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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强:学术浮躁的症结
来源: 作者: 时间:2014-3-19

  作者: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 康晓强

  有的人曾形容时下学者“很忙”的学术生态:忙于著书立说,忙于晋升职称,忙于获大奖,忙于拿课题项目,忙于成名成家,忙于四处讲学。这种忙碌本无可厚非,但由此形成、催生的浮躁心态就很值得关注、警醒:坐不了“冷板凳”,耐不住寂寞。可以说,学术浮躁是当前学术界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危害学术生态的痼疾。学术浮躁是急功近利之风在学术界的“映像”,扭曲了学术的本真面貌,是对学术本质属性的亵渎。

  近年来学术浮躁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决非偶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既与学者个人的学术人格、学术创新精神、学术灵感、学术悟性等个人因素有关,也与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文化氛围、社会体制以及学术科研管理体制等外在因素有关。究其根源,学术浮躁的症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术创新意识弱化。当前学术浮躁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论文的粗制滥造、“批量生产”。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高产”与“低质”往往是一对“孪生姊妹”。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告诫道:“一个著作,可以流传千古,才够得上是著作。”写作贵在精和质量,哗众取宠的所谓“畅销书”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一项学术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基于学术成果自身发展史的维度:是否提供了新材料,提出了新观点,建构了新理论,呈现了新分析视角、学术框架?是否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跨越?第二个层次基于学术成果社会历史发展的维度:是否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历史发展进步,是否对现实有指导、推进价值,是否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文化、社会效益?

  其次,学术评估机制过于“量化”。学术共同体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已经形成一些共识,如实行适度的“量化”考核。诚然,对出版专著、发表论文进行量化考核是重要的、必要的,因为这样有助于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开展,能为学术考核设定标准、制定规范,维护学术公正。但这种“量化”考核不能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否则这种导向会助长为发表文章而发表文章的浮躁学风,助长急于求成的功利情绪。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科研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长期的潜心钻研、积累才能有所收获,没有任何终南捷径。《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面对满园春色不为所动,专心治学,不求闻达,“盖三年不窥园”,读书笔耕不辍,“其精如此”,其日后的功成名就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评价学术水平高低更重要的是侧重于学术成果的质量优劣而非数量多寡。一个人的研究成果即使很多,但如果质量、品质不高,其学术水平很难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再次,与个人学品、学术涵养有关。学品如金,纯度越高,价值弥真。不管外在的学术环境、管理体制如何,学术浮躁的主要责任者还在学者本身。194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教授要求刚成为其弟子的王叔岷三年内要好好治学不许发表文章。王叔岷遵从老师告诫三年内没有发表文章,后来却著述颇丰,成为我国知名的文史学者。即使在当前情势下,我们的学术科研机构仍然有一些坚守学术道德操守、埋头真做学问的真学者。

  力戒学术浮躁,当前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积累,厚积薄发。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演进规律,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需要长期坐冷板凳,需要长期甘于寂寞的艰辛付出。“风物长宜放眼量。”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慢,其实只有这样才能更快、更高、更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快,或许凭一时才气有所成就,其实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和基本逻辑,并不能获得真学问,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好景不长。学术积累如同爬山一样,“不怕慢,只怕站”,“欲速则不达”。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学人都知道,一篇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恐怕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大功告成的。所谓的“硕果累累”“著述等身”是不符合学术生产的客观规律的。唯有扎扎实实地练好“内功”,不盲从、不屈服、不逐流,力争写“传世之作”“通世之作”“经世之作”,才有可能在学术史上留下印痕。

  第二,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首先,学术创新不是完全否定前人研究成果而刻意追崇“独树一帜”“标新立异”。没有学术创新,学术之源就会枯竭,就不会有大发展。但学术研究是有历史积淀的,是一代一代学者不断接续传承的,学术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如果只是追求用新概念包装旧知识,这无异于“新瓶装旧酒”,谈何学术创新可言?其次,真正成熟、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学术成果是基于对社会现实深刻洞察之上而建构起来的。马克思在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在1842年11月30日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再次强调:“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实事求是是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从实际出发,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始终是学术研究的正确道路。

  第三,平衡现实利益与学术追求之间的张力。“非宁静无以致远。”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宁静比浮躁走得更远、更高、更持久。只有静下心来读书以涵养静气,才是通往学术研究之道的通途。当初毛泽东曾批示郭沫若为“岳阳楼”题字,郭沫若写了数百幅并从中挑拣了3幅寄出。而毛泽东独具慧眼,最终选中的却是郭沫若在信封上写的“岳阳楼”三个字。原因何在?主要在于这三个字是在宁静放松、心无旁骛的状态下写成的。一个人只有在心境平和之时,内心才能得以放松,潜能才能得以激活,灵感才能得以迸发。真正做学问的人从事学术研究需要有学术献身精神。身处市场经济“场域”的学者很难完全有此情怀。就业、职称、工资待遇、晋升、从政等现实问题往往将学者的关怀重心转向现实利益诉求这边。学者并非生活在社会真空之中,完全摈弃物质利益并不现实。但在不影响基本生存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应该秉持敬畏学术之心,坚持学术道德操守,考量的天平偏向学术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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