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要解决国家层面的“人才增量”问题，重中之重就是立足本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尤其是创造条件扶持年轻教师的成长。

　　2015年11月，国务院正式启动中国大学“两个一流”建设方案。如何有效地提升大学的竞争力，大多数高校将目光转向了高层次人才引进。高校之间新一轮“人才竞备”再次袭来。

　　在各种评估体系中，大学不得不经常“盘点”自己的“家底”，其中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往往携带着大量的荣誉，这是一种典型的符号权力，意味着一种绝对的稀缺资源，因此也迅速成为各大高校的“猎取对象”。

　　一手抓培养，一手抓引进，这是各个大学恪守的通行做法。虽然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两只手既要讲平衡，也要讲协调。但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负责人才工作的两只手逐渐失衡了，大学更倾向于在引进人才上花大力气。再看看每个大学预留的住房、办公场所和行政岗位，也多是为引进人才而备。一个大学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当一大部分资源向引进人才倾斜时，原有的人才开始不平静了，甚至也开始躁动了，纷纷萌生了“跳槽”的念头。于是，大学之间“相互挖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用“没有硝烟的战争”来形容今天的人才争夺局面，再逼真不过了。

　　相信大学校长都明白，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工程。然而，现实的复杂性却远远超出了大学校长的“科学规划”。在各种“看不见的手”的隐性指挥下，负责人才工作的两只手逐渐凌乱了，没有了章法。当我们批评大学的急功近利时，更不能忽视运行于这个社会深层的一种行政性、官僚性、结构性的急功近利。

　　这些“看不见的手”就是强加在大学之上的各种评价体系，尤其是各种违背学术生产规律的行政指挥，以经费当诱饵涂抹着大学的发展蓝图。要知道，这些经费往往携带着明确的考核指标，比如学科排名指标和高层次人才数量。然而，在考核问题上，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耐心，通常都设定了三年考核周期，完成指标方可获得后续滚动资助。要在三年内培养出高层次人才，谈何容易？重压之下，唯一“切实可行”的发展“捷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引进人才，其结果就是带来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甚至浪费。

　　在地方思维和行政思维暗中干预下，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被部分地架空了。地方政府需要知名大学提升本地形象，而提高大学知名度的最快方式就是引进人才。地方政府深谙此道，在经费预算上往往会划拨一大部分指定用于“人才队伍建设”。大学如何在短时间内“突击花钱”，又如何在短时间内提高声誉，其共同的答案是卷入全国性的“挖人大战”。结果是，高层次人才被明码标价，水涨船高，人才引进已经不是自由流动那么简单了。

　　人才流动的恶性竞争，同样离不开高校本身的政绩思维。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行政权力开始主导“大学之道”，人才引进已经和政绩工程联系在了一起。培养或引进多少高层次人才，是组织部部长压在人事处处长和学院院长那里的“硬性指标”。在政绩工程面前，为官一任，谁来为大学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两个一流”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教育强国。教育强国，并非意味着某个学校或个别学校的强大，而是一种整体性、全局性的强大，是教育事业对国家“两个一百年”计划的根本性承诺和使命。因此，如何解决“人才存量”和“人才增量”的关系问题，是每个大学都必须反复思考的“两个一流”建设命题。不得不说，如今的“挖人大战”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存量思维”层面，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内部的、局部的、工具性的人才流动和资源调整。

　　在资源配置效果上，如果说“人才存量”是物理反应，那“人才增量”则是在寻求一场普遍的、深刻的化学反应，而“增量思维”无疑是“两个一流”建设的主导思想。如果不能站在国家立场上正视总体性的“人才增量”问题，那这场人才争夺战势必陷入无序、混乱、没有格局的恶性竞争。

　　显然，要解决国家层面的“人才增量”问题，重中之重就是立足本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尤其是创造条件扶持年轻教师的成长，这是解决人才增量的主体路径。在引进人才思路上，也要高端定位，长远谋划，最大限度地考虑引进人才对现有团队和青年教师的带动效应，而不是将其作为“装饰门面”的外在符号。（作者刘涛，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