氛围、重视和热情

外交官摇篮里的英辩氛围

2006年，外交学院在第十届“外研社杯”英辩赛中夺得全国冠军，当时的两位辩手张京、徐鸿达，毕业后都已进入外交部，张京更是因担任两会翻译而备受瞩目。在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外交学院每年都参加“外研社杯”英辩赛，从未间断；而来自外交学院的辩论团队也屡创佳绩，捧回多个最佳辩手、一等奖的奖杯，直到今年的再次问鼎。

“除此之外，外交学院的学生还需要具备各方面的心理素质，包括反应和机灵度，辩论是非常好的锻炼渠道。外交学院一直强调‘高特小’，亦即高端、特色鲜明、小而精地培养‘爱祖国，知世界；精外语(课程)，通专业；复合型，高素质’的优秀外交外事人才，辩论的训练过程和外交学院的人才培养定位很契合，我们学校因而特别重视英辩赛。”外交学院院长助理孙吉胜教授说道。孙老师曾担任6年的英语系系主任，亲眼目睹了学院对英语辩论的支持从态度上的重视，一步步地走向了机制化。

重视英辩与机制建设

外交学院英语系主任石毅副教授回想5月24日上午的全国总决赛时说：“全国总决赛四强决赛的上午，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一个研讨会，要做主旨发言，正准备上台，带队老师杨悦给我发了个短信，说‘总决赛开始了’。上台后我告诉参会的同行自己特别紧张，但不是因为发言，而是因为我有两个学生正在打比赛。”

她口中的两个学生、本届“外研社•京东杯”英辩赛的两位冠军辩手里，马知遥是她作为本科生导师指导的学生之一，苏雨欣则是她到重庆外国语学校亲自招来的保送生。她还是十年前在“外研社杯”英辩赛夺冠的张京、徐鸿达团队的指导老师之一。

正因为英语辩论与外事人才的培养可以这样亲密地契合，因而外交学院拥有天然的英辩气氛，对扶持英辩的机制建设也高度重视。据孙吉胜老师介绍，外交学院最初只是对学生进行赛前辅导，在发现比赛对学生各方面的提高都十分有帮助，便越发重视起来；从成立英语辩论队，到组建专门的教师团队，再到开设英语辩论课，并成立了英语创新实践训练中心，统领所有的英语学科竞赛活动。

在设立英语辩论课程方面，外交学院在国内应该属于较早的一批。英语系主任石毅老师提到，英语辩论课程是在2010年正式开设的，从一开始针对英语系小范围、集训性质的授课，到2011年大规模的对学院各专业全体学生开放，英语辩论课已经成为学院最受欢迎的选修课之一。2010年到2012年间，石毅老师与目前辩论团队的主要成员杨悦和冉继军老师共同申报并完成了院级重点教改立项“语言•思辨•视野——议会制辩论式英语口语教学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辩论语料库和比较完整的教师梯队。在英语系的组织和几位高度热情的学生辩手推动之下，挂在学院团委之下的英语辩论协会也得以成立。以学生社团的形式，通过定期训练、联络校外培训师及知名辩手、组织工作坊和研讨会、以及与其他高校共同组织辩论集训等途径，将学校里的英辩气氛烘托得更加轰轰烈烈。

石毅老师指出，“现在我们仍面临英辩教师梯队的建设问题”。目前外交学院英语系教师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在本科及硕士期间英语专业修习的基础上，博士期间在其他专业有所拓展。这样可以在授课和赛事辅导等方面融合进相关的专业内容。目前仍需要后续有更年轻的教师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和热情，以形成可持续的教师梯队。在学生团队建设层面，目前以老带新的状况还不错，大三学生会更多参与比赛，而大四学生会辅助教师训练辩手，并参与一些组织协调工作。

