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与纯粹的文字书写相比，形象史学无疑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研究者可以运用图形和图像资料，更为清晰地阐释自己的思路，而且其研究成果也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学科的兴起，传统的研究和叙事模式既面临挑战，同时迎来重要的变革契机。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提出的“形象史学”新概念和新模式，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形象史学”拓宽研究视野

　　人类记载自身历史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语言、文字等为载体的记述方式，二是以图形、影像等为载体的描绘方式。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前者就成为人类记忆历史的主流方式。在研究手段上，数千年来，历史学者主要依赖传世的文献资料。正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韩丛耀所说：“对于有着数万年历史并保有大量原生态信息的图像描绘方式，却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科学解读。”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的部分学者提出“形象史学”这一概念，创办《形象史学研究》杂志，以期“对这一新的研究模式进行不断的探讨和实践，以确定‘形象史学’具体的学科范围，构建新的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晓在杂志“前言”中指出，所谓“形象史学”就是“把形与象作为史料，用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具体来说，专门指传世的岩画、造像、铭刻、器具、书画、服饰等一切实物，作为证据，结合文献来考察史实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他认为，“形象史学”也许可以成为继王国维二重证据（传统文献、出土文献）法、第三重证据（口头证据）法之后的一种新方法。

　　“形象史学”不同于图像证史

　　近年来，随着现代图像学、视觉研究、新文化史的传播，国外文化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被介绍到国内，尤其是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一书，在中国历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图像证史的研究热潮，利用形象材料进行学术研究，已成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方向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中玉认为，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图像证史的“危险性”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一些研究者缺乏艺术史领域的知识，难免在使用形象材料上存在误区，即要么把图像材料当成插图来使用，要么把图像材料作为文献材料的旁证，以弥补文献材料的不足。

　　孙晓认为，就历史研究本身来说，他们所说的“形象史学”，既不同于艺术史研究中侧重于符号学或阐释学的形象分析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图像著录。此外，“形象史学”与西方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图像证史”也有区别。“形象史学”并非把历史形象作为唯一的证据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而是对形象的生产领域、传播途径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形象与传统文献、口头传播联结起来，构筑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借以探讨中国文化史演进的基本脉络。因此，“形象史学”并不局限于分析形象本身的文化和历史意义，而且超越了传统的精英文化史学的范畴，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拓展性。

　　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存世的各种史料信息，尽可能多地揭示历史真相，为时人和后人保留一份尽量真实可信、全面公正的历史记忆。从历史研究成果的表述来看，与纯粹的文字书写相比，形象史学无疑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研究者可以运用图形和图像资料，更为清晰地阐释自己的思路，而且其研究成果也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目前，“形象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逐渐受到史学界关注，但最终能否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尚未可知，其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除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以外，这一新概念和模式如何准确应用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周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