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改变了世界，现在科学需要改变自己”，这是10月19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文章《How science goes wrong》中的一句话。文章称，时下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科研人员热衷于去“发现”，却忽视了“验证”。而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竞争”，科研已经从“小众化的消遣”变成了数百万人之间“职业化”的残酷竞争。在“不出版就去死（publish or perish）”观念的驱使下，验证（重现别人的结果）对科研人员的晋升几乎毫无作用。追名逐利（Careerism）也助长了科研中夸大事实、选取对研究有利结果的风气。

　　《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出现“诚信”“不端行为”这样的词句，但如果文章披露的例子属实，那这些行为已经越过了科学研究规范的边界。请注意，这里涉及的例子主要是美国这样的科技发达国家，而不是中国。

　　社会学家们把所谓“科学共同体”视为一个具有独特价值、功能和规范的社会群体，罗伯特·默顿将“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视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然而时下这种“精神气质”及所负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已经出现了“坍塌”。激烈甚至“过度”的竞争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界的“常态”，这里既有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夺，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荣誉”和“利益”的追逐。

　　联想到时下国内的报刊、网络上，经常有科研人员大声疾呼，希望能够“安心搞科研”，既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也要有不受打扰的研究环境，如此这般才可以“仰望星空”。这种论调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个基本前提——“竞争”才是时下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职业特征”。我们在讨论科研管理改革时，应当始终把“竞争”作为研究出台改革措施的“基本约束条件”。

　　《经济学人》文章指出了“过度竞争”给科研活动造成的危害，但是今天中国科学研究领域的“竞争”却是大不相同，可以称之为“不完全竞争”。主要的表现是：科研经费分配向少数学术“大腕”和强势机构集中，一所大学一年承担300个以上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经不稀罕了；院士群体在科研项目立项和经费分配方面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虽然科研经费分配已经呈现高度分散的态势，但这种分散并没有带来相互之间有效的“竞争”，更多的是“低效”“重复”，画地为牢，占山为王，各搞一套，互不理睬。

　　出于“求安稳”的心态，年轻人一心想挤进大学、科研院所工作，而现有的用人机制中，缺乏对从事科研工作必要的门槛设定以及相应的人员流动和淘汰机制。很多人宁愿躲在“体制内”，以“工蜂”“青椒”的姿态，发出一声声对机会不均等、待遇过低的“悲鸣”。

　　此外，“竞争”的手段也不够合理，五花八门的工程、计划、行动，每一个理由都很“充分”，加上附着的丰厚利益，怎么能不让科研人员趋之若鹜？“数目字式”评价指标和管理方式带来的是统一、便捷，但却会扼杀科研活动中敢冒风险、不拘一格的创造性。

　　11月2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了《China's Publication Bazaar》的长篇报道，中国的科研人员不惜花大价钱去获得一篇SCI论文的署名权。表面上看是科研评价导向的问题，SCI成了决定科研活动成败的“风向标”，实质上还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表现，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异化”。错不在SCI，错在SCI附着的种种利益纠葛。即使不用SCI做指标，采用什么其他更“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依然会产生对新指标的需求，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没有了“SCI市场”，一定还会有其他“XXX市场”。

　　如此看来，今天中国科研管理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竞争”机制的完善，既要解决“不完全竞争”的问题，也要防止“竞争过度”的问题，这其中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学术团体角色功能定位、大学科研机构管理体制、科研人员流动淘汰机制建设。没有充分的“竞争”，就很难有中国科技创新的活力。只可惜，这一点在时下的媒体话语空间中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