以热情浇灌的事业

杨悦老师和冉继军老师是外交学院当前辩论教师团队的主力。除讲授英语辩论课之外，指导教师还负责常规辅导及带队比赛。平常训练本身就很耗费精力，带队出去比赛的时候，一方面抽到了辩题要辅导学生，另一方面辅导完学生还要兼做裁判，如果是主裁还需要做评议，是件相当辛苦和烧脑的事情。

“但是我们这两位老师，确实是兢兢业业、毫无怨言，辩论的组织和联络工作都做得很出色，所以现在国内的辩论圈里对他俩也比较认可。在去年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精英赛上，杨悦老师被邀请做为指导教师代表在开幕式发言，她还曾担任第十七届辩论赛华北赛区总决赛的副裁判长，冉继军老师也曾先后担任外研社杯辩论赛的副裁判长以及联合裁判长。”石毅老师对刚刚带出一支冠军队伍的这两位教师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大部分英辩事业的参与者，不论是辩手、指导教师还是裁判，都是出于热情而投入其中；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外交学院也在尽最大的努力维持和保护参与者的热情，对教师和学生提供与机制建设配套的经费保障，全力支持教师和学生参加比赛。英语系建立了与学科竞赛相关的激励机制，奖励获得优秀成绩的学生与指导教师，以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石毅老师说：“我们一直特别重视学科竞赛，我们的学生也确实很优秀，必须给他们一个很高的平台。”

冠军辩手是怎样诞生的

从初识辩论到渐入佳境

外交学院以往的辩手大多是大三的学生。学生在前两年学习中主要打好坚实的语言基本功，并在大二下学期就能够选修《英语辩论》课程，其他外交外事拓展课程在大三以后才开设。从心智的层面上看，大三的学生也相对大一、大二学生更加成熟稳定，包括看问题的角度、对比赛的心理承受力、以及对现场的掌控能力等。然而，苏雨欣和马知遥今年是作为大二学生夺得了冠军。

苏雨欣这样描述自己刚入校初识英辩的情景：“当时学校的英辩协会在招新，参加面试就跟着学长学姐开始训练，我大约花了半年的时间熟悉了议会制辩论的赛制以及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大一下学期开始参加一些工作坊和地区的小型比赛，渐渐地就进步比较快了。”

在马知遥的描述里，并非所有英语辩论协会的成员都能从始到终。英辩的整个过程会对一个人的思维和语言产生越来越高的要求，辩手会感到很累，并且思考中常常需要去挑战自己惯有的思维，这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所以一些人会慢慢放弃。“我开始辩论的时候，非常喜欢讲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一些非常极端的案例。尽管听众会觉得很好笑，却没有太多的内容。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会调整不过来，但最后还是觉得辩论本身使我受益更大，渐渐也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就坚持了下来。”

“我第一次辩论的时候想了很久就说了五分钟，最后实在无法完成，特别尴尬，”苏雨欣因此把自己能坚持下来归结于“脸皮比较厚”。然而即使一开始无法完成，苏雨欣也还是在去年入学不满一年时就代表学校参加了“外研社杯”精英辩论赛，并打入八分之一决赛。“当时觉得辩题很难，很多都是关于国际关系的。我记得有缅甸，而我连缅甸那个词都读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其他还有包括埃及宪法的问题。当时我和我的搭档都特别不熟悉这种问题，被淘汰出局后特别懊悔没有多看新闻。而现在当我比赛和辩论的经验多了之后自然而然的，考虑辩题的时候就比以前更有体系了，做分析也要细致很多，会分很多层次和结构，然后再填充例子和做类比。”

同去年一样，今年也有让两位辩手觉得印象极深、“怎么都准备不到”的辩题。“那是在循环赛第六轮，辩题是This house believes in a world where all the new born babies are female（本院支持所有新生儿都是女性的世界）。 它假设世界上具备性别选择、人工代孕等一系列的繁殖技术，然后在这样的前提下，相信会出现一个全是女性的世界。”

