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办一年多的上海纽约大学，从诞生之初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校园开放日成为全新的招生方式、小班化教学使学生和教授更为互动、每周一半左右课时是讨论课、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全球三个校园和数十个教学中心供学生海外交流……

　　但，上海纽约大学究竟给学生带来了什么？给上海的高等教育带来了什么？

　　上海纽约大学，这所诞生之初就被认为体现中西方教育融合特色的学校，这学期终于有了自己的校园——地处热闹的陆家嘴地区，进进出出的老师和学生络绎不绝。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没有一个看上去正式的校园是学校的一个不足之处，但在上海纽约大学的师生眼中，整个陆家嘴、整个浦东，乃至整个上海都是他们的校园。这感觉真的好特别！

　　站在上海纽约大学二楼的咖啡厅，落地窗外就是热闹的世纪大道，建筑旁边就是林立的各类金融机构。而四楼通宵开放的图书馆，即便到了凌晨1点多也常常坐满了学生。

　　要说上海纽约大学是一个中西方文化融合和冲突的试验场，绝对不是夸大其辞。“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体验着文化的冲撞。讲台上的老师——不论什么国籍，也都有如此感受。所有老师提出的问题，得到的答案不仅有中国式、美国式，还有巴基斯坦式、阿塞拜疆式、意大利式、以色列式……”上海纽约大学教务长、著名历史学家衞周安教授告诉文汇报记者：“即便是我自己，在担任上纽大教务长以后，也在逐渐适应在中国办学的经历和节奏，甚至必须适应我和我的中国同事在解决问题时不同的想法。”

　　所有的人文课程 都有一门聚焦中国

　　上海纽约大学学生的第一、二年，是学习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包括五个部分：社会和文化基础、数学、科学、写作、语言。尤其重要的是，在通识教育必修课中，社会基础课程和文化基础课程都安排了两个学期的全球视野课程和一学期的聚焦中国的课程。

　　仅以上海纽约大学的社会科学基础课程为例，这由历史、政治和思想史三大类课程组成。这三门课程中每一门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以全球视野来讲授这门课程，还有一部分就是聚焦中国。文化基础课程中则两门是聚焦世界文学、艺术、戏剧、诗歌，另有一门是聚焦中国艺术。这些都是核心课程的第一部分。

　　在这所学校，所有的管理层都有学术背景，而且他们都必须给学生上课。衞周安自己教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美方校长雷蒙教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部主任KeithRoss教计算机科学概论,商学部副主任陈宇新教市场概论，文理学部主任DavidFitch教进化论……

　　“这让我们可以和学生有密切的联系，我们都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目标是一名教授可以对应9到10名学生。而我们都能够给学生上课，那种感觉真的很棒！”衞周安告诉记者。

　　按照规划，上海纽约大学最终将有2000名在校学生，230名教职，现在已有125名教职，包括一些联席教授、访问教授等。但学校现在才只有600名在校生，加上来交流的其他纽约大学校区的学生，也只有不过750名。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语言和写作方面的要求。非中国学生必须通过考试，证明自己有用中文沟通的能力。而中国学生则必须证明自己是有足够的英语水平。但是中外学生都必须学习英语写作。

　　“在上海纽约大学校方看来，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是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就是要有出色的写作和沟通能力。这也是学生在未来生活或者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能力”，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校长俞立中教授说。

　　老师和学生在文化冲突和交融中共同成长

　　教授《中东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和《国际关系导论》两门核心课程的助教Andrew，在不久前一次考试时被学生们震住了——考试前她一跑进教室就发现，教室的黑板上一边用中文写了大大的“和平”两个字，另一边写了大大的“PEACE”。中国学生穿得很时髦的衣服，外国学生穿的却是中国传统的旗袍。Andrew当时就有一种震惊的感觉，因为考的《国际关系导论》，在考前的一周上的讨论课就是六方会谈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讨论课上，中国学生、美国学生关注的问题本来差距就很大，而巴基斯坦的学生更不一样，他们更关注核不扩散条约的执行情况。但是，学生们也有共同关心的，那就是国际和平是不是能够被很好保护。在这样多元的环境下，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年轻人的那种担当更容易被激发出来。”美国土生土长的Andrew说：“过去我考虑问题从来都是美国视角，但是在这里的课堂上，我看到了别的国家的年轻人是如何思考的，这对我来说，冲击也很大。”

　　虽然到处有不同的文化交融和冲突，但却也有不同文化的共通之处。“你很难想到，去年第一学期时，学生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他们在共同居住中出现的问题。”衞周安告诉记者。

　　在上海纽约大学，每个中国学生都必须和其他国籍的学生住，所有国家的学生都必须混住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下，彼此互相理解，习惯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学习、生活、共事，甚至互相适应彼此的睡眠习惯，都成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在校方看来，学生们在这样的相处中所学到的和他们在教室里所学到的同样多。这些都是上海纽约大学教育的核心因素。

