与中国学界从自我封闭到与世界接轨的自觉诉求相关联。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的背后是学术“发达国”与“依附国”的权力关系。从客体角度，知识并无国界之别，真理也无主体之异；但从主体角度，却会产生知识与学术权力的问题。因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有时间先后之分，对真理的把握有程度之别，真理的效度也有范围之限，主体对话语体系的掌握也有主动建构与被动使用之分。
可见，或是基于认识的优位，或是基于话语建构的主动权，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学术权力由此产生，即形成学术“发达国”与“依附国”的关系，形成学术话语掌控的强与弱、学术资源的富足与匮乏的差异。对学术“发达国”而言，一般不太容易产生“本土化”与“国际化”之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本土化”研究就是“国际化”。这从西方“文化霸权”或“文化殖民”现象的长期存在可以佐证。对学术“依附国”来说，基于认识的后知后觉或话语建构的不足，其在学界处于学术输入的弱势地位是难于避免的。
在追求知识与真理的过程中也自然交织着学术话语的学术权力之争。中国学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自觉防止西方学术“发达国”借用其拥有的学术权力进行“文化殖民”，要特别对西方强国输入的以资本为权力逻辑的现代话语体系加以警觉，避免被其钳制与同化；另一方面，学界在争取学术话语与权力时，必须防止学术异化。
澄清学术“伪本土化”与“伪国际化”
所谓学术“伪本土化”，即是夸大研究对象的本土性特质和西方理论效度的有限，拒绝学术“国际化”。“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社会科学、尤其是西方社会对中国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西方的理论进展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外部资源；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产生一种‘合法的暴力’，即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构成一种强制与支配。”
那么，“本土化”的真义是什么？社会学家郑杭生对社会学“本土化”的界定，可以给我们以启迪：“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的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这一认识当对目前所有处于“学术输入”被动处境的社会学科研究皆具有启示性。
所谓学术“伪国际化”，即是无视社会科学知识效度边界的存在，无视中国社会的特点，夸大西方理论的普遍性与运用范围。学术研究的“伪国际化”有两种表现：其一，“在解释东方社会现实中，无视东方社会的特殊变量和常量的存在，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乱贴标签，食洋不化”；其二，“超越国内发展阶段，盲目追踪和照搬西方学术前沿，亦步亦趋，只会‘依样画葫芦’地提出西人提出过的问题，却没有能力从国内现实中提炼出更具有现实感和时代感的研究问题”。这样的学术“伪国际化”难免只有话语体系的新颖与通约，但却不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
实现学术“真本土化”与“真国际化”
第一，中国学界必须在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建构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将国际化知识、本土理论与中国国情三者有机结合，力求“证伪”与“发现”。中国学术从“真本土化”到“真国际化”的过程，是遵循科学发现的逻辑下的“证伪”与“发现”的过程，即“它不是简单地用中国的经验材料来‘图示’西方的社会理论，而应该是用中国的社会事实来证伪国外的理论，并从中总结和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这种‘证伪’和‘发现’的过程，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实际来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对话的过程，是在与西方社会理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发展具有高度效度的本土化社会理论”。
第二，中国学界需要为世界学术提供新观点、新理论与新学派。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为社会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一是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让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拿出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未来秩序的性质、走向等问题的重构与理解走向世界”。不过，当务之急则在于对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度研究。可以说，如何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建构出契合、阐释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发展理论，既是当代中国学术创新的着力点，也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突破口。
第三，中国学界必须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这是学术创新和掌握学术话语权的基础。学术话语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一个国家的学术是否可以融入世界学术体系，能够掌握学术交流的国际通用语言（如英语）和遵循某些已经在国际学术界达成共识的基本学术规范、准则和方法论逻辑就成为对话、交流与理解的基本要求。同时，能够拥有学术话语权则是衡量学术认同与学术权力的一把标尺，也是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以及构建国家国际话语体系的支柱。就目前而言，中国学界“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国际通行的基本学术规范与通则和社会研究方法论的补课，以及理论创新能力的训练上面”，潜心培养一支学贯中西的学术队伍，这是中国学术真正走向世界的保证。
（李萍系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林滨、钟明华系中山大学副教授）
余新华：打造学术理论传媒集团 助推中
国学术走向世界