即使那个场次已经结束，也还是能看出这个辩题曾经给马知遥带来的纠结和后续的反思。“我觉得这样的辩题首先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权主义，不管辩正方还是反方，都不能把思维局限在原有那些对女权主义都适用的角度，而是要试着去想一些别的东西。那一场我们是反方，真的不知道要辩什么，最后主裁也觉得我们的点很不相关。这样的辩题会让我觉得自己对辩论的理解还不够深、思考还没有那么全面。辩论不仅是要非常严谨、系统和细致地去思考问题，而且需要思维的弹性和想象力，去发掘一些超出正常理解的东西。同时在自己平时的阅读当中，不应该只把关注度放在国际政治、热点以及其他一些理论上的东西，看一看文学，甚至童话，能够帮你更充分地了解这个多元的世界，去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来捕获我们精神世界的多元性。”

关于那场半决赛

半决赛“This House supports global free movement of labor”（本院支持全球劳工自由流动），是苏雨欣对自己比较满意的一场。“让劳力在全球自由地流动，就是要取消各种护照、签证等等壁垒，让你能在全球的任何地方工作。我们是反方下院，把原则问题讲得很清楚：并不是因为有人权，就想去哪里都可以。一个国家还是有自己的主权和重心，要把自己的国民经济和国民福祉放在第一位，对自己的人民负责。我们把这个原则分析出了好多个层次。结束之后裁判们都说这一点分析得很清楚，因为其他人都在讨论完全的劳动力流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而我们是唯一从原则上来讨论到底应不应该有这样完全的劳动力流动。”

半决赛这个场次，尽管同样是马知遥觉得“最对得起自己和队友”的一场，但他的缘由却在于另一个层面：“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要求不是赢下每一场，而是每一次都能真正做到竭尽全力。半决赛那一场，在听完正方上院的陈述之后，我的内心非常慌张——真的讲得太好、太有道理了。对于为什么现实中需要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为什么一个人需要被给予更多机会、为什么仅仅因为某个人出生在穷国就不给他机会等问题，讲得都很棒，让我内心觉得这样的价值观才是对的。但是在现场我又一直在告诉自己：不能这样，这样就完了。另外，我跟苏雨欣在赛前准备的时候，对这个辩题的理解是有分歧的。她觉得更多应该讲原则方面的问题，而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去讲实际的事情，最后我们两个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的办法是，她陈述的时候讲点我想说的，更多地讲她自己的；我上去的时候把她讲的东西换个角度烘托清楚，同时多补充一点我想讲的，这样我们各自准备的东西都能被讲到。所以首先，在这个场次里，我在心理上见证了自己从不够稳重到沉稳、从青涩到相对成熟的转变，也就是在听到对手做了这样能说服我的陈述之后，我还能够调整自己，能思考怎样予以反驳、并且跟他们有交锋。第二是从辩论的角度讲，我知道了跟队友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要怎么样把这些分歧调和到一起，让裁判觉得我们是互补而不是内部有分歧的。”

苏雨欣和马知遥已经在合作中形成了一套大致的分工体系。在面对一个辩题的时候，先商量一下这个题需要辩什么，在现实中的情况怎样，往往在这个步骤上会有一些分歧，经过沟通缩小分歧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会进行得很顺利。擅长给出贴近辩题、切中要害的论点的苏雨欣会抛出所有的点，马知遥会将它们理出最主要的部分、分清结构和层次，套上不同的标签，类似于写论文要有大标题、小标题和内容，马知遥就是那个给出小标题并分层的人，再把做好的材料返回给苏雨欣，她准备发言稿，马知遥再开始想对方会讲什么。在面对分歧的时候，马知遥表示，十之八九还是辩论经历更多、论点充足而详细的苏雨欣会说服自己，尽管最后的结果也许不一定是对的，但他还是会选择相信队友。

