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此文的本来题目是“就怕穷得连垃圾都没有了——所谓低水平重复性学术研究的一点感想”。可见，与现下对“垃圾学术”讨伐之声不同，作者是站在一个为“垃圾学术”说几句话的角度上撰写此文章的。这实在是个好现象，有正面意见，也有反面意见，甚至有多种意见，真理越辩越明，所以编者也就不忌讳作者写作的由头是我报近日刊发的一篇报道，发挥媒体客观呈现的优势，希冀我国的学术研究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实，学术研究最应忌惮的是压倒一切的一个声音在发挥作用，没有争鸣与探讨，因此，我们在为诸多“垃圾学术”而忧心如焚的时候，也该细细体会作者以学术规律为基调而发出的声音，而这样的理解会帮助我们的学术乃至社会，走向更好。

　　《光明日报》2014年9月11日报道，日前，来自全国50多位学术刊物主编、学术文摘主编、高校文科学报主编和各高校人文社科知名学者会聚一堂，探索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发展之路。据报道说，截至2013年，我国期刊总数已达9877种，其中学术期刊近5000种，社科期刊与科技期刊又各占一半。但令人忧虑的是，尽管社科期刊两三千种，每年发表的SCI论文百万篇，稳居世界第二，不过，被引用率却低的可怜。这些刊物的订数和影响力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人文社科学术研究中陈述多、原创少，追踪多、引领少，趋同多、特色少。内容规范化不够，评价科学化不够，传播数字化不够，诸多问题摆在面前，人文社科期刊之困应该如何化解？与会人员围绕上述问题各抒己见，一致认为，要加强刊物的品牌意识，提高刊物选稿标准，严把文章质量关，建立同行评议机制，强化刊物的国际交流。个别行政管理部门领导还提出要整合分散化刊物资源，加强刊物集中管理，等等。应该说，与会人员对我国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现状和问题的判断以及所提出的意见建议，笔者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有些意见建议，笔者不敢苟同。

　　事实上，关于人文社科期刊和人文社科学术研究低水平重复性的看法早就存在，笔者也经常听到某些人将低水平重复性研究比喻成“垃圾学术”，而将经常刊登这种文章的刊物称为“垃圾刊物”，认为这样的学术及其期刊毫无价值，空耗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既然没有价值，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也是行政管理部门为什么对刊号审批和刊物管理非常严格，甚至一度取消、重组或整合一批刊物的主要原因。

　　必须承认，某些刊物及其发表的文章学术含量确实不高，难登学术殿堂，但这是否就可以成为被限制或者被取消的理由？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相应地，高等教育学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全国一千多所高校中，有约700家成立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或研究室，每一所高校都有一批人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由于没有那么多公开出版的高等教育学术刊物，于是很多高校就办起了内部刊物，为研究人员提供成果发表的园地和平台。编辑和出版刊物，总要有一两位专职人员、一两间办公室和两三万元费用，这对高校来讲也算是一笔不大不小的开支。因为是内部刊物，稿源很窄，读者面很小，主要面向本校教师与研究人员，对外发行也多出于交流和交换的目的，所以，无论是质量还是影响力，都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高校领导认为不合算，想取消内部刊物。当时，有的领导和人员写信给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军人物、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征求他对这些内部刊物的意见，潘先生在回信以及此后多种公开场合说过这样的话：内部刊物以及刊登的文章，整体质量确实可能不高，但是，它有存在的必要，一所高校办个内部刊物，花上三两万块钱，一年刊发几十篇文章，效益是相当大的，对于这几十位作者来说，他要写好文章，首先要认真读别人的文章，认真思考理论和总结实践经验，也许他的文章是拼凑出来的，但拼凑也要下功夫和花心思的，如果每篇文章再有几个读者，那就等于花几万元钱对几百人进行了高等教育学培训，这个钱花得值，刊物也就办得值。办一个内部刊物，等于开办一个好的培训学校。若同时办了几种内部刊物，就相当于开办了几个学科的培训学校，有助于提高教师学术水平，何乐而不为呢？