　　在这里，学生更需要学会的是思考。在上海纽约大学，老师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根据他们阅读的东西提问。这是为了让他们在阅读的时候更多一些批判性的思维，而不是仅仅让自己的眼光划过那些文字。

　　凌晨一点的图书馆，这场景很正常。

　　课堂上，我要打破学生的求同思维

　　“中国学生常常有求同思维，他们总是在追求‘正确’。包括考试，他们也常常会揣摩我心中的正确答案。”上海纽约大学陈兼教授在上纽大授课一学期，对此深有感触。这位在上海接受了高等教育，后来又在美国读博并一直在美国执教的教授，在上海纽约大学碰到了新问题。

　　通识教育是美国大学教育的根本，陈兼教授所教的美国东亚关系史，在康奈尔大学、佛吉尼亚大学等美国大学里也是核心课程。但陈兼教授发现：应试教育给学生留下的影响太大了，他们总是在追求对的答案。问题是生活中对错总是纠结在一起的，此时为对，彼时就会变成错的了。“以为可以有绝对正确答案，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高中的历史教学，给学生留下的印象太过根深蒂固。学生心目中的历史，要么就是野史、戏说，要么就是各种条条框框。只要一提到甲午战争，每个学生都能给出千篇一律的答案：清政府腐败、军事积贫积弱……很少有学生换个角度思考，给出一个他所期待的新鲜的答案。有一次考试时，面对一道“三选一”的论述题，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选择了对比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给出的答案也大同小异，这多少让陈兼有些“哭笑不得”。

　　知识的本质是批判，而不是重复，这是陈兼最想让学生明白的。“我要花很多时间来打破中国学生的求同思维：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追求对错。”陈兼对学生的要求是多读书、多提问，并且不能只读看上去正确的书。“如果每天都知道一些相同的事情，那人类世界真是太无趣了”。

　　在开学初的课堂上，常常是陈兼讲得“激情四射”，而台下的学生只是瞪着眼睛望着他。每次遇到这样的场面，他就故意停下，留给学生“打断”他的时间。好在这种现象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中国学生也慢慢地敢于“站起来了”。陈兼课后为学生们特设的“办公时间”，人气也渐渐地旺了起来。

　　陈兼在交流中，常常需要面对学生“我学这个有什么用”的问题。他理解，面对一个全新的学校，学生多少冒着一点风险，“有些学生放弃了去国内名校的机会，一定会为他的未来考虑。”陈兼说，“其实我在康奈尔执教时，常常面对校友带来了好岗位却招不到好的人的问题。但学生可能不了解——不是发愁没有好工作，而是好工作发愁找不到人。”

　　按照上海纽约大学的规定，教授上什么课，有很大的自主权，只需要学校的教务委员会批准就可以了。学术相关性是陈兼决定授课时的考量，因为学生的知识关怀和现实关怀，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不久的将来，陈兼还将在上海纽约大学开设《中国面对世界》及《新冷战史》等课程。

　　教务长衞周安眼中的上海纽约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有13个专业，学生可以选1到2个专业方向。但这对于学生来说也只是开始。

　　我们为学生安排聚焦中国的课程，是因为我们认为，在中国的校园里，就应该关注中国。以我教授的中国历史为例，我非常希望我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这有助于他们思考未来，而对外国学生来说，了解中国历史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文化，并且以中国的视角来思考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强调，会贯穿整个核心课程体系。

　　我常常对学生说，历史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不仅仅教会你如何研究，还会让你思考你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对于我来说，了解我们在做事情时必须遵循哪些规则还不是那么容易，我不认为这是文化冲突。虽然我研究中国历史，但是我仍然认为，中国人和外国人有完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人往往会说，好吧，我知道了，我会去解决的。我会说，怎么解决呢？让我们找到解决的办法吧。我和我的中国合作伙伴有完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因此我们的团队一直在互相适应。我必须一直提醒自己的是，要建好上海纽约大学，需要时间。建好一所学校就像养育一个孩子，这个生长之中的孩子还面临着很多问题，需要找到好的解决之道。

　　当然不仅我们需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我们也正在努力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上海纽约大学教学，包括担任管理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因为上海纽约大学的半中半美，我需要考虑很多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比如我们面对的是不同背景的学生和家长，他们会怎么想，他们有什么需要。

　　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很难预测世界会怎么变化，这对教育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越来越多。培养学生对观点多样性和思想交流的尊重，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这正是我们中国和美国大学合作的重要的动力。我有一个非常乐观的目标——希望通过上海纽约大学的教育，让年轻人变成21世纪全球性的领袖。