关于指导教师

苏雨欣表示，指导教师以鼓励与引导为主，会提醒最近有哪些大的事情，辩手要自己去做调查并做好准备。即使老师非常忙，也会常规性地让他们辩论，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我们出去比赛，老师不会提出硬性的要求，成绩好与不好都表示鼓励，不会给我们太大的心理压力。所以在辩论上，老师对我们的支持都是挺大的。”

根据冉继军老师和杨悦老师的介绍，外交学院英辩课程开展的主线是英国议会制辩论赛制下的角色分工。在他们看来，辩手最需要的是比赛之后清晰的细节反馈，需要注意场上的变化、与对手的观点要有交锋，也就是两位冠军辩手也一直牢记在心的“偷师”和“观点交锋”。

“杨悦老师和冉继军老师会经常提醒我们辩论中需要注意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一定要去说政策潜在的负面影响，就是一个政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它有多么大的问题；二是交锋，就是两边要你来我往，不能只是各说各的。随着参加的比赛次数变多，遇到的问题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发觉老师们一直在说的这两个东西很重要。”马知遥如此总结，而苏雨欣也认为，辩论中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这两个问题。

关于对手们

在提到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辩手之时，两位冠军辩手异口同声说出了本届大赛最佳辩手之一、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辩手李煜的名字。

马知遥在大一的时候就跟李煜一起辩论过。“当时大家水平差不多，但是大一下半学期那一个半年，我还是在原地踏步，他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华北赛的时候，我就经常找他交流学习，探讨各种问题，比如说首相的陈述要注意的细节等，或者就一些比较有特点的辩题进行切磋。他每次都非常耐心，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本届大赛拿到全国亚军的清华大学两位辩手周星艺和华闻仪同样让马知遥印象不浅。“从他们那儿，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尽管不是我问他们具体要怎么做，但是跟他们辩论和交流了几次，我会观察他们在结构上的、或者抓辩题的核心思路。一开始当然是囫囵吞枣、生搬硬套，但慢慢调整，确实对形成我自己的思路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个要提的是四川大学的李嘉欣，她在这次比赛也拿了最佳辩手奖。她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应非常快，比如辩下院的话，她会非常清楚地抓到上院有什么没讲的东西，然后自己来讲。第二就是她辩论的策略和经验比很多辩手都高出一截，会把上院没讲清楚的东西进行阐发，而且讲的要比上院好很多。

关于“偷师”

在提到自己队伍的特点的时候，苏雨欣表示是“到处偷师”，这也是让冉继军、杨悦两位指导教师颇为欣慰的一点，即“抛下胜负心，一定要了解反馈”。“找辩手偷师，找裁判偷师。像马知遥永远都会说‘我还有最后一个严肃的问题’，哪怕中午裁判要吃饭，我们也一直跟着他问，也向其他辩手、向各种人学了好多东西。”

“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我们现在的状态，”马知遥则如此说道，“因为和很多优秀的队伍相比，我们确实还没有很明显的特点。但就我个人而言，确实学习了很多人的优点，所以不管辩什么样的题，多少都能用上一点，不至于崩溃。”

辩论圈子里的人一直都在探索提高的方法，苏雨欣认为，首先必须要足够勤奋。除了赛前的准备，更宝贵的东西还在于平时，每天看各种报纸、时评，把知识的积累当成生活里的一种习惯；无意间看到的一本好书、好观点或者例子，指不定哪天就会排上用场。

“首先在比赛期间，我觉得心要静、手要稳，”马知遥给出了心态上的建议，“永远相信所有的辩题你都会，自己的方法都对，不管怎样都不要慌张。有可能在比赛前你什么都不知道，但在场上听了别人的陈述后会有新的想法。但如果你很慌张，肯定是什么都不会知道。