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将主题设置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体现了其一贯的主旨和精神，那就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总结、提炼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和鲜活主题，展现中国学术界的责任和担当。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建设和扩延以《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为龙头的学术期刊和网站，向世界推介中国学术。《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是与《中国社会科学》一同创办的刊物，在向国外学术界推介中国学术方面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和努力。近几年来，我们加强了《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国外发行工作，建立了新的发行渠道，与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开展合作以来，发行量又有了较大的增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国外学者英文来稿量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国际影响力在增强。另外，我们加紧建设的“中国社会科学在线”网站中文版，在传播中国学术、吸引国际学者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根据我们的网站流量和IP地址来源统计，来自英、美等国家的在线读者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
第二，创建和树立国际著名学术论坛品牌，与西方主流学术界展开平等、有尊严的对话。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主要有三个学术论坛品牌：一是“中美学术高层论坛”，二是“世界华文学术名刊高层论坛”，三是“中拉学术高层论坛”。“中美学术高层论坛”是我社高翔总编辑在访美期间与美方达成的成果，由中美双方各选十名左右顶级学者，每届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圆桌式研讨。2011年10月，我们在北京已经成功举办了首届论坛，主题是“传统”。2013年我们将在美国举办第二届论坛，主题是“启蒙”。过两年再回到国内，探讨“现代化”。“世界华文学术名刊高层论坛”的前身是“两岸四地学术名刊高层论坛”，这个论坛在团结两岸四地学术期刊界、引领学术期刊发展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世界性的华文学术名刊高层论坛之后，将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挥团结世界华文学术名刊的作用，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2012年10月，我们已经在莫斯科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并签署了题为《实现华文学术期刊全球联合，促进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莫斯科宣言”，来自俄罗斯、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重要华文学术期刊代表，共同参加了这一盛会。“中拉学术高层论坛”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12年11月在巴西成功召开。我们相信，这对推动中拉学术交流、扩大中国学术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打造和建设世界学术资讯的权威发布平台，将《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在线”的影响力推向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不仅每期都安排有“国际资讯”，而且设置有“国际月刊”，以反映国际学术新闻和重大国际学术趋势，不仅是中国学者，而且是懂中文的其他国家学者了解世界学术动态的重要平台。“中国社会科学在线”除了刊登《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世界学术资讯外，还刊发或转载大量的来自全球的其他学术资讯。我们建立的覆盖全球的特聘记者网络，以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报》北美报道中心在内的国内外记者站，为我们建立世界学术资讯的权威发布平台提供了坚强的支撑。2012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在线”英文频道的开通、《中国社会科学报》英文版——《世界学术报道》的试刊，为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又开辟出新的天地。
总之，在中国社科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下，近几年来我们不断研究和总结世界报刊发展和传播规律，不断创新和深化办报办刊工作体制机制，紧紧围绕中国社科院的“三大定位”，努力将我社打造成为世界学术资讯的权威集散地、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高端发布平台、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学术理论传媒集团。今后几年，我们将继续朝着这一目标，不断拓展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空间，努力铺设中国学术跨向未来的桥梁。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筹划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法文版和俄文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英文版。在“中美学术高层论坛”、“中拉学术高层论坛”的基础上，“中欧学术高层论坛”计划于今年在中国召开首届会议，“中俄学术高层论坛”、“中国和德语区汉学论坛”等国际性学术会议也在积极筹备中。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北美报道中心的基础上，我们计划在法国巴黎建立欧洲记者站，俄罗斯记者站目前也进入酝酿筹备阶段。
在推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的努力得到了中国社科院党组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得到了学术界学者和朋友的鼎力帮助，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愿意继续不懈地努力，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一道，为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并在此过程中，竭诚为大家服好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
“十一五”期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
交流情况
“十一五”期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交流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