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给一个国内高校中层干部的国外培训学习班做翻译时，遇到一个学员问了一个我认为堪称是高等教育圈子里的“终极哲学问题”的高水平问题。

　　当时授课的主讲人是教务长兼学术副校长，到了提问环节，他说乐意回答大家提出的任何问题。有一位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大意）：加拿大大学教授的准入制度和其他西方大学一样严格（指tenure-track），教授们写科研论文也没有一篇SCI文章给多少钱这样的奖励政策，更没有教授可以随便从科研经费里拿钱。但是他们还要上课，带学生，作研究，工作很辛苦。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这么认真工作？说得功利点，why do they want to be professors？（教授们为什么要做教授？）

　　问题一出来，顿时场内的听众都提起了精神，大家抬起头，盯着他，想看这个在学术圈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教授兼大学高管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感兴趣，因为我的导师——当时还是个助理教授，在组会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每周工作80个小时。关于高校的教授工作压力大，获得经费难，工作小时数太多的讨论几年来非常多。

　　教务长思考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There must be a reason the professors want to be professors.”（“教授们之所以做教授，一定是有原因的。”）好一个终极回答，既是个深奥的答案，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后来又解释了一些原因，具体的内容我忘记了，大概的意思总结来说就是：教授们选择职业的出发点和任何人一样，当然是兴趣。既然做了这一行，当然又有职业操守的规范，那就自然要让自己的工作尽量保持在一个高的水准之上。

　　我理解中西方教授生存环境、工作环境、薪酬分配、学术评价等方面的差异让这个问题在中国变得复杂，在洋人那里又看起来很简单——首先，教授们选择做教授，自然是对于做学术研究有兴趣。虽然教授这个群体，尤其是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群体的长时间工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从做助理教授的第一天起，他们可以拿到一份已经算是体面，又足以让他们不必担心衣食住行的合法收入——助理教授和副教授、正教授的收入，差别没有很离谱。

　　其次，教授在西方国家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虽然近十年来受尊重程度有所下降，而身处其中的人，仍然可以因为自己的工作得到社会的承认。

　　第三，职业操守和同行评议的制度确保了教授这个群体里，不珍惜自己的声誉的人比例不高。职业操守是指某个职业内的人士对于从事此项工作所必须遵循的伦理与道德标准。作为一种专业人士（the professional），教授同样要遵守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所必须具备的操守。操守的最底线，也就是“在其位，谋其政”，做你工作责权内该做的事，教好书，作好研究。它贯穿了教授职业生涯的始终，既是悬在教授们头上的大棒，也是他们眼前的那筐胡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