“第二个，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其实有一部分辩论的人尽管很厉害，但是他们不那么愿意向别人请教、去正视自己的不足、去非常直白地承认别人独有的优势，这样进步会比较慢。应当调整这种心态，不管裁判给你的反馈你觉得有道理还是没道理，都应该尊重他的意见，请他把他的视角讲清楚。这些东西有可能在一场辩论里还不能加深你的理解、调整你的策略，但可以帮助你在下一场辩论中产生不一样的视角。这些机会，都源于你自己心态上的一些改变。”

辩论带来的不止是语言的精进

思辨能力是可迁徙的能力

“我们学校前段时间邀请一位在联合国做人权工作的校友做讲座，她说做人权工作需要不停地与别人反复磋商。如果学生接受辩论的训练，就会慢慢地培养出一种‘以理服人’、‘宏辞论道’的气质。这不是强词夺理，而是有理有据、款款道来。短期内也许不明显，但是经过周期的训练，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外交学院院长助理孙吉胜老师对以辩论提高学生整体素质这一方法青睐有加，“外交学院学生的团队精神也通过辩论得到了培养，虽然最后是两个人代表学校，但是在平时的训练里，是一个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完整团队。”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孙吉胜老师在当年负责英语系工作的时候，也告诉自己的学生，哪怕最后不能代表学校参赛，训练过程本身也能带来很大的提高，而这并不仅仅指语言的精炼度。“从十年前到现在，优秀的辩手们后来无论是到其他学校读研究生，还是到外交部参加工作、到国外攻读博士，都发展得很好。”

石毅老师说：“像我们第十七届‘外研社杯’比赛获得最佳辩手奖的闫子豪同学，在从英国肯特大学交换学习回来后，就特别兴奋地跟我说起他在肯特的一件事。他选修了一门阅读量很大的课程，任课老师在听他做了一个课上发言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以前做过辩论？能看出来你解题的思路，对于材料的掌握、解读，陈述的方式等等，应该在这方面有很长时间的训练。’闫子豪当时特别吃惊，不久他加入了肯特的辩论协会，在即使与母语是英语的辩手相比，他也表现得十分出色。”石毅老师也因此更加坚信，要好好抓辩论的教学和培训。“哪怕将来从事非英语工作，思辨能力也是可迁徙的能力，是一辈子都可以带着走的能力。现在教育部明确要求学生要具有创新能力，而思辨能力是创新的基础，批判性思维做不好的话将来想要创新是很难的。”

消除对辩论的误解

“辩论应该是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马知遥希望大家消除对英语辩论的误解，“从本源上讲，它还是出于对人们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的尊重，以及渴望聆听不同意见的诉求，而不是锻炼强词夺理、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能力。”

在他眼里，甚至超强的英语能力也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些人觉得，英语不好怎么能辩得好呢？这些真的都是误解，都是刻板印象。最重要的东西并不在于英语好不好，而在于要去辩论的动力。这不是大家在一起争吵，而是要走出自己的道德思想困境和心理舒适区，去聆听并尊重别人不一样的意见。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为什么在他们的角度和世界观里某一样东西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这些其实是在丰富你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不是证明我的选择一定比你的选择好，而是针对这一件事，我的方案可能比你的好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更应该接受我的方案，这就可以给我们的沟通方式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

马知遥希望像外研社这样非常有影响力的平台能够继续去改变人们对辩论的误解，让更多想辩论、喜欢辩论、但是觉得自己不能辩论的人能加入进来，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赢得奖项，但至少它能改变人们交谈的方式。“你的世界观会不一样，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思考和意见；对于整个社会或者是国家来说，大家都会变得更加理性。”

今年9月10日，外交学院将迎来建校60周年华诞。在这60周年里，这所学校已经为国家机关、新闻媒体、金融系统及企事业单位输送了许多高质量人才；在近十多年间，也连续为“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送来十分优秀的辩手。作为一所办学特点鲜明的高校，外交学院敏锐地察觉到了英语辩论与学校人才培养的契合关系，并自上而下给予了积极的扶持。能持续出现优秀的辩论团队一定不是偶然，一整套有机有序的运转机制才能保证风景长期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