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辩论中迸发学术灵感——访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执行主任约翰·比顿

　【核心提示】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澳大利亚社科院执行主任约翰·比顿（John Beaton），请他对澳大利亚社科院的运行特点、学术特色、国际合作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介绍。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ASSA—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ustralia，以下简称“澳大利亚社科院”）创建于1971年，其前身是1942年成立的澳大利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of Australia），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领域最大、最权威的研究院。该院尊崇“平等、信任、自主、积极”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并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澳大利亚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澳大利亚社科院执行主任约翰·比顿（John Beaton），请他对澳大利亚社科院的运行特点、学术特色、国际合作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介绍。

　　完善的管理体制为科研事业保驾护航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简要介绍一下你院的组织结构、资金来源。

　　比顿：澳大利亚社科院创立于1971年，目前约有550名院士。院士中既包括供职科研院校的教授、研究员，也包括在政府和私营部门担任要职的人员，他们具有多学科研究背景，均为澳大利亚人文社科领域的杰出学者。

　　澳大利亚社科院由执行委员会管理，受其他九大项目管理委员会（如国际事务委员会、政策宣传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等）监督，并在首都堪培拉设有一个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的运营。执行委员会由会长、执行主任、财务主管和其他六名院士组成。每个项目管理委员会由众多院士和一名人事经理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开展科研项目、学术活动等。因此，我院有着完善的管理体制，这使其日常决策及运营快速、灵活而有效。

　　澳大利亚社科院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资金的主要来源为澳大利亚政府财政拨款，此外还包括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资助、内部院士的会员费、基金会的经费支持等。

　　以各抒己见激发学术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术机构以及世界著名学术机构相比，你院的学术特色有哪些？

　　比顿：我院倡导各抒己见、自由辩论的科研方式，这将激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学术活力。在我院，很少有哪个观点能简单地称之为“社科院观点”，因为几乎不存在所有院士对某个观点达成一致的情形。我院尤其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因为思想的激烈碰撞能够激发学术灵感，并由此寻求到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解决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列举一些你院的重大学术活动，它们是如何推动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发展的？

　　比顿：我院的一个重要学术活动，是政策宣传项目圆桌会议。该会议汇集了全国高校和公共事业领域的研究专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等，针对一系列具体议题献计献策，提出富有创意亦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我们最近研讨的议题有“衡量经济增长与民生”、“税收及社会治安”等。许多圆桌会议是由澳大利亚社科院与其他学术机构共同举办的，包括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等。圆桌会议的成果最终会形成政策报告或是出版物，以面向更广泛的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院与世界其他机构展开了哪些国际学术合作？

　　比顿：近几年，我院积极与全球学术机构及社科专家展开合作。由于与亚太国家社科界有着共同的挑战与机遇，因此亚太地区成为我们的合作重点。此外，我们与其他国际机构也开展了多边合作，特别是那些同为社会科学院的机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两院之间的合作关系源远流长。

　　人文社科界期待赢得更多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院目前是否面临新的挑战？将采取哪些措施加以应对？           

　　比顿：事实上，澳大利亚的社会科学发展并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水平，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国家发展中往往被忽视。如自2001年起，澳大利亚政府确定了几大“国家重点研究领域”，均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国家资金投入的重点也多在科技领域，而忽视了对人文社科界的重视。

　　近些年，澳大利亚的社科学者面临着行政和学术的双重负担。由于学者们把过多的时间精力花在了争取项目资金上，导致其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科研，以致科研效率低下。而事实上，争取科研经费、撰写科研经费建议书等工作属于行政事务，应当交由行政部门来履行。而学者们要做的，就应是一心投入科研事业。

　　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如何在积极参与国家各项创新计划的同时，能够赢得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性的充分认知，并探索将科研与行政相分离，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社会科学界面临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