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章程核准稿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教育部于2011年7月通过《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至今，首批接受公众“检阅”的大学章程。

　　6所高校的此次尝试究竟给公众交上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近年来，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人们慢慢将讨论的焦点放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话题上，加快根本性的大学制度建设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制定大学章程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应该说，教育行政部门作出这一决定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借此使大学的发展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运作良好的机制。否则，一切的改革都只能是零散的、临时的，缺乏系统化处理。但问题在于，制度的制定与运行是不能脱离其所处社会背景的，否则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

　　从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来看，首先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章程由谁来制定？为了谁而制定？如果从西方大学的经验来看，章程的制定显然是由大学制定，用来指导学校的办学实践的。但不能忽视的是，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他们的大学和政府之间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关系，高校具有办学自主权，能够基于自己的使命和对教育的理解，制定合理的大学章程来自我指导与约束。

　　反观国内，长期以来我们的高校习惯于听命教育行政部门，缺乏相对自主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要求大学制定符合自身发展逻辑的大学章程，反而会让大学感到无所适从。事实上，已经有些学校表达了既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又不清楚做了有什么用的看法。从已经制定的章程来看，其内容也大同小异，这背后反映的问题便是，由于历史原因，大学与政府间的指导和被指导关系很难撇清，高校很难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章程。

　　此外，教育行政部门牵引高校进行大学章程的制定，并给他们规定了具体时间限制，但并没有太关注于高校外部环境的改变，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行政部门的压力下，高校该如何开展大学章程的制定工作？是不是只要把高校人力、财务的管理，办学的方针条文化，使办学走上规范化，就可以成为一所现代大学？事实上，要达成这一目标，仅仅从高校内部做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真正影响大学的反而是某些外在制度环境，而对此大学自身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此，在制定章程仅仅强调对大学自身的约束，而原有的外在行政约束并没有完全被去除的背景下，又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增加对高校的束缚和要求，这就很容易导致高校缺乏热情。

　　从大学章程的内部形成机制来看，大学章程本身要求的是高校自主办学，其重要体现便是学者治校。但目前国内高校内部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是怎样的关系？教授是否真的可以在学校内部扮演治学、治校主体的角色？这些问题都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应该说，目前国内高校在管理机制上缺乏教授民主参与机制，而这不仅是大学章程要求高校今后实行的基本机制，而且也是大学章程自身制定时应该坚持的原则。

　　一个内部制度的产生，一定是需要经过学校内部的民主讨论，更不要说大学章程这种关乎立校之本的重要文件。但我们现在制定大学章程的程序又是怎样的呢？学校会成立专门的小组，但这些成员更多的是小范围听取意见，还是大范围地听取意见？教师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又如何？对此，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特别乐观。从这一角度上说，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内部管理机制，与大学章程的要求是有差距的。而且，大学内部的管理机制其实也缺乏产生大学章程的土壤。

　　总之，目前高校一方面面临着自身与外部行政力量之间的矛盾，而大学章程制定的具体内容也不会对这种关系的改变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高校内部管理又缺乏民主协商机制。这就导致了刚开始时，无论社会还是高等教育界内部，对高校推动大学章程建设都很积极。但当行政部门将其作为政策，提出行政要求后，高校的热情度反而出现锐减。毫无疑问，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事情，但由于我们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大学章程建设注定是很麻烦的事情。

　　（作者：南京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研究所所长，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