　　这样的大学，还真有点不一样。

　　主动争取机会，太棒的一课！

　　对于上海纽约大学大二学生黄瀚涛(Hantao Johnson Huang)来说，刚刚过去的那个暑假，让他终身难忘——原本在特拉维夫大学交流的黄瀚涛，经历了两周多的哈马斯空袭警报。巴以冲突战事升级后，他不得不转移到伊斯坦布尔。

　　为了包括黄瀚涛在内的15名交流生能顺利完成交流学习任务，上海纽约大学特地从纽约派去两位教授，专门设计了一门名为“伊斯坦布尔”的课程，“这不仅是我上过的最棒的课，在纽约大学学生的成绩单上，估计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以下，就是他的讲述——

　　按照教学计划，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在暑假都可以选择到国外其他大学进行交流。我所在的商学院院长EitanZemel介绍的特拉维夫大学交流项目一下子就打动了我——以色列是世界上创业最好的国家之一，这又是一个以色列政府全额奖学金、讲授商业创业的课程项目。

　　但是7月1日，刚刚在特拉维夫大学开始上课，恰逢巴以冲突中几名以色列儿童遇害。当天上课教授就提醒我们当心，说可能会发生战事。但我们这些从来没经历过战争的学生，几乎没人把这句话当真。隔了一天，上午上完课回宿舍的路上就听到了防空警报拉响，我们还没反应过来，老师就拉着我们冲进了防空洞。

　　当时，我们都惊讶于以色列任何建筑下面都有非常专业的防空设施。更让我惊讶的是，防空设施里堆满了上千册书籍，以色列同学进去后都坦然地继续看书写作业。

　　随后，战事升级，每天早中晚要拉响三次防空警报，每次都会有炮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每当这时，我们就都去躲一下，结束后再出来正常上课。

　　第二周，战事越来越严重，新闻开始播报有极端组织威胁要用人体炸弹。此时巴以冲突的报道在国内也开始见诸报端，家人非常担心，但是身处其中的我和另外14个同学却并没有感到惊慌。纽约大学特拉维夫中心的教授还特地来看我们，带着我们15个来自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去享受当地美食安抚我们。

　　第三周周一，纽约大学特拉维夫中心的老师来通知我们：必须把东西都收拾好，准备好随时撤离。因为战事越来越紧张了，我们必须赶在机场关闭前撤离当地。上午刚刚听说这个消息，下午学校就替我们把签证办好，机票买好，当天就飞往伊斯坦布尔。飞到伊斯坦布尔以后，美国纽约大学又派了两位教授和纽约大学特拉维夫中心院长，特地为我们开设了一门名为“伊斯坦布尔”的课程，上午讲授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文化，下午就到上午讲到的地方去参观。这真是我上过的最棒的课，没有之一。

　　虽然在特拉维夫大学只有短短的两周多，但是这段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当地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勤奋的精神。

　　在我的很多同学中，毕业后进投资银行工作是首选，但是我们在以色列和当地学生交流时发现，他们更想要做的是创业。每次我们出于习惯问当地学生学什么专业时，很少有人说自己是什么具体专业的，当地学生常常既修金融课程，又修计算机课程、历史课程。

　　刚去时，以为我们的大学生活是很辛苦的，每天要学习到晚上一两点才睡，没想到他们比我们还晚，常常要到凌晨三点才休息，早晨7点半又起床去上课，和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项目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很多学生都觉得不适应。

　　如果要问，我在上海纽约大学学会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的回答一定就是自己主动争取机会的重要性。

　　在决定申请去特拉维夫大学交流以后，我就去特拉维夫大学官网上，把所有教授的简历都看了一遍，筛选了和我的学术兴趣比较相关的、研究方向和亚洲有关的教授。我给他们都发了邮件并附上简历，希望能够和他们进行交流，并能协助他们进行研究。

　　我一共发了40封左右的邮件，由于是暑期，只有8封教授回信，其中只有3位教授给了我Offer。这位特拉维夫大学商学院的Bamberger教授也是康奈尔大学的联席教授，正好在做中国付款和工资交付的透明性研究。见面和教授交流讨论后，我撰写了7、8篇论文梗概，并协助教授把其中一篇文章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Discoveries》学术刊物上。

　　在原先我受到的教育里，并不鼓励如此争取自己的机会，即便是高中时，也是老师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自己争取机会，主动学习，主动参与科研和社会实践，是在上海纽约大学被鼓励的。这次我交流时，我也遇到一个在特拉维夫一家私募基金做实习的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和我做科研一样，他的实习机会也是自己争取来的，我想这也算是自己主动去成就自己的一种创业精神吧。

　　我帮助Bamberger教授完成了他的研究后，教授主动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其实我并不在意这封推荐信能起什么作用，我想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