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已经喊了多年，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使得学校难得自由，进而使学校的管理者和师生也难得自由。

　　教育自由即教育实践活动的自由与自主。就我国教育自由现状而言，情况很不理想。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在“戴着镣铐跳舞”，教育主体不论是学生、教师、家长，还是校长、教育行政官员，很多人都感到深受束缚，都感到不自由、不自主，都感到不快乐、不幸福，我国的教育自由现状亟待改善。

　　教育自由有两个层面。其一，整个教育系统（包括教育行政系统）相对于其他社会子系统所具有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但在我国却是稀缺而珍贵的。其二，教育系统内部不同教育主体所具有的自主性，如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学术自由权，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学习自由权、表达自由权，以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等等。

　　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在执法层面，法定的教育自由或权利需要落实。如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已经喊了多年，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使得学校不得自由，进而使得学校的管理者和师生也难得自由。在立法层面，法定的教育自由或权利需要拓展。在权利的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条件越来越成熟的情况下，应该把一些还没有被法律承认的应得自由（亦即利益和权利）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通过法律手段予以确认和保护。

　　教育自由的本质是教育的人道主义。教育现代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教育公平与教育自由是教育现代性之价值理性的集中体现。

　　教育也是一种生产活动，其最终产品应该是人的自由与解放，是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是人的生命的舒展与欢畅。教育不仅要有好的结果，还要有好的过程。自由与解放应该是教育的结果，更应该是教育过程中每个人分分秒秒的细微感受。除了教育场域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侵权外，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如此多的学校、教师、家长目中无“人”，眼里只有“分”，片面追求升学率带来了人的异化，而不是人的解放。

　　教育自由的保障是教育民主，包括刚性的民主管理制度和柔性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教育中，刚性的民主管理制度是指教师、家长、学生、社会人士广泛参与教育决策的制度，管理团队集体决策的制度，以及行政教育管理信息公开与监督制度等等。其中“参与决策”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民主的本意”，是教育民主的核心内容，不容偏离与置换。柔性的教育民主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道德精神。刚性民主与柔性民主都很重要。不仅要在教育管理中健全各种民主决策制度、扩大决策范围，而且还要在干群之间、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建立并推进民主平等的关系。

　　具体来说，要通过限制教育行政权力保障教育公平与教育自由。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其一，通过实体立法限制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实体立法确定教育行政权力的边界，使之不得逾越。

　　就我国而言，需要分解和转移传统的教育行政权力，并予以法律化，把权力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进行约束。教育行政权力的分解和转移——政府向学校“下放”权力，向市场“转移”权力、向第三部门“转移”权力。这三者意味着教育行政职能的转变，其中的关键是给学校放权。

　　其二，通过程序立法约束教育行政权力。教育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一定的行政程序。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应视为无效。在以法治原则作为背景的行政权行使过程中，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发展与行政权作用的扩展基本上呈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教育行政程序制度主要包括行政信息公开制度、行政告知制度、行政听证制度、行政回避制度、行政决策制度和行政救济制度等几种。

　　其三，通过建立行政问责制度约束教育行政权力。行政主体必须对自己的行政行为承担责任。教育行政问责制是指对教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授权组织）及其责任人履职情况进行合理质询或责任追究的制度。其实施有利于提高教育公务员的责任意识，为我国教育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