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评议虽属舶来概念，但其有效性和公正性是不言自明的。虽然愈来愈多的学者、媒体都在探讨同行评议的“本土化”及其改善中国学术生态环境的可能性，但多数意见仍似“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这是因为程序性的同行评议与基于诚信的实质性同行评议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而中国学界所缺的正是后者。

　　同行评议呼吁公信

　　同行评议基于学术诚信，表现在类似于“人人遵守红绿灯交通规则”这样的共识、良知，而不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言不由衷、予取予求”的审稿制度。同行评议制度作为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以诚信和纯洁性为根基，祛除“学术正确”和“利益交换”等与学术水准无关的因素，需要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一分子自觉地加以呵护。

　　同行评议的最低目标在于以审慎、敬畏、诚实的态度和透明、科学、有效的程序设计，防止不良学术成果甚至文字垃圾发表。然而，由于“全民科研”、学术成果数量第一、二次评价严重缺位、期刊分级导致“劣币驱良币”、掮客与中介不断涌入学术生产的中间环节，以至于劣质成果问世的“途径”甚是畅通，买卖“学术成果”也司空见惯。而这又正是以发表“学术成果”逐利者所希望的。所以，实施基于诚信和非功利的同行评议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无异于一种梦魇，却大有益于静化学术环境，促进真学术的繁荣。

　　中国学界同行评议的权威尚未确立，其根源在于，迄今在学术成果的发表上仍旧无法摆脱“闯红灯”的魔障，学术生态被“产量—成果—期刊—评价”这样一个难以突破的学术利益圈所裹挟，每一个部门及部门之间都受复杂的话语控制，尽管已有不少学术期刊在审稿时实行同行评议（无论匿名还是公开），但因制度和公信力的缺失，并不能缓解难以自拔的利益牵扯。

　　港台经验值得借鉴

　　我国港台地区的实践，多有可借鉴之处。这些地方虽然也难免被“引文索引化”掣肘，但以下的理念几乎深入人心且被自觉遵循：没有哪一位投稿人需要担心自己的稿件石沉大海或被侥幸刊登；没有哪一个期刊有权擅自决定刊登一篇未经审议过的文章；没有哪一位同行审议者，除非基于自身水准问题，愿意罔顾学术标准和良知，而仅以个人好恶或利害关系填写评审意见。如果说狭义的同行评议是“匿名”审查的话，那么毋宁将其本质理解为一种值得信任的“公开”，人人都会自觉地遵守并有申诉的权利，虽说这些都有赖于同行评议的程序设计，使得每一环节都在追求制衡，但享受这种曝露在阳光下的公正给学术环境带来的“自信”，才是同行评议的真谛所在。

　　相对而言，如何营造诚信的学术氛围，大陆学界的确需要反思。目前虽未建立公众信任的同行评议，且在运作上亦难以摆脱利益体的纠葛，但它无疑是医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顽疾的必选良方，该制度所彰显的秩序、公正、权威及公信力等核心内容，恰是目前中国学界所缺少的。更进一步说，深化制度认识、破除利益联结、调整实施方案，使其常态化、普适化、制度化，是当前学术界亟待面对的中心议程。

　　当前学界将学术腐败问题或归结为期刊分级，或归结为期刊作业混乱，或归结为质、量不能协调，其探讨与争论的焦点往往在于究竟是“以刊评文”还是“以文评刊”，是“以量为本”还是“以质取胜”更有利于改进学术评价体制，却忽视了学术本身就是一种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程序之间的互相协调，追求共同的目标，舍此，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实施同行评议需理顺四种关系

　　实现具有公信力的同行评议制度，要理清其与以下四个问题的关系。

　　第一，破除指标化评价的迷思。作为提升学术准入门槛的本真同行评议与忽视学术质量的单纯量化和期刊等级指标要求是对立、冲突的。研究者面对繁重的数量指标和“高等级期刊”发文指标，鲜有不牺牲质量粗制滥造，甚至通过非学术的方法和渠道“生产”推出“学术成果”者。这无疑是学术腐败的主因之一。

　　第二，弱化评价或分级对期刊的主宰。如果过于看重“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之类的标签，实施同行评议只能是徒有其表，既难做到公正、公信，也不能提高效率。从理论上讲，同行评议与期刊分级都具有话语裁量权，但单纯的“以刊评文”或“以文评刊”会大大降低同行评议与之并行不悖的可能性。

　　第三，破除期刊与投稿人之间的负和博弈。旧的评价体系与思维惯性及优质资源的紧缺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交易，加剧了作者、评议者和期刊之间的不信任。同行评议则要求三者互惠共存，其结合成一体的首要动机是共同的学术使命而非利害关系。

　　第四，抵制学术生产中的权力介入。同行评议倡导诚信的学术评价，以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构建高尚的学术品格、遴选推广优质的学术成果、促进学术研究的整体繁荣为旨归，它不接受权力的摆布或屈从于非学术的指令，更不会允许有其他话语体系凌驾其上。

　　总之，同行评议的功能在于净化和繁荣学术，其生命和权威在于公信！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