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我出生在河南省南阳专区内乡县的罗冈村。1946年，我考入同济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系的行政法专业。1949年毕业后，我先后在中共上海虹口区委、中共上海市委工作了七年。1956年，我向组织提出了重新到大学学习的要求，得到了批准。经过考试，我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在哲学系就读本科和研究生班。从此以后，我就和人民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也同人民大学的命运起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59年12月毕业后，我留在哲学系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196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成立，学校任命我担任伦理学教研室副主任，负责教研室的筹建工作。从1960年到1963年，伦理学教研室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整理编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道德的有关论述；讨论和制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在编写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编写了繁简不同的两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在本科生中开设伦理学课程，这是第一次在新中国的高等学校中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由我和许启贤担任授课教师。两轮讲授之后，我个人在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又独立编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稿，共30万字。

　　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师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我个人以至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都停止了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我又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同宋希仁、马博宣等同志一起恢复了伦理学教研室的教学工作。当时，伦理学教研室的工作主要是编写了一本全国通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举办伦理学学习班，为社会培养伦理学人才；建设伦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为培养高层次的伦理学人才作出贡献；开展科学研究，先后建立伦理学研究所和道德科学研究院，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1987年，在教研室同志们的努力下，建立了伦理学研究所，同社会、企业加强了联系。1996年，以伦理学教研室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道德科学研究院。1996年，伦理学研究所同日本建立了联系，使研究所的同志有机会到日本去访问。1997年，道德科学研究院、国家教委社科中心同英国威尔士大学联合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扩大了道德科学研究院在国内外的影响。1989年以后，教研室的同志先后到国外进行学术访问，还多次到我国台湾地区参加有关海峡两岸的学术讨论会。

　　从1960年伦理学教研室创建伊始，到1978年该教研室恢复，我都担任教研室负责人。一直到1983年，我被任命为哲学系主任，才辞去了伦理学教研室负责人的职务。担任哲学系主任之后，我着力在学科建设、教材编写和人员充实这三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一方面，着力加强学科点建设。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是国务院第一批批准设立的博士点，而伦理学更是全国唯一被批准的博士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得了最早一批的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所有二级学科都获得了招收博士生的资格。为了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为更加全面发展的哲学系，我们还特别呈请教育部批准，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增设了全国唯一的伦理学专业，招收伦理学专业的本科生。与此同时，逻辑学、美学和自然辩证法等专业也都充实了新的力量，从而使人民大学哲学系重新站在全国哲学系的前列。

　　此外，为恢复人民大学哲学系在全国教材的领先地位，在加强教材建设过程中，我们一方面修改原有的教材，使其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组织各个二级学科的教师编写新的教材。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哲学系成立后的十年是人民大学哲学系发展、壮大的时期，那么，80年代到90年代，可以说是哲学系建立以来的第二个迅速发展和再度辉煌的时期。

　　在整整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我在人民大学的岗位和扮演的角色不断变化，其间还于1985年8月到1995年7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并兼任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一职。但自始至终，我都没有离开伦理学的教学、研究，没有离开伦理学领域的所有重大活动。就我所关注的伦理学方面的重要问题来说，大体集中在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集体主义原则、正确对待传统道德、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如何对待西方伦理思想等五个方面。

　　我个人的伦理思想的形成，大约是从1962年编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和给学生讲课、撰写讲稿开始的。之后，经过《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传统道德》、《中国革命道德》、《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的编写，形成了我“新德性主义”的伦理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德性主义”的伦理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优良的传统、浓厚的学术底蕴、严谨的学术氛围和同志间的关心友爱，使我从一名普通的哲学爱好者、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现在，虽然我离开了教育工作的第一线，但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员，我觉得自己永远有责任和义务，为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继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做出自己的努力。

　　（本文摘编自《求是园名家自述（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