　　按照学术水平和创新的标准来衡量，恐怕中外古今很多著作、论文、刊物都要归属到“垃圾”范畴，被扫进垃圾堆的，因为那些流传于世的学术经典与理论，毕竟凤毛麟角。但对已被历史淘汰或将要被历史淘汰的学术，所抱有的态度却需另当别论，是积极扶持合理引导还是弃之如蔽或一棍子打死？我们看到，开明的时代、开明的国家和开明的大师，总能以宽厚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和关怀全部学术研究，包括那些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何以如此？因为他们知道，其一，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是需要长时期积累的，低水平重复性研究也是全部学术活动的重要部分，并且是学术研究和创新的必经阶段。恰如一个人的成长，总是经过从不知到知、从少知到多知、从浅知到深知一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个体的学术进步也莫不如此。没有足够量的积累，就不会产生质的飞跃。任何学术领域的重大发现和创新，都不是突兀而至和空穴来风的，都需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过程，其中的失败、重复和低水平是学术创新道路上必须要交的学费。

　　其二，低水平重复性研究是知识传承与传播不可缺少的环节。学术研究除了创新和发现这一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知识和文化的传授与传播，没有代际间的知识传承、没有人际间的知识传播，学术链条就会断裂，学术就不能进步，人类也会因此原地踏步。学术发展绝不是单纯直线式的，而是迂回曲折的，人类创造的知识、学说、理论或者经验，需要人们理解、解释、认同、共识和接受，只有在不断地传承、传播、理解、接受和比较前提下，才能发现已有学术的优势与缺欠，从而使学术获得新生。这种学术传承和传播的过程，往往是必要的重复过程，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科学的重大创新，但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学的人员，他们的研究及其成果，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创而言，其创新性无疑要少得多，甚至根本谈不上创新，但难道这样的研究工作就不重要，其成果就变成了垃圾吗？从人类知识进步史考察，科学或理论的创新概率总是少而又少的，真正的创新总是非常态的，但大量的、常态的却是理论的解释、验证、宣传和传播。因此，作为学术研究的追踪研究、理解研究、解释研究和应用推广研究，同样重要，没有这样的研究，人类整体的理智就不会进步，人类的整体素质也不会得到提高。可以说，重复性研究起到了启迪人类心智的学术普及和学术教育的功用。

　　其三，人类的知识与学问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社会，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即存在先进与落后、发达与欠发达之别。相对而言，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处于学术中心和领先位置，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学术外围和落后位置，这是无可否定的事实。即便是受政治和文化影响较明显的人文社会科学，总体上也是西方比中国先进，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学术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处于劣势，处于跟踪、模仿、学习和借鉴阶段，我们只能有意识地努力缩短这个进程，但不能根本跨越这个阶段。所以，追踪、理解、陈述、介绍、重复性的学术研究，不是毫无价值和意义，恰恰相反，少了这样的研究和环节，就谈不上学术的赶超和创新。

　　认识到重复性学术研究的这些特点与功用，我们就更应该理直气壮地对学术抱有一种宽容和大度的姿态。追求学术的原创性固然好，但重复性研究也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文章千古事，学者从事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只要是出于真诚，谁都不希望自己只做个文抄公，谁都渴望能在本领域有所作为、有所发现、有所建树。我们反对图一时功利的学术，反对学术仅为稻粱谋，但另一方面，也要遏止那些打着反低水平重复性学术大旗而置多样化的健康学术于不顾的霸道。学术领域最讲究的是宽容和宽松，还是蔡元培先生说得好做得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各种学说和主张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悉任由之存在。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低水平学术研究，而在于低水平的学术管理。低水平的学术管理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大敌，我们总是习惯于用政治化或经济化手段管理学术事务，用计件制、工分制或者贴政治标签的办法衡量和要求学术研究，导致当前学术界的功利化和短视化，造成整体上的低水平重复性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出改变，自觉地遵循和按照学术规律来管理学术，既允许低水平研究存在，又要发挥市场机制激发高水平学术研究，少用行政手段，多用学术和市场手段。就学术刊物来说，现在的刊物不是多，而是少了，偌大个中国，只有几百家出版社、几千种刊物。反观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学术出版业相当发达，办得如何，不是行政管理部门的事，而是由市场来裁决。我们受计划经济体制与思维的影响太深，动辄运用行政管理手段加以整治。实践证明，这种学术及其出版管理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到了彻底改革的时候了。我们要为学术提供广阔的舞台，让学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法律的框架下，是不是低质量低水平，由学术说了算，而不是行政说了算，否则，中国的学术别说低水平，就连学术垃圾恐怕都没有了。（